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是推进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增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的有效途径，国家及地方政府通过出台政策、优化环境、完善体制机制等积极推进产教融合。鉴于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以及北京、上海、深圳等国内城市产教融合发展程度较高，在全面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过程中，有必要借鉴国内外产教融合发展的实践经验，并结合区域高等教育及产业发展特色，有效推进产教融合协同发展。
一、国外产教融合的发展实践
1.美国产教融合发展实践。美国产教融合发展的代表性高校及地区有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高校，对硅谷、波士顿乃至整个美国经济、科技、社会的发展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以斯坦福大学为例，该校为硅谷的兴起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成立之初，斯坦福大学经历了美国历史上的经济大萧条，加上政府对斯坦福大学的财政支持有限，该校曾遭遇了严重的财政危机。为了解决办学经费问题，斯坦福大学教授弗里德里克・特尔曼（Frederick Terman） 提出建立斯坦福科技园，对外出租斯坦福拥有的土地资源。这一措施不但吸引了柯达公司、通用电气公司、惠普公司等世界知名公司进驻科技园，为学校筹集了办学所需经费，而且为斯坦福大学的快速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促成了美国高科技集聚地――硅谷的形成。斯坦福大学坚持开放办学，从教育教学到科学研究到社区生活都与硅谷紧密地融合在了一起。斯坦福大学与硅谷的深度融合一方面解决了大学自身经费不足的难题，另一方面，大学通过双方合作培养和锻炼了适应市场需求的高技术人才，为硅谷源源不断地注入新的科学技术和创新能力。斯坦福大学与硅谷的这种协同融合发展的模式为双方的未来发展创造了更为广阔的空间。斯坦福大学对教授办公司非常支持，只要教师完成了学校规定的教学、科研任务，就可以到公司兼职或创办自己的公司。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汉尼斯（John Hennessy）在发明了MIPS后，便合伙创办了公司，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公司运营中。几年后，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后期将公司出售给SGI公司后，约翰・汉尼斯（John Hennessy）又回到斯坦福大学担任工学院院长，并于2000年起担任斯坦福大学的校长至今。斯坦福大学与硅谷的协同融合发展成为城市与高校合作发展的典范。
2.英国产教融合发展实践。英国产教融合的代表案例为牛津大学与牛津郡的融合发展。60年代的牛津郡以农业为主，随着牛津大学的人才培养、科学技术的创新与应用，其对牛津郡及周边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力和贡献度不断提升。目前，牛津郡地区80%的高科技企业由牛津大学的毕业生创办，科技创新及技术成果的转化促进了牛津地区的快速发展。据牛津大学校长约翰・胡德（John Hood）介绍，牛津大学技术转让中心平均每6到8周就能创造一个新企业，科技成果的广泛应用为牛津及周边地区的科技创新及经济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牛津大学不仅带动了牛津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还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成为牛津城中仅次于健康服务部门的最大雇主。据相关学者的测算，牛津大学对地区经济影响的基本凯恩斯指数为1.34，即牛津大学每支出1英镑，就为地区增加0.34英镑的额外收益，可见牛津大学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影响力非常明显，地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也为牛津大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保障。
二、国内产教融合的发展实践
1.北京产教融合发展实践。北京产教融合发展的典型案例是中关村的建设及运营。中关村是我国科教智力和人才资源最为密集的区域，拥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知名高校40余所，中国科学院等科研院所200余家，国家级重点实验室67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大学科技园等各近30家，留学人员创业园30余家。目前，中关村聚集了联想等高新技术企业近2万家，形成了以移动互联网等优势产业集群以及集成电路等产业集群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和高端发展的现代服务业，构建了“一区多园”各具特色的发展格局，成为首都跨行政区的高端产业功能区。2014年，实现企业总收入超过3.5万亿元，同比增长17%。对首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升。除了国家政策、基础设施建设等保障外，高校及科研院所对中关村的科技创新和快速发展提供了巨大的人才、科技支撑。截至2014年10月，北京地区中央和地方高校、科研机构技术转让项目1709项，收入超过百亿元。高校与中关村乃至北京经济社会的发展实现了深度融合与共生协同发展。在高校与中关村的协同发展中，政府发挥的推动作用是两者实现合作发展的基础。
2.上海产教融合发展实践。上海拥有高校67所，其中教育部直属高校8所，“211工程”高校9所，“985工程”高校4所。高校为上海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人才、科技支撑，上海雄厚的经济实力、超前的高等教育发展政策等也为高校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保障。以复旦大学为例，正如上海市委书记韩正所说，上海与复旦大学在度“蜜月”，并且日后也将越来越“蜜”。上海为复旦大学提供了有力的财政支持，并且在土地等办学资源的配置上，也给予了大力支持。复旦大学凭借得天独厚的优势获得了飞速发展，办学规模和国际影响力明显提升。截止2014年，复旦大学有15个学科领域进入ESI全球前1%，数量位居全国第二，理工科有3个学科进入了世界前100名。复旦大学也一直视服务上海经济社会发展为己任，为上海经济社会发展输送了大量的高端人才，凭借自身强大的科研优势帮助企业进行科技创新和成果的转化应用，增强服务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2014年11月，复旦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成立，研究院立足上海，聚焦城市发展的重大问题，研究和总结发达国家在城市发展、城市治理方面的经验教训，寻求解决我国城市发展现实问题的新思路、新办法，探索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路径。
3.深圳产教融合发展实践。深圳经济的发展位居全国前列，但是高等教育规模、办学层次及其对深圳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并不明显，距离深圳社会、经济、科技、文化发展的要求差距明显，成为深圳城市进一步推进产教融合发展的软肋。针对这一问题，近年来，深圳市委市政府不断加大高等教育的政策、资金投入，进一步强化高等教育合作。一方面，重点扶持深圳大学等本土高校向更高层次发展。在2015年广东省高水平大学建设计划中，深圳大学有光电技术与材料学科群、智能信息处理学科群、特区经济与中国道路学科群等，3各项目被确定为重点学科建设项目，为深圳大学的学科建设注入了新的政策和资金保障。另一方面，不断强化与国内外知名高校的合作，由深圳市政府、国外知名高校、国内知名高校三方合作，共建高水平大学，例如深圳市政府与清华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共建清华-伯克利深圳学院，深圳市政府与吉林大学、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共建深圳吉大昆士兰大学，深圳市政府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共建清华大学深圳研究院、北京大学深圳研究院等。
三、国内外产教融合实践的启示
1.高等教育规模和层次是基础条件。通过国内外城市与高校协同发展的实践经验来看，拥有一定数量的高校是推动城市发展的基础，能够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人才支持。另外，从斯坦福大学、牛津大学以及国内的复旦大学等知名高校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来看，高水平大学的师资力量更加雄厚，科研能力更高，能够在科技创新和成果的应用上发挥引领未来的功能。因此，对地区经济社会的未来发展具有更加深刻的影响。
2.校企深度合作是重要途径。斯坦福大学解决办学经费的主要途径就是通过产学合作，为硅谷的公司提供技术支持，解决公司科技创新和经营管理中遇到的问题，从而获得公司的经费支持。除此之外，斯坦福大学还借助聚集在硅谷的全球知名公司培养和锻炼了学生和教师解决公司实际技术问题的能力。目前，国内高校在产学合作方面进行了多年的探索与实践，与全球知名公司开展了深入的产学合作，为公司联合开展科技研发。同时，与科技型企业密切合作，加快推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帮助企业提升科技创新能力。针对当前电子商务产业的快速发展，大部分企业纷纷开展电商业务，高校与电商及相关企业开展多层次的合作，共同培养电商人才，借助“双十一”等特殊时点开展校企实战合作，优化网络销售的服务管理，助力企业经营管理。
3.良性合作机制有力保障。从上述高校与城市发展的实践可以看出，政府、高校以及公司等组织之间形成的合作机制成为高校与地区协同发展的有力保障。虽然斯坦福大学等国外知名高校不能够从政府获得足够的财政支持，但在政策等方面提供相应的保障。政府不提供经费的做法也迫使高校通过为公司等机构解决技术和经营问题来解决自身发展，这也促使高校与公司之间的合作机制不断形成与完善。同时，高校与公司、地区之间的合作机制使三者形成了紧密的“共生”关系，相互支持、协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