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开放后，经过几代学人的共同努力，国际关系学在我国取得了快速地发展，对我国社会学科的全面建设提供了有力的补充。但是，在关注其发展成果的同时，也要正视伴随其发展过程所表现出来的问题。本文，首先对我国国际关系学的兴起和发展历程做简要的阐述，肯定其发展成就，然后着重对其所显露的种种问题进行分析，最后在结语部分做必要的总结。希望本文的写作能给国际关系领域的相关学者提供有益的思考。
关键词：国际关系学科 地区分布 国际交流 学术创新
1.国际关系学在我国的兴起及发展
国际关系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独立的学科，它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大国英、美国家，并在二战后随国际关系的发展而盛行，成为一门系统的交叉性学科。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兴起，主要得益于我国的改革开放、国际格局的急剧转换，大国关系的调整。中国过去受苏联左的教条主义影响，在高校相关专业课程中只设置有国际关系史、国际法、世界经济、对外政策史等。1964年根据党中央关于加强外国问题研究的指示，北京大学重建的政治系改名为国际政治系，但学科建设因“社教”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并没有大的改进。从高校到党政军有关部门迅速恢复或新建一批有关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专业的系科，研究机构也相应地恢复或创办一批国际问题研究刊物。与此同时，学术界开始投入力量，大量翻译、介绍国外主要是西方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包括论文和专著），这一方面使我们对国际问题的认识能跟上国外同行的步伐，另一方面也为我们的教学科研提供了一些基本的分析工具、途径、方法以至理论框架和体系。
20世纪80年代中美关系比较平稳甚至蜜月般的快速发展，加速了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学习西方理论甚至模仿崇拜的浪潮，出现了大量的国际关系方面的著作及期刊文章，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如：1985年陈汉文编著的《在国际舞台上――西方现代国际关系学概说》和倪世雄、金应忠主编的《当代美国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文选》。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通知”颁布以后，各地高校普遍把“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作为其重要的政治理论课程来抓，有些院校还恢复或增设相关的专业，为国际关系学在中国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2. 我国国际关系学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关系学在我国迅速发展，尽管国内国际关系学的空白得到了填补，但是一系列的国际关系学学科建设的一系列相关问题也展现了出来，如：
2.1 国际学术交流“赤字”严重
改革开放初期，也是我国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开始阶段，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引进来”，但是其最终目标是为了“走出去”，在国际学术界建立话语权，在国际学术交流中占据主动地位。就目前情况而言，我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层次、水平相较于先进国家还比较低，鲜有学术成果能在国际交流中产生影响，我国在学术交流方面与国外呈现出不对称状态。一国学术型研究质量的主要表现是其在世界学术界的影响力，从这方面讲，我国的国际关系学学科建设任重而道远。
当然，在社会科学诸学科中，国际交流“赤字”严重的现象也并非国际关系学所独有，甚至也并非是中国学者所独有。“有学者曾指出，‘东亚的’学者，广泛地说，全体民众如饥似渴地阅读外国作品。翻译作品的数量以及出版的速度足以令人震惊。有一个问题也许比别的问题更重要，那就是相当多的东亚著作从未被翻译成英语或其他语言，因而不能在世界范围被纳入到更广泛的学术讨论中去。”①这种情况下，要坚持改革开放“引进来，走出去”的指导思想，既要积极引进西方优秀的学术成果，补己之不足;也不能在汲取中迷失自我，盲目崇拜西方学术，在充分消化吸收的同时，在加强我国学术的自主性、创新性建设，积极输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高质量的学术成果，提升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在国际交流中的话语权。
2.2 学科点地区分布不均衡
据统计，早在2006年，我国拥有国际关系学科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就已达83个。单单从数量上看，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国际关系学在我国取得了快速发展，并且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但是，从地区分布上来看，尽管拥有如此众多的学科点，但是其地区分布是很不均衡的，“北京占据了中心地位，其拥有本学科的高校与研究机构的数量为16个，占了全国的1/5强，是排在第二位的上海的两倍。”②这种学科重心过分向北京、上海等大都市倾斜的状况势必会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和诸多弊端，其不利于促进国内不同地区的学术交流、学术资源的合理配置、提升学术的创新性和学术成果的特色化等，对学科的健康发展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2.3 学术创新动力不足
目前国内高校教研机制构成了研究人员“生存与发展”的无形空间，其制度导向极大地左右了研究人员的研究导向，限制了其创新发展本学科学术问题的兴趣和动力。就这一层面存在的问题而言，不独国际关系学科，在国内高校其他学科专业当中也普遍存在。体现在教研机制中的科研奖励制度、教师职称评选原则等方面都在鼓励数量型的“学术生产”，但是不利于质量型的学术创新。目前的高校教研机制缺乏进行学术创新的动力。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属于理论层面、与经验层面不太挂钩的学术创新很难拿到各级课题、获取项目资助，相关的创新研究都是研究者在个人志趣的推动下自主独立进行的，无法获得政府政策、各级高教部门的实际帮助。在现行机制下，教师被鼓励追求学术数量而非质量。在多数高校，无论是评职称还是论奖励，看重的是科研成果的数量，获取项目支持的能力。科研奖惩标准是将其与出版社、发表期刊的级别挂钩，至于成果本身的质量和影响如何则很少论及。在这种制度下，教师往往日益功利与浮躁，争着做的事是每年多在所谓高级别的刊物上发表文章，而很少愿做那种费时费力、并需长时间坐冷板凳的“十年磨一剑”的学术创新。在世人匆忙逐利又为利所逐的时代，在现实主义处事原则占据主导地位的体制和政策导向之下――其鲜明特征是只重结果，藐视过程，只看眼前利益，没有长远打算，这不利于高质量的学术成果的产生。
2.4 现有机制盲目倚重已有学术成果
文学家周国平说：“几乎一切创造欲强烈的思想家都对书籍怀着本能的警惕。蒙田曾谈到‘文殛’，即因读书过多而被文字之斧砍伤，丧失了创造力。叔本华把读书太滥譬作将自己的头脑变成别人思想的跑马场。”（《周国平散文》）这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通过书籍来获取知识，而是强调要懂得甄别与创造，中国有句古话叫“尽信书，不如无书”讲的是同一个道理。然而，在今天的国内国际关系学界，充溢的还是西方中心主义，尽管开创国际关系学的“中国特色”已经讲了多年，国内学术期刊在评审文章时，尤为注重作者引用文献是否权威，外文资料参阅是否充分，似乎不参考引用一定数量的英文书目就缺少了足够的说服力。思想性的问题探讨一定要包裹在烦琐的英文注释之中才能展现其深刻的学理思辨的内涵吗？在言必称西方、言必有经典的学术氛围中，越来越多的国际关系研究者躲入学院的高墙、偏于学术的一隅，面对堆积如山的外文文献和权威大家的著作，忙着引经据典，其在生活枯燥乏味的同时，其观点亦同样乏善可陈。不利于形成独立的、有创新思想的学术成果。
3. 结束语
总体而言，我国的国际关系学科一直以来维持了持续发展的势头，已实现历史性跨越，未来如何发展，需要我们认真思索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与趋势，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正视学科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做出审慎而科学的抉择。希望本文的写作能为我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做出些许有益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