希腊注定是欧元区中“木桶定律”中那块最短的木板。从2009年的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到债务危机加重，再到2014年开始的希腊退出欧元区危机，这个国家始终处于多事之秋。如果希腊真的退出了欧元区，那么就有可能出现“羊群效应”，发生其他欧元区国家紧随其后退出欧元区的情况，欧元区的未来走向扑朔迷离。
反观欧元区建立的理论基础，即罗伯特・蒙代尔教授提出的最优货币区理论，理论核心就是欧元区国家先建立统一的货币联盟，进一步建立统一的经济联盟，最后实现统一的政治联盟。从1999年开始，欧元区各个国家完全实现了统一货币联盟，正在建立统一经济联盟过程中。但是，希腊退出欧元区，以及多年以来的由于建立欧元区带来的多个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无疑让我们开始质疑最优货币区理论的正确性。欧元区的建立是符合和顺应历史规律的吗？最优货币区理论是否有存在的必然性和正确性？欧元区将何去何从？
从理论基础的角度看，最优货币区理论存在的前提假设就是，各个国家的经济甚至是政治是无限开放的，即货币区各个国家要不同程度地放弃本国的经济独立性和政治独立性。根据克鲁格曼的“三元悖论”理论，采用最优货币区理论的成员国家放弃了货币政策独立性，获得了资本可自由流动以及浮动汇率制。欧元区设计的时候本来是让各个国家放弃本国货币政策独立性，同时放弃货币发行和铸币税的权利，出现货币危机的时候由欧洲央行作为欧洲统一的中央银行进行货币政策的制定和调节。但是，事与愿违的是，当出现经济危机的时候，各个国家因为没有货币政策的调节手段，由于欧元区没有形成经济联盟和政治联盟，又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调节机制，只能依靠各个国家本国的财政政策进行调节。在得不到持续的欧洲央行的援助后，成员国只能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来拉动本国经济增长，但是直接的后果就是进一步扩大了财政赤字，使得债务危机加重。
从未来发展的角度看，欧元区本来的设计是从货币联盟过渡到经济联盟，最后到政治联盟，欧元区就成为一个巨大的独立国家。如果最终按照最优货币区理论实现了，债务危机就可以迎刃而解。但是，经济联盟乃至政治联盟可以最终实现吗？欧元区的风险在于两个方面，一是货币联盟在缺乏政治联盟支持的情况下不能长久存在；二是因为没有共同的政治认同感，欧洲国家难以缔造政治联盟。因此，欧元区缺乏它所需要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对此，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来分析。
从经济维度看，希腊债务危机的背后，其实隐藏的正是欧元区的经济失衡，这种失衡则是德国这样的强势国家与希腊这样的弱势国家之间的矛盾。德国作为欧元区最大的出口国，和希腊、葡萄牙、意大利等贸易伙伴之间产生了巨大的贸易盈余。德国就如同一个“制造国”与“出口国”，希腊等国则处于“消费国”的地位。事实上，德国通过了购买国债等方式，也助长了这些友邦的无度消费与借贷。其结果就是，德国这样的欧元区最发达的国家不断补偿希腊等欧元区拖后腿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经济和政治联盟的实现可能性很小。如果欧元区想一劳永逸地解决经济疲弱的问题，需要建立一个真正的转移支付联盟，即税收能从德国等富国转移到希腊等穷国。但这不可能发生，因为希腊和德国彼此不信任对方，现实的政治联盟难以达成。欧洲北方国家会勉强同意向南方国家延长贷款期限，但他们不会赞成一个转移支付联盟。这是由于，一方面他们相信希腊和意大利等国家经济陷入困境，不能通过本币贬值和通货膨胀的方式来减轻债务负担，因此希腊、意大利和葡萄牙等国将被失业和债务负担逐渐压垮；另一方面他们对希腊、意大利等国的政治文化心存疑虑。
从政治和文化的维度看，欧元区国家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各不相同，里面也不乏有像法国这样特立独行的国家，国家间的信任度不够，建立大一统的国家联盟可能性很小。
而从国际比较的维度，2001年蒙代尔教授也曾经提过“亚元区”和“美元区”的思路，但是却一直无法实现，究其原因和欧元区遇到的问题基本一样。对于亚元区，亚洲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无法站在同一平台对话，从而无法均衡地分配责任和权利；同时亚洲各个国家的政治和文化以及宗教信仰差异较大，还有一些主权的纠纷导致亚元的实现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对于美元区，即使只算北美自由贸易区的NAFTA三国美、加、墨，即使经济、政治、文化和宗教相差较小，也没有实现北美货币区的可能。
综上所述，世界上实现区域化的货币联盟直到发展为政治联盟的可能性都非常小，最优货币区理论中打破国家的束缚，实现大一统的货币、经济和政治格局的理念缺乏可行性，最终都会因为每个成员国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而失败。
希腊退出欧元区只是导火索，从中带出的欧元区本身存在的合理性问题更加引人思考。实践永远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华丽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是否经得起历史车轮的碾压，还要在历史实践中检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