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由于区域位置、资源禀赋、政策倾斜程度以及历史等原因，我国各地区的市场化进程呈现出不平衡的特点，这种长期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状态影响着不同区域上市公司的财务与会计行为，从而衍生出制度环境与企业信息披露、制度环境与企业盈余管理等课题。本文通过对制度环境、信息披露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相关文献进行总结、评述，探析三者之间的关系，挖掘该领域现有文献的研究深度，为进一步研究制度环境与企业经济行为奠定基础。
关键词：制度环境；信息披露；盈余管理；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F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6）03-0074-05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6.03.16
以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正式踏上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改革道路，30多年来，市场化进程持续超高速发展。由于历史沿革、区域位置、资源禀赋、政策倾斜程度等种种原因，各地区的市场化进展程度很不平衡。在一些东部地区，市场化已取得了决定性进展，在另外一些省区，经济中非市场的因素还占据着重要地位[1]。这种区域制度环境的巨大差异是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将会影响该地区上市公司的财务与会计行为[2]。这种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的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和盈余管理产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本文对制度环境、信息披露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相关文献进行总结、评述。
一、制度环境与盈余管理的相关文献综述
随着新制度经济学派在经济学理论地位的奠定，通过制度分析比较不同国家经济增长，成为西方主流的分析框架。近年来，将制度分析纳入到会计、公司财务的研究体系中，特别是将新制度经济学结合到我国转型经济的特殊背景成为一大热点。制度环境最初由戴维斯和诺斯（Davis & North，1970）在研究制度变迁和美国经济增长时提出，他们把制度环境定义为“用来管理经济政治活动的一系列基本的政治、社会和法律基础规则”[3]。贺琛（2014）等也认为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基本政治、社会和法律基础规则，既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4]。
国外研究制度环境与盈余管理的相关文献多聚焦于制度环境再到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研究的是不同国家制度环境下的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Sari（2010）等以7个亚洲国家的公司为样本，从外部投资者权力、法律的执行、股权市场重要性和信息披露四个维度衡量投资者保护，考察投资者保护对盈余管理方式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投资者保护越完善的国家，应计盈余管理越少，真实盈余管理越多[5]。Enomoto （2012）等对 38 个国家上市公司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6]。
国内对制度环境与盈余管理的研究角度则更加丰富，分别从产权性质、政府补贴、政府干预、政府监管等角度单独展开，也有将制度环境作为一个涵盖政府市场化进程、法治水平、政府干预程度、投资者保护制度等方面的综合概念展开。
（一）制度环境要素与盈余管理的文献综述
1.产权性质与盈余管理
国外关于股权性质与盈余管理关系实证研究较少，由于我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占绝大部分比例，因此这方面研究较丰富。我国学者普遍认为，国有上市公司的国有属性对盈余管理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刘凤委（2005）等研究认为，法人控股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显著高于国家控股上市公司，剔除盈余管理的影响后，二者间绩效并不存在差异[7]。雷光勇、刘慧龙（2006）认为，与其他性质股权上市公司比较而言，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身份如果是国有，其盈余管理程度较小[8]。王敏慧（2007）等研究发现政府控制的企业与民营企业具有同样强烈的盈余管理动机，但偏好的盈余管理方式存在差异[9]。孙亮、刘春（2008）通过配对研究发现，我国国有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显著低于民营上市公司[10]。薄仙慧（2009）等研究发现，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水平显著低于非国有上市公司，认为国有股权性质有利于公司治理的改善，降低盈余管理行为[11]。刘大志（2011）以2007―2009年4000余个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所有权视角下的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研究结果发现非国有上市公司的操控性应计利润显著高于国有上市公司水平[12]。陶宝山（2013）以2003―2011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真实盈余管理的制度诱因，研究发现产权性质、区域治理环境会对真实盈余管理产生影响，国有上市公司真实盈余管理程度显著低于非国有上市公司[13]。赖登凌（2014）研究发现：虽然非国有企业更有动机进行盈余管理，但国有企业具有更好的条件进行盈余管理，综合来看，产权性质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并不显著[14]。
但也有学者在研究中认为国有企业盈余管理水平高于非国有企业，如张传虎（2011）选择2008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得出国有企业盈余管理程度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且市场化指数与盈余管理显著正相关，即市场化指数越高、盈余管理程度越高，该结论与上述研究结果存在显著差异，该研究仅以1年的数据作为样本，其结论不具有普适性[15]。
2.政府补贴与盈余管理
在早期研究中，我国学者对地方政府是否参与企业盈余管理曾存在争议。刘浩（2002）认为地方政府无法预测企业的配股时机，因此无法提前帮助上市公司达到配股业绩条件，因而不能说地方政府有协助企业盈余管理的动机[16]。陈冬华（2003）则认为虽然地方政府不能预测某一个具体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需求，但地方政府的刚性补贴仍有利于盈余管理，所以不能排除地方政府帮助企业盈余管理的动机[17]。龚小凤（2006）考察2001年非经常性损益标准的出台是否对地方政府参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有抑制作用，研究证明非经常性损益标准颁布使得政府补贴对企业配股资格的影响降低，但与此同时，政府补贴仍然对上市公司扭亏、防止“戴帽”起着重要作用[18]。杨欢（2007）以2001―2005年全体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补贴收入是上市公司利润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对被特别处理公司“摘帽”起到了一定作用[19]。赵怡欣（201 1）将地方政府财政支持式盈余管理的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大，不仅考察了财政补贴与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之间的关系，还探索了地方政府税收优惠对上市公司的“摘帽”作用[20]。蒋恩平（2013）以浙江上市公司的政府补助情况为基础，探索地方政府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关联关系，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出于保牌、融资、竞争等动机，通过对地方上市公司进行不合理的政府补贴，操纵地方上市公司经营业绩、参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21]。代秋i（2014）研究发现：相较于发达地区，次发达地区的政府补贴对企业利润总额的贡献更大，本文由此推测次发达地区通过政府补助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更大[22]。
3.政府干预、监管与盈余管理
方芙蓉（2012）基于我国退市制度研究政府监管制度对上市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确实存在“监管诱导下的盈余管理”，即处于“保壳”动机进行盈余管理行为[23]。黄晓薇（2013）等首次引入企业再融资中面临的显性财务业绩门槛和隐性所有权性质约束的双重门槛概念，考察政府对企业再融资的干预行为与企业盈余管理间的关系，实证表明：政府对再融资的干预行为诱致了盈余管理行为，且从长期看损害了企业的获利能力[24]。陈筱h（2014）以审计署公布的2011年财务收支审计国企上市公司为例，研究政府审计监督对国企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证实政府审计对企业盈余管理存在抑制作用[25]。邱月（2014）以房地产企业为研究样本，探索政府调控对企业应计与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调控对应计盈余管理、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存在不对称性[26]。赖登凌（2014）以2007―2011年A股地级市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以GDP增长率衡量）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结果证明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的压力会促使企业进行真实盈余管理，且这种影响在中部和东部地区更加显著。
（二）综合视角的制度环境与盈余管理的文献综述
王敏慧（2007）等采用2002―2004年中国境内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不同地区的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存在显著差异，市场化程度越高、政府干预越少以及法治水平越高的地区，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越低。这表明中国上市公司的行为很大程度上要受到诸如政府控制、所处地区市场化程度、法治水平等外部制度环境的影响。刘诗杰（2013）以2003―2010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制度环境的好坏对上市公司的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都产生负向影响，即制度环境好（差）的地区，其上市公司的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都很低（高）[27]。林钟高（2014）等以2003―2009年制造业企业为样本探究制度环境、关系专用性投资和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在制度环境落后的地区，企业更倾向于降低盈余管理程度向投资者传递有用的信号[28]。贺琛（2014）等以2009―2012年A股市场数据为样本，研究发现制度环境的完善对管理层利用权力实施盈余管理具有显著的制约作用。但该研究仅考虑了应计盈余管理，并未将真实盈余管理纳入分析框架。
二、制度环境与信息披露的相关文献综述
R.La Porta et al.（1997、1998、2000）基于多个国家的经验数据分析发现，普通法国家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显著优于大陆法国家，相应的会计信息质量也越高[29-31]。Allen et al.（2005）发现中国的法律制度，包括投资者保护制度、公司治理机制、会计准则以及政府质量等，都明显落后于R.La Porta et al.（1998）研究样本中的大多数国家[32]。Bushman et al.（2004）发现，一国的公司会计信息质量与其政治经济环境相关，治理透明度则更多地取决于该国的法律制度[33]。Ding et al.（2007）认为经济发展水平、法律体系、资本市场、股权集中程度会影响一个国家会计准则的质量和执行效果，随之影响该国企业会计信息披露行为[34]。Ball et al.（2000、2003）经过经验研究认为：一国的制度因素将显著影响该国企业的会计披露行为，并提出完善相关制度环境来提高一国企业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建议[35-37]。DeFond et al.（2007）认为一个国家的投资者权益保护越好，该国企业盈余报告传递出的信息含量也越高[38]。
方军雄、向晓曦（2009）以深交所上市公司3年的信息披露质量评级结果为样本，研究发现外部监管对信息披露质量的改善幅度受到公司所处地区环境的影响，在欠发达地区外部监管对信息披露的改善作用更显著[39]。姜英兵、严婷（2010）以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地区市场化程度、法律保护、政府干预、社会资本水平等制度环境因素对企业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地区市场化水平越高、法律保护越强、政府干预程度越低、社会资本水平越高，企业会计信息披露质量越高[40]。徐玉德等（2011）研究结果表明信息披露质量高的公司更容易获得银行借款，同时这一作用还受到企业所有权性质和制度环境的影响[41]。曹玉贵、王焕焕（2011）发现政府干预程度越小、法制水平越健全的地区，上市公司自愿披露的信息更多，并且股权结构在制度环境较好的情况下，对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影响程度更大[42]。向锐（2012）等将制度环境分解为市场化程度、法治水平和政府干预程度三个维度，实证研究发现市场化程度、法治水平对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有显著为正的影响，政府干预程度对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没有显著的影响，这证实制度环境分要素对信息披露质量影响的不对称性[43]。齐萱（2013）等研究影响上市公司自愿性会计信息披露的区域因素，结果表明经济增速与自愿性会计信息披露程度存在反向关系，而市场化水平与自愿性会计信息披露程度呈正相关关系，该研究较新颖地引入了《中国分省企业经营环境指数2011年报告》中的政府管理水平，这是其在指数选取上的一个亮点[44]。 三、文献述评
首先，目前的相关文献多从应计盈余管理角度展开，真实盈余管理的研究文献较少，缺乏深入研究真实盈余管理与信息披露、制度环境的文章。
其次，制度环境、信息披露与盈余管理的文献多是实证研究，理论分析部分比较单薄，并没能很好地从理论角度分析各要素之间的影响路径和作用机理。
再次，信息披露质量的数据多来自于深圳交易所的信息披露考评，少量文献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深交所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考评具有权威性和可比性，是理想的信息披露质量变量指标，但这也把研究样本局限在深交所上市公司的范围内，无法将沪市上市公司纳入信息披露质量的研究范围。
最后，制度环境变量的数据绝大部分来源于樊纲（2011）等出版的《中国市场化指数》一书，但该书（2011版）中的数据只到2009年，许多文献在使用时不做任何处理，仍使用2009年及之前的数据作为制度环境变量，这使得制度环境这一指标不能很好地反映现实情况。尽管目前衡量制度环境变量缺乏更好、更权威性的数据，但应将陈旧的数据做时间上的处理，如按照前五年的平均变化率推算新一期的数据，并以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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