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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中国职业教育目前仍然处于上升期，面临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有效推进校企合作、提高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效益等“四大命题”。破解这些命题的地方职业教育制度创新实践主要有：完善职业教育支持政策、搭建人才成长“立交桥”、推动校企之间有效合作、推进“乡土创业培训”等等。今后，应在突破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制度障碍、实现职业教育的开放性和全纳性、加强校企合作的地方性法规建设、提高农民家乡“智富”能力和科学评价职业教育教师劳动等方面加快步伐。
论文关键词：职业教育；上升期；命题；创新实践
一、现阶段中国职业教育处于“上升期”
职业教育的历史逻辑表明，职业教育发展是分阶段前行的。在前职业教育阶段，所谓“教育”、“职业”、“生活”都是一回事，属于自然生态的一部分。当人类的劳动分工越来越细之后，教育便成为身份和权力的一部分，不事体力劳动的“劳心者”把教育称作“闲暇人的事业”，或称为“自由教育”，而专事体力劳作的“劳力者”则被排斥在教育之外。但是，劳力者争夺教育公平权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息过。
随着工业化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复杂的工业机器需要越来越多的技术工人，教育排斥劳力者的状态已经无法维持。于是，劳力者取得了教育权，所谓“职业教育”就此诞生。在工业化昌盛的时代，职业教育处于上升阶段，“国家为了提高国民素质、技能水平和就业能力而发展职业教育”；随着后工业社会来临，职业教育步入成熟期，“国家对职业教育的发展力度逐渐减弱，职业教育竞争力下降”。全民生活水平提高到全然自由阶段，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将逐渐融合在一起，全部教育也必然再次成为自然生态的一部分。
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来看，中国职业教育目前仍然处于上升期。吉林省职业教育研究中心“中国职业教育竞争力国际比较研究”课题组研究和撰写的《职业教育国际竞争力报告（2008）》是我国第一部从国际竞争力的视角出发，通过构建职业教育国际竞争力的要素指标体系，全面比较和评价世界职业教育发展现状，特别是中国职业教育的竞争力现状的专著。该报告指出，“我国是人口资源大国，却不是人力资源强国，国民总体富裕程度较低，国民总体生活水平较低，技能型劳动力欠缺，总体就业压力较大，值此阶段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符合客观规律的。”该研究报告认为，目前中国的职业教育处于整个职业教育历史发展的第一阶段，即“职业教育上升期”。主要表现是：中国职业教育涉及面广，规模宏大，在结构和效益上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但是，在职业教育各层次衔接性指标、质量指标、机会指标、投入指标和就业率指标上，国际竞争力仍然不强，中国职业教育步入成熟期还有一段艰难之路要走。
二、现阶段中国职业教育的“四大命题”
（一）职业教育缺乏吸引力
职业教育之所以对求学者缺乏较强吸引力，有观念上不认同、投入产出效益不够大、学习效果不明显、岗位待遇比较低、发展前景不广阔等等综合性的原因。首先，人们在观念上不认同职业教育，是因为这种教育看上去“单单培养操作工”，切断了人们步入上流社会的通道。事实上，当今中国的“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是双轨并行的，前者有完整的学制体系，后者则止步于“大专层次”。因此，就读职业教育被认为“发展前景不广阔”。第二，大多数职业院校忽视学生素质教育，部分学校甚至蜕化为“劳务工输出站”。其结果是，学生读职业院校花了钱，学习效果却不明显，入职后的岗位待遇也比较低，一些毕业生甚至要和未曾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民工争抢饭碗。这种残酷现实使那些供养孩子读书的家庭对职业教育产生了畏惧情绪。
（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不完善
（三）校企合作效果不佳
“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培养技能型人才的基本要求。但是，目前我国许多职业院校所提出的校企合作模式仍然停留在学校热情或学校为主的层面，企业的积极性并不高。其原因在于，在学校、职业教育、企业这三者之间，前两者的行为都是公益性的，而企业行为则是逐利性的，当三者没有找到利益共同点的时候，合作效果就不佳。换言之，如果校企双方的话语体系并不一致，就很难实现利益的共通互享。根据职业教育的公益性特征，“职业教育是全体社会成员都需要的一项公共产品，是市场不能有效提供而由政府主导供给的一项公共服务”。由此而言，有效推动校企合作，实现双方利益共通互享，需由政府履行统筹规划、制度建设、管理监督等职责，实现职业教育的公益性。
（四）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效益不明显
“现代社会，农民已经不是仅仅只能从事农业的‘农业者’了，……目前的新产业发展正改变着传统农民劳动和资源的投入特征。”[5]也就是说，中国农民如今正随着农业“产业化”而经历着自身“职业化”的过程。但是，“三农”问题的这种新变化，并不意味着农村职业教育目标就是“为城市工厂输送劳动力”。而当下的问题恰恰在于，“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却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城市中心主义，许多地方把农村职业教育仅仅等同于“去城市打工教育”。
事实上，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过程，也是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的过程；有效推进校企合作，也是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一个方面；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就必须把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落在实处。毫无疑问，破解这些命题也不可能孤立地着眼于某个方面。我们从全国各地开展的职业教育创新实践中看到，虽然各地职业教育制度创新在侧重点上各有不同，但是这些地方并没有将所解决的命题与其他命题割裂开来。
三、破题之道：地方职业教育制度的创新实践
（一）完善职业教育支持政策 自从2006年中央明确提出加大对职业教育财政投入，并强调资助农村学生及城市贫困家庭学生接受职业教育之后，又连续三年相继出台了若干具体的政策。那么，如何更好地贯彻落实中央文件，使职业教育的免费新政发挥最大效益？各地政府都在寻找解决之道，其中的亮点就是尝试推行“职业教育券”制度（如浙江省衢州市发行“劳务培训券”、浙江省长兴县发行“农民技能培训教育券”、贵州省贵阳市发行“职业教育券”都取得了很大效益）。这是落实中央免费职业教育政策的创新举措，也是将美国“教育券”制度运用于中国农村职业培训领域的成功尝试。“职业教育券”制度不仅优化了职业教育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在校学生和社会人士选择接受职业教育的积极性。
（二）搭建人才成长“立交桥”
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涉及面很广，可以说近年来各地政府关于职业教育制度的创新探索都是其内容。但是，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核心内容是“搭建人才成长立交桥”，即职教与普教相互沟通，中职与高职相互衔接。许多地方也在这个方面大胆探索，建立中高职教育“直通车制度”、职教与普教“互认学分制度”等等。但是，在形成纵横交织的职业教育“立交桥”方面，各地仍然缺乏教育制度的根本突破。许多地方政府搭建的人才成长“立交桥”通常表现为：统筹规划和积极推动，对当地职业教育的所有资源进行优化整合，使其产生系统化、规模化和集约化的效应。例如，天津市形成了以行业办学为主、多种形式并存的职业教育办学体制，重庆永川市按照“城校互动、资源共享”的思路打造重庆职业教育基地，广东中山市带动区域职业教育向大规模、集约化、高效益发展。
（三）推动校企之间有效合作
“解铃还需系铃人”，要从运行体制上解决校企合作问题，地方政府角色应从职业教育的设计者，变成企业积极参与职业教育的推动者，推动手段包括政策激励和法律约束等等。在“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奖”获奖作品中可以看出，凡是校企合作比较有实效的地方，都有当地政府的大力扶持。由于地方政府对于校企合作起到了主导作用，所以深圳市宝安区和佛山市顺德区能够把学校教学和企业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而且创造了较高的“就业率”。但是校企合作的长效机制来自于政府立法，而宁波市政府在这个方面开了一个好头，值得广泛推广。 "
（四）推进“乡土创业培训”
真正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其主体应当是“乡土创业培训”，即因地制宜地发展农村生产力和乡土商品经济。农民在心态上最迫切的是“致富”，不过出卖体力的老办法不灵了，只有通过“智富”才能实现“致富”，因此农民迫切需要以“乡土创业培训”为主体的职业教育。甘肃省兰州市、定西市、庆阳市探索建立以“农村社区学习中心”为基础的农村职业教育体系，将职业教育送到农民家门口，就是很好的实践。
四、加快推进地方职业教育制度创新的几点建议
（一）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在制度上突破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障碍
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它不仅需要把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学校教育与成人教育、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职前教育与继续教育有机统一起来，而且需要在各级政府、学校、企业和各种社会团体之间建立更密切的合作关系，充分满足一个人终身学习的需求。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不仅仅把人当作适应社会的客体，而且更重要的是把人当作创造世界的主体，使人通过教育追求幸福生活。
（二）建立“宽进严出”制度，实现职业教育的开放性和全纳性
实际上，这一条建议仍然是“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一个部分，之所以将之独立出来再次论述，是为了强调职业教育的开放性和全纳性特征。现行职业教育主要包括学校教育和社会培训两个方面，前者招收在校学生，后者招收社会成人，这两个方面在招生政策上基本上是两个闭循环系统。由于职业学校采用学年制教学管理制度，所以在招生对象上很难与社会培训机构实现融通。
职业教育培养应用性技能人才，是大众化教育，不是低等教育；“大部分人都应有机会接受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更高一级的教育则应在品质的基础上对所有人开放”，职业院校须接纳所有学生，反对歧视和排斥。在这个意义上，职业院校应当建立“宽进严出”的教育制度，大胆创新以学分成绩、技能证书、工作经验评分、学校推荐书、行业推荐信等为内容的“注册入学”招生政策；建立与“宽进严出”相配套的弹性学制和学分制，赋予学生自主选择教育的权利。近年来，各国职业教育的招生大门一敞再敞，充分体现了职业教育的开放性和全纳性特征。
（三）加强校企合作的地方性法规建设，形成政府、学校、企业和行业的联动机制
加强校企合作已经成为职业教育工作者的共识，各个职业院校也采取多种措施努力推动校企之间密切合作，但是企业一方参与合作的热情似乎并不高，造成目前校企合作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在于政府的统筹协调作用不够。从德国等西方职业教育发达国家的实践来看，政府通过立法能够保障校企合作的实效性。我国一些地方在加快发展职业教育的文件中对校企合作提出了政策要求，但是仍然缺乏法律约束。2009年，宁波市政府出台了中国首部校企合作的地方法规之后，山东省、苏州市、珠海市等地均有人大代表提案出台本地的“校企合作促进法”。毫无疑问，加强校企合作的地方性法规建设是推进校企合作的实质性举措。
（四）加强“乡土创业培训”，提高农民的家乡“智富”能力
目前我国农村职业教育面临的问题很多，比如招生困难、经费紧张、师资短缺等等，但是最大的问题在于人才培养方向偏离了“农”字。一方面是农村急缺各类涉农专业技术人才，另一方面是农村职业教育的内容却围绕着城市进行设计，这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农村职业教育越不培养涉农专业人才，农村经济就越发展不起来；而农村经济越发展不起来，涉农专业就越没有人学习。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与农民为了“脱农”而受教育的传统观念有关，也与地方政府的教育投入和引导有关。
但是，如果地方政府不从根本上转变观念，不在种植、养殖、畜牧兽医等涉农专业上做文章，那么免费的职业教育政策就不能起到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目前，乡土创业培训是农村职业教育的当务之急，是使农民尽快受益的有效之道。比如，每个村都办免费的“农民夜校”，开设文化基础课、农业技能课、乡村创业课、农民经商课、土壤与种植知识课、法制教育课……像当年晏阳初、黄炎培、陶行知、梁漱溟那样把农民从晚上闲逛和赌博当中拽到课堂学习的喜乐当中，让农民真正从职业教育当中受益。为此，地方政府还要对农村职校涉农专业毕业生就业给予支持，要加大涉农学生的政府贴息贷款数额，要培养开展乡土创业培训的师资队伍，并建立面向农村职业教育的志愿者制度等等。
（五）建立职业教育教师资格制度，科学评价职业教育教师劳动
职业教育教师队伍应当体现浓重的“企业元素”，其成员中不仅有大量来自企业一线的兼职教师任教，而且每一个在编专任教师也是“双师型”人才。职业教育教师的工作以教学和社会服务为主，其科研成果也是着重于解决实际问题的应用性研发成果。因此，职业教育教师的选聘、培养和评价都要根据职业教育的特点进行。但是，我国现在还没有明确的职业教育教师资格制度，也缺乏科学的职业教育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聘标准，职业院校在实践中通常都参照普通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的成型做法。比如，招聘教师注重学历而非工作经历，评定职称注重纵向科研项目和学术论文等等。
加强职业教育教师队伍建设，地方政府应当创新教师任职和评聘制度，包括：规定新教师入职的工作年限；在人事制度管理上放开对于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专业技术人才的资格限制，引进技术大师来学校任教；把教学质量和社会服务能力作为职称聘任的主要依据等等。由于各地经济水平和职业教育环境对人才的吸引能力不同，各地应根据实际情况分步出台符合地方需要的职业教育教师资格认定办法和评聘条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