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迁移是企业区位调整的一种特殊的形式，也是产业转移的微观基础。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以及产业转移步伐加快，企业迁移现象变得异常活跃。这些政策对资源型企业的迁移决策无疑具有重要的影响。本文以江苏、湖北、湖南、贵州四省的资源型企业为研究对象，在对资源型企业大样本调查与访谈的基础上，深人分析政府政策对资源型企业迁移决策影响以及具体政策措施对企业迁移影响的差异性，对于各地区根据发展需要制定有针对性政策措施，引导资源型企业的迁移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资源型企业迁移决策影响因素的指标体
系构建
企业的迁移既受地方或中央政府各种政策的影响，也受到生产要素的可得性和成本、竞争力的获取和保持、情感寄托和个人偏好等方面的影响。本文借鉴E enennaam和Brouthers以及Burmester等学者的研究，将影响企业迁移意愿与决策的因素分为四大类:政策因素、经济因素、战略因素和情感因素，同时加人企业年龄和企业规模两个控制变量。
政策因素下共有七个二级指标，包括环境管制、行政效率、土地优惠、税收优惠、政府配套设施、信贷支持和公平竞争环境。
(1)环境管制:政府通过制定有害物质的排放标准来控制、最优收费水平来提高环境污染者的生产成本。而治理污染的高成本是一般的企业无法承担的，苛刻的环境管制政策阻碍一些企业的进人，迫使一些污染严重的企业迁往郊区或欠发达的地区。
(2)行政效率:指公共组织和行政工作人员从事公共行政管理工作所投人的各种资源与所取得的成果和效益之间的比例关系。本文中主要指政府机关为以最少的成本、快速低为企业办理合理的事项。对于迁出地来说，政府的办事效率越高，企业外迁的可能性小些;而对于迁人地来说，政府的办事效率越高，越吸引企业的迁人。
(3)土地优惠:为了鼓励优势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方向的企业的迁人，政府给予减征或分期缴纳土地使用费，鼓励和引导客商以租赁等形式使用区内企业闲置的厂区、厂房等。土地优惠政策越多，越吸引企业的迁人。
(4)税收优惠:免征或减免企业所得税，同时给予技术和研发费用的支持。税收优惠的政策越多，越吸引企业的迁人。
(5)政府配套设施:政府配套设施包括市政公用工程设施和公共生活服务设施等。政府在配套设施方面的投人的倾斜，更容易形成产业集聚，带动一批相关或配套企业跟随迁人。
(6)信贷支持:由于沉没成本的存在和新建厂房所需的资金，企业搬迁过程中要支付高额的运输费、损失迁走期间的销售额，并且伴随大批员工的流失，政府加大对企业搬迁的补偿，和企业、银行二方建立保证金制度，放松信贷条件但并不降低风险，为企业迁移解决资金衔接的困难。
(7)公平竞争环境:政府制定标准使企业的产品更容易获得认证，竞争力更强，销售业绩更好，消除地方保护主义，让企业在区域间占据一席之地，分享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企业在当地稳定发展，迁移倾向越小。
3数据收集与模型分析
3. 1数据收集和数据预处理
本次研究对象为江苏徐州、湖北武汉、湖南新晃、贵州铜仁等地的资源型企业，样本点跨越了东中西二个区域，数据真实且代表性较强。源型企业的有效问卷数为124份，其中食品加工业企业43家，纺织业和羽毛绒制品业企业巧家，造纸及纸制品企业3家，金属矿产品加工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包括水泥制造、硅制品、陶瓷制品及石灰建筑材料、重晶石)15家，黑色金属矿采加工业31家，有色金属开采加工企业17家。
调查问卷以选择题为主，同时用李克特5级打分法将定性指标量化，调查内容包括企业基本情况、企业迁移决策的影响因素调查、企业迁移意愿调查以及企业迁移效果，涉及政策、经济、情感、战略因素，区位、内部以及外部因素。
对情感因素、政策因素、战略因素和经济因素使用加权方法，得出综合性衡量指标，权重为二级因素的列总和占全部总和的比例，分别用情感、政策、经济、战略表示四个综合性指标。
当各政策因素对企业具有影响时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对于企业迁移决策指标，当企业做出迁移决策时，赋值为1;当企业不作出迁移决策时，赋值为0。企业规模的指标采用国家分类标准，按照行业门类、大类、中类和组合类别，依据从业人员、营业收人、资产总额等指标或替代指标，将我国的企业划分为分为微型、小型、中型和大型共四级，本文在此基础上将企业规模分为小型和中大型，小型包括国家分类标准中的微型和小型，中大型包括国家分类标准中的中型和大型，分别用0和1表示。企业年龄分为两级，10年以下和10年以上的，分别用0和1表示。
本文首先用经济、情感、政策、战略和企业年龄、企业规模共六个指标对企业迁移决策指标做logit回归，观察这六个指标对企业迁移决策概率的影响情况，再引人政府政策的各个二级因素，以考察在控制其它二个一级指标和两个企业属性指标的情况下，各个政策二级因素对企业迁移的影响。
3. 2描述性统计分析
四大因素分析的总样本容量为124个。表2给出了这四大因素和企业年龄的描述性统计量，包括极小值、极大值、均值和标准差。
资源型企业迁移样本中，未发生迁移行为和发生迁移行为的企业数量占比分别约为66. 1%和33. 9%。企业年龄中，10年以下的企业占比71. 8% , 10年以上的占比28. 2%。小型企业和中大型企业占比分别约为29. 8%和70. 2%。研究对象认为环境管制、行政效率、土地优惠、税收优惠、政府配套设施、信贷支持和公平竞争环境对其企业本身的迁移行为产生影响的占比分别约为31 .5%、79 .0%、37.9%、21.8%、40.3%、45.2%和61.3%。
4结论与启示
资源型企业的迁移是在产业升级背景下的一种客观现象。资源型企业的迁移受外部环境与企业自身因素的影响，其中政策因素在资源型企业的迁移决策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是影响大于战略与情感因素，而经济因素在资源型企业的迁移中具有阻碍作用。而在政府出台的各项具体政策中，对企业迁移行为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有环境管制、行政效率、土地优惠、政府配套设施和公平竞争环境。
对于发达地区而言，实行更为严格的环境管制政策对推动本地资源型企业外迁，实现产业的升级换代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但对于落后地区而言，要想吸引资源型企业的迁人，仅靠土地、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是不够的。信息技术、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市场开放等经济要素的建设以及使得企业家在新区位获得归属感等情感因素，也是影响企业迁人必不可少的因素。因此，要通过提升经济发展水平与营造创业、壮业、强业、乐业的环境与氛围，吸引包括资源型企业在内的更多类型企业主动来投资创业。
另外，资源型企业的迁移会造成污染的空间转移，中西部地区应高度重视资源型企业迁移中的环境负外部性，否则，中西部地区难免会重新走上沿海地区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最终导致严重的环境退化甚至不可逆转的生态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