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古埃及有着悠久的神王崇拜传统，王权与神权紧密相联。国内学者对古埃及王权与神权关系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由于近些年全新文献资料的引入，我国在进入21世纪之后成果日渐丰硕。国内王权与神权关系研究主要集中于王权与神权的初创阶段、王权与神权的演变阶段以及王权与神权的延续阶段这三个方面。随着学者对古埃及王权与神权关系的深入研究，古埃及不同时期的王权与神权特征等也逐渐为人所知。
关键词：古埃及；王权；神权
在古代文明中，君主专制统治似乎被赋予“君权神授”的观念。古埃及则采取一种更为“激进”的方式，即国王通过利用宗教信仰的形式，直接使其统治具有神圣性，以树立专制主义统治的权威。古埃及的神王观念基于国王的神性这一基础，国王拥有至高无上的世俗权力，掌控着国家的政治、经济、宗教等方面，对这些权力的控制反映出国王的人性与权威。故而古埃及的国王是人神的混合体，是拥有神权的君主。
国内学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仅有1篇文章发表；新世纪以来，关于古埃及王权与神权的著述日益增多。国内有关这一研究主要集中于王权与神权的初创阶段、王权与神权的演变阶段以及王权与神权的延续阶段这三个方面。
1 王权与神权的初创阶段
前王朝时期，埃及完成了由原始社会向文明的过渡。前王朝的文化包括上埃及的巴达里文化和涅伽达文化，下埃及的布托―马阿底文化。出土的反映巴达里文化的随葬品表明社会中已经不再实行平均主义；涅伽达文化II期的典型艺术当属希拉康坡里斯画墓，图案明显具备王权的特点，至少可以认为是当时稳固的阶级社会组织的确凿证据；涅伽达文化III期的随葬品表现出与前期显著的不同，社会分化达到一定程度，甚至出现了最高统治者――“王”，在蝎王权标头和纳尔迈调色板上都存在着这种缩影。上下埃及之争几乎贯穿于早王朝时期。传统观点认为，约公元前3100年美尼斯统一了上下埃及。然而，迄今为止尚未从考古角度证实美尼斯的真实性，因此考古学上把纳尔迈作为统一上下埃及的开创者。尽管时有分合，并伴随着流血战争，但经过第
一、二王朝的发展，埃及真正建立起统一王国。与此同时，中央对地方各诺姆的控制日趋加强。
早王朝时期几乎每一位国王都有两处墓地：萨卡拉是国王遗体的埋葬处，是国王真正的墓地；而阿拜多斯的“墓地”仅是国王纪念碑的所在地，类似于“衣冠冢”，这可能是王权的“二元”性的反映。3
2 王权与神权的演变阶段
在法老时期的埃及，国王通过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组成的官僚系统对整个国家实行统治，王权对国家和官僚系统的控制力不断增强。4关于法老时期王权与神权关系的研究，其关注点主要体现在：国王是人还是神；王权和神权的变迁；以及王权与神权之间关系的演变。
首先，国内学者们就国王的人性与神性进行分析。一种观点认为，古埃及人王权观念的一个最重要的立足点是：法老是神，而不是人。5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古埃及人的观念中，国王不仅是人，更是一位神，国王的至高无上不仅在于他握有世俗权力，更在于他所具有的神性，这就是古埃及所谓的“神王观念”。6
其次，国内学者们把更多关注的目光置于法老时期王权、神权各自的变迁进程。法老时期，王权历经了五个阶段的发展和变化――王权的起源和发展、王权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时期（古王国时期）、王权发展的低谷时期（中王国时期）、王权发展的辉煌时期（新王国时期）、王权的衰落时期（后埃及时期）。古埃及王权的兴衰直接对映着王朝的兴衰。王权与王朝之间的关系紧密相连、互相影响。。
早王朝时代结束，埃及历史进入以建造金字塔而闻名于世的古王国时期。王权神圣化是这一时期埃及最显著的特征，与之相伴的是具有纪念意义的金字塔王陵的建造，其规模之大是同时代任何地方所无法比拟的。国王被认为是太阳神拉的儿子，荷鲁斯的化身，且同时拥有充满创造力的言语、非凡的智慧、坚持真理与主持正义的特性。基于这种神王合一的概念，国王的权力在现实中得以体现。国王是最高的统治者，集军、政、财权于一身，拥有无限的权力：上至达官贵胄，下至黎民百姓都要仰仗其恩典；得其欢心者享荣华富贵，背其心志者遭灭顶之灾。7
古王国衰亡后，王权的没落粉碎了人们对王权的绝对信任，而那些原先只有国王才能享有的宗教仪典，普通人也能享有。8
第一中间期，古埃及陷入国家分裂、无政府的泥淖之中，地方贵族偏安一隅，这种状况维系近一个世纪之久。尽管孟图霍特普二世在位时期统一两地，但积习的诟病依然给中王国时期国王的统治留下阴霾，王权有所弱化、地方势力增强，主要表现在：争夺王权的斗争依旧激烈；国王在经济上的绝对支配权力动摇并开始被削弱；国王对地方的控制受到种种限制。
第二中间期的政治形势与第一中间期惊人地相似，都表现为统一王权的瓦解、地方与王朝分立，迥异的是，第二中间期外族希克索斯人的入侵，破坏了法老王权的神圣性，对古埃及人的王权观念产生了极大的震动。9所以，埃及学家莱德弗德（Redfort）指出，这一时期古埃及人抛弃了王权思想中两个最基本的原则：第一， 王室正统的思想已不复存在；第二，法老作为神王后代的纯洁性已遭到怀疑。10 新王国时期，国王的人性因素被强调，而此时古埃及人认为国王是混合着神性因素的人。“法老”这一称呼始于第十八王朝，以此彰显国王尊贵的身份，于是神王观念依照传统重新被恢复，但国王的神性因素有所下降、人性因素有所增加。埃赫那吞宗教改革时期，王权具有极高的神圣性。正是基于王权的神圣本质，这一时期国王是审判者、财富的创造者、世界的统治者、最高祭司、教谕者，以及一座象征着其统治的圣城。阿玛纳宗教（即埃赫那吞宗教改革）的兴起是一次针对古埃及传统多神教的革新运动，它与古埃及传统宗教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该宗教体系放弃了传统的神圣王权的概念。11
新王国末期，官方宗教已远远不能满足埃及平民百姓的信仰要求，人们渴望与神进行直接交流，人神之间互动交往关系的观念便出现了。12古埃及人认为，关心人类疾苦，满足人类愿望是诸神义不容辞的职责；这种个体化的趋势成为当时埃及宗教信仰的主流。
最后，法老时期王权与神权之间的关系也得到了国内学者们的梳理。金寿福从古王国时期神被视为国王的保护者、中王国时期国王变成神在人间的代理人、新王国时期国王因神的意志而动三个方面，分析古埃及自王权国家产生至新王国时期王权与神权之间的相互关系，揭示出王权与神权之间彼消此长的总趋势。13刘双通过对古埃及王权关系和神话体系的研究，分析出王权与神权之间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王权决定神权，神权保证王权，并进一步将这种关系诠释为王权的尊严来自神权的尊严、王权的需要决定神权的存在、王权对神权的宽容态度，这种关系贯穿了古埃及的发展历史。14
3 王权与神权的延续阶段
托勒密时期国王的人格被神化，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享有行政、立法、司法、军事、经济、宗教、文化等方面的最高权威，依靠一套庞大、严密的官僚体系对国家进行专制统治。17国王对经济权力的掌控和国王的经济实力是托勒密国王统治国家、建立并实施专制王权统治的物质基础，也是国王实现对内、对外职能的坚实的物质保障， 更是托勒密埃及专制王权的一个重要特征。甚至可以说，正是这种专制性的经济管理活动使托勒密埃及专制王权统治体现出了独特性。18
宗教是为经济和政治服务的上层建筑，由于历史原因和王权神授的宗教信仰，埃及神权在本土王朝统治期间成为王权的一个有力的支撑点，因此获得了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巨大利益。而在希腊化外族统治期间，王权的主要支撑点是武力和希腊化的贵族，及希腊的宗教和思想，埃及本土宗教并不完全融合于外来宗教。由于托勒密时期的王权与神权在阶级、民族和文明背景等各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时期王权神授的庄严外衣下遮盖着希腊人的王权和本土的传统神权之间的赤裸裸的利用关系。19
此外，还应补充说明的是，金寿福指出古埃及王权最显著的特征是其稳固性和持久性；郭子林比较了托勒密时期埃及的专制主义与法老时期的不同特征；赵克仁认为自然崇拜、亡灵崇拜和法老崇拜是古埃及宗教的核心内容，古埃及宗教的发展经历了从自然崇拜到亡灵崇拜，再到法老崇拜的演变，具有人类宗教发展的普遍意义；刘双从古埃及神话体系由法老时期发展至后埃及时期的视角阐释了王权更迭与神权变迁之间的关系。20他们的研究对我们更为全面地理解古埃及王权与神权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