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是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农村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在来延安的中外记者眼中，边区农村是忙而有序的社会：村选的进行是保证乡村发展中民众意见的体现，以树立先进分子典型为主的民众动员，显示出乡村民主政治的优越性;变工队和合作社不仅促进了乡村经济的发展，而且在组织过程中改造了传统农村经济，形成中共未来经济模式的雏形。以秧歌为代表的乡村艺术活动，既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又实现了政治动员与时事教育的相结合;形式多样的乡村教育更是满足了边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在记者们的眼中，中共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的乡村社会发展代表着中国新式发展模式。
中共革命为何会成功？长期以来，学者一直围绕此问题，虽以不同的角度进行阐释，但有一点是达成共识的，就是农民的支持与参加是中共革命胜利的主要保证。①从农民参与的角度来解释革命胜利的原因，是拓展中共革命史研究的重要理念与方法，其分析过程可凸显中共革命胜利的复杂性、艰巨性。但农民参与革命，必须有必要的参与氛围。或者说农民只有通过对其所处氛围的分析后，继而才起来参与和支持革命的。照此说来，分析共产党创造了一个怎样的革命氛围，来吸引或动员农民，也应当成为解释革命为何会成功的重要视角。正如亨廷顿所说的那样：
有一件事共产党政府确实能做得到，那就是，它们能统治得住，它们的确提供了有效的权威。②
以抗战时期为例，中共在陕甘宁边区实现了有效的治理，这一点已被中外学者们所认同，而且中共的治理模式还被赛尔登誉为“延安道路”。③但这是革命胜利后世人的总结，那么，时人是怎样看待中共的乡村治理呢？或者说，他们能否认可中共的乡村发展模式呢？
1944年正是中国抗战关键的时期，在此期间，国民党在正面战场节节失利，而中共领导的敌后根据地却在对日斗争中不断地壮大起来。因此，中共领导的敌后根据地便成为中外关注的焦点。但自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来，国民党不仅在政治上、军事上对中共各根据地进行封锁，而且在新闻宣传方面也进行封锁：
各地党部及警察局新闻邮电检查所等机关，对内容反动及违反抗战建国纲领之各种宣传刊物如图书杂志报纸小册子壁报等，应随时查禁若经一再查禁而仍秘密发行者应从严制裁以儆刁顽。④
关于中外记者对根据地的采访活动已经有一些论著发表，如赵金康从外国记者角度入手，分析了中共在华北地区抗战的动员组织、动员形式、动员对象，认为广泛发动人民参战是中国抗战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④魏宏运全面梳理了此次中外记者团对抗日根据地的访问过程，以及记者在根据地情况报道方面的努力。⑤还有一些关于这方面的文章，大多属于纪实性的作品。因此，关于中外记者参观团对根据地的访问活动仍有很大的学术研究空间。本文以这次参观团记者们的论著为中心，考察不同政治背景的记者对陕甘宁边区乡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看法，以此来看时人怎样看待中共乡村治理模式。
抗战时期，中共在边区乡村社会中开展广泛的政治动员，动员村民联合起来实现村民自治，同时要选拔和培养农村积极分子来作为中共建立的基层政权领导者。为此，中共对根据地基层社会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造。选举是中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下改造乡村政权的主要方式。关于边区乡村选举，早在抗战初期，美国记者斯特朗有过这样的评价：
共产党人自动发起在一九三七年年底举行了民主化的地方选举，使以前无选举权的地主和商人都可与农民一起投票。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举行的全体成年男子都参加的选举。选民不仅包括男人，还包括妇女。选举前进行了紧张的竞选活动。选民们分到了无记名选票，不识字的选民由学生帮助写选票。在大多数村子里，百分之七十的人民参加了选举;只有一半人参加选举的地区则被认为是落后区。共产党人在大多数地方重新当选，但并非全部如此。⑥
尽管斯特朗对边区选举有了比较客观的介绍，但关于边区乡村如何实现民主选举仍然是中外记者参观团很感兴趣的问题，尤其是外国记者。
边区如何实现乡村民主，以及边区的民意机关、政权机关是怎样选出来的，是中外记者参观团关注的焦点之一。就选举的方法，中外记者采访了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⑦尽管如此，对边区式的民主选举外国记者仍有难解之谜。于是，美国记者福尔曼步行两小时到延安附近一个村庄参加了一次当地参政会代表的选举。福尔曼关注了整个选举过程，包括选举委员会的构成，听取候选人的演讲和对参加会议村民的观察。在福尔曼的著作中，参加选举的民众并不像以前表达的那样积极，而对于中共所主张的民主选举比较木讷，他说：
（选举）对于老一辈的人一定感到有些奇怪，他们还记忆着过去的实际受人奴役的日子。他们大部分坐在那儿，多皱纹的面上，带着被动的表情。然而我也能从他们的面上看出他们的思想：那就是对普通人民幸福感到关切的一个政府，表示惶惑，不相信与感激的混合情感。⑧
民主选举已经开始触动了村子居民的思想和感情。爱泼斯坦则对选举抱有信心和希望，他指出： 就群众教育的内容说，除注重实际一点外，党化得色彩是相当浓厚的……而神话式的语句，如：“太阳出来一点红，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之类，也在小学教科书里出现，并且以秧歌的方式，广泛的传播着。②
在记者们看来，边区的乡村教育内容是注重实际生活的，但同时也具有政治宣传特点。
1944年是陕甘宁边区乡村发展的重要时期，而参观团的大多数记者，如赵超构、福尔曼、爱泼斯坦等，对此给予高度评价。也就是说，他们认同了边区乡村的发展模式。对此，有人会追问：对于记者的到来，是否存在着中共的提前准备？而记者们的认同，是否与该准备有关？
此次参观团的到访，是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外交工作的成果之一，③中央势必给予重视。如决定由周恩来主管接待工作，并确定了“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工作方针。④但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也有相当的准备。如安排记者们首先在西安等地参观。但效果却不同，如在参观泾洛工程局的水利工程时，外国记者“对于这工程技术方面，似乎也感不到多大兴趣。相反的，却详细访问此间工人生活的状况，以及童工的待遇等等。”赵超构感慨道：
在技术方面，我们实在够不上给友邦人参观，我们以为了不得的，对于他们，或许是家常便饭，他们所感兴趣的，似乎在我们的人事和制度方面，他们正要从这些地方察看我们有没有现代化的能力。所以我希望以后各实业机关请外人参观时，与其专门夸示技术，不如同时兼顾到管理制度，与工人福利等问题。⑤
这样说来，记者们之所以认同边区乡村发展，应得益于此时边区乡村透露出的一种新氛围。
第一，边区乡村社会的忙而有序。在赵超构看来：
忙，实在是延安生活的特征。因为过于忙，空气也似乎过于紧张。……不识字的乡农，也会有地方的劳动英雄替他们拟订计划。计划的结果，就是一年到头的紧张。赶不上计划的被批评，“加油”“超过”的被鼓励，人类的好胜心被发扬到极点。劳动力的利用也达到了极点。⑥
制订农户计划是边区生产运动中政府所提倡的，目的在于合理利用已有资源进行农业生产。家庭会议作为制订生产计划的重要途径，是直接促进家庭改革的重要因素。因其不但提高了全家人的生产兴趣，而且发扬了家庭民主，改造了家长制的旧习气，展示出乡村新的秩序。对于在乡村发展中改革旧式家庭关系问题，斯坦因认为：
共产党很积极于改革家庭生活。但他们不用革命手段，或干涉人民私生活的方法来办，中国家庭中古旧的传统（歧视女性，对于长辈的盲目的服从，家庭和社会的隔离），在新民主主义改革政策的执行过程中渐渐地克服下去了。
在斯坦因的笔下：
以全村合作为重点的新的农业生产方法，渐渐地破坏着古老的家庭孤立主义。十八岁以上的男女的普遍选举权，在公开讨论中解决地方问题的新的习惯，对于家庭成员地位平等的促进，也大有影响。教育和政治觉醒也使老百姓日益感觉到改革家庭生活的必要和好处。⑦
而实现男女平等或者说解放妇女问题，边区此时主要是通过鼓励妇女们参加农业生产、学习纺织和卫生育婴来逐步实现。正如赵超构意识到的：
哪一个丈夫不喜欢他的婆姨多赚几个钱来贴补家用？哪一个婆婆不喜爱媳妇养个胖白的孙儿？①
传统夫妻关系、婆媳关系矛盾的缓和，直接决定着妇女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和伦理地位的提高。
第二，民众生活有了相当改善。爱泼斯坦在走访边区乡村后，发现：
所到之处，看到的不是仅仅一个农民扶着他的犁步行，而且一群一群地在干活，边干边唱。西北其它地方的农民通都穿得破破烂烂。我们在边区偶尔也看到有人穿打补丁的衣服，但决不是破烂。②
武道对于边区最大的感想就是民众生活的进步：
不再简单的靠小米和黑豆混日子，同时，也再没有衣服不足的苦痛了。③
根据斯坦因与边区店铺掌柜的谈话，农民的购买力在不断的增高。④孔昭恺对边区的生产进行了横向和纵向对比：
边区近努力生产的结果，“丰衣足食”四字已喧腾在人口，在街头墙边。以大后方都市眼光去看，丰足的程度，不如想象;不过从过去陕甘宁边区一带农村情况与中共人士流离北上过大草原吃皮鞋的时代比起来，现在边区的人士们自有他们满意的理由。⑤
赵超构也感受颇深，“比起军阀时代，陕北民众生活是改善得多了”。⑥
第三，政府倡导、民众积极参与的乡村新氛围。在边区乡村动员中，爱泼斯坦认为：
法令减少到最低限度，以村为民主选举的基本单位，减轻农民的田租和利息的重荷，由于农民对多做工作能多得剩余的信心提高，大大地鼓励了生产，由于提高了生产的愿望，合理的方法和合作社组织发展起来了，由于农民对保全并增加全未有过的幸福有了决心，便生长了一种极明显的自觉的抗日的爱国主义。⑦
对于中共在乡村组织起来的变工队、秧歌队、合作社等，赵超构认为“是马列理论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的外衣的综合品”，“是在尊重农民社会的旧习惯与旧形式之中播种共产党的理论与政策”。⑧边区乡村社会建设的各项政策正是政府通过利用农村各项传统形式、并在其基础上加以改造来实施的，这就从根本上保障了民众对政府政策的接受程度。通过参观，一些记者认为边区发展模式代表着中国的希望，如斯坦因所言：
在和国民党同业的谈话中，我注意到很多人，当他们发现，一旦潜伏的精力得到自由和刺激，一切阶级的普通中国老百姓在最困难的情形下能够做的事情时，一种忠心的矛盾使他们苦恼，他们对于中国的爱国的忠心使他们倾向于承认延安的许多成就，因此对中国前途更有希望。⑨
总之，通过这次中外记者对边区的访问，一些对中共和边区有偏见的记者改变了原来的看法，他们对边区乡村社会情况的客观描述，向世人展示了一个真实的边区。正如毛泽东所说的：
在国民党统治区及在国外，由于国民政府的封锁政策，很多人蒙住了眼睛。在一九四四年中外新闻记者考察团及美军观察组来到中国解放区以前，那里的许多人对于解放区几乎是什么也不知道的。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八日《纽约时报》说：“解决中国共产党问题的最好办法，莫如任令人们往来于两个区域之间，许多误会就会消失。”⑩
许多边区以外的人士乃至海外人士正是通过这些记者的著述了解了边区的乡村社会和政治制度，大大地提高了中共及陕甘宁边区在国内外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