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彭若木，成都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
摘要：在民族文化精神得到提升的今天，旅游地以及旅游场所中怎么样进行文化精神的提升是一个非常迫切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本研究以古印度哲学中的梵不一论哲学为参照，提出了古代乡贤文化与旅游地具体的场所精神之间的二元互参的关系这一理论，希望有益于旅游业的开发。
关键词：乡贤文化；旅游地；文化精神
一、乡贤文化与旅游业的美丽相遇
中国古代社会在地域观念和本土意识的双重滋养下，人们对于具体的某处的地方所付诸的关怀推崇的力度是在历史惯性推动下具有难以撼动的特性。中国文化从儒家传统至今，同印度文化一样，都具有一种保持经典和宣扬正义的功效，是为其社会性价值之所在。而在当下的中国社会发展当口，旅游业的浪潮滚滚而来，裹挟着一切的社会因素及价值，凭借其巨大的经济贡献为其张目，并非刻意地隐藏着“后旅游”时代亟待解决的价值与情感受重视地位不高的问题。应该说在广大城乡的所有历史性的文化遗产都或多或少地体现并保存着这种源自于中国古老的地域文化观念及本位意识的双重历史作用而形成的尊重本地本土贤能人士，地方乡绅，并且在后世传承中建构性地赋予了他们人格楷模和道德领袖的尊崇地位的这种文化传统。对这种文化传统的重视，应该是并非仅仅来源于体现国家大政方针的国家领导人的相关表述，更是具体到旅游业中的实实在在的破局之匙。如若不从或者无法从超越物性地、只着眼于对象物外观的旅游资源的实体性质，而无法从“物之为物”的形而上层面去超拔这种产业的内在性发展要素的话，当前中国引以为豪并且多层面的社会关注加诸于其上的旅游业尤其是以国内文化遗产开发为代表的旅游业将难以迎取到一个发展的永续性愿景。
二、乡贤文化的定义及旅游开发的可行性分析
乡贤文化从字面上看，是指与特定乡土空间相关联的，产生于斯并且以特定人群特色为指引的文化。而这种特定人群便是乡贤。乡贤者，特定乡土地域中指品德，才学为乡人推崇敬重的人。“乡贤”一词始于东汉，是国家对有作为的官员，或有崇高威望、为社会做出重大贡献的社会贤达，去世后予以表彰的荣誉称号。是对享有这一称号者人生价值的肯定。迄于明清，各州县均建有乡贤祠，以供奉历代乡贤人物。因之，形成一套完整的官方纪念、祭奠仪式。唐时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杂述》中曾有言“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
既然要对二者的关系进行合理有理的搭建，那么首先探讨其应用于旅游业进行旅游开发的现实可行性是必要的一个步骤。从旅游业界以及学界的一般对于文化遗产的思考角度来讲，首先想到的一定是该种文化遗产的教育性，也就是其所包含的道德教化意味、人格魅力、对于恪守家庭观念的推崇等等儒家为主的价值观念的推广和教育因素。然而，在当前的一个所谓“娱乐至死”的年代，将主要精力单单放置在教育游客的身上，哪怕披着一层“寓教于乐”的外衣，也始终在游客需求愈发挑剔的“后旅游时代“显得不愿意放低身段地迎合市场，从而拉大与旅游市场的心理距离，产生很多的”叫好不叫坐“的旅游项目或者旅游景点这些病不是罕见之举动。其次，从一种探究本体存在的“现象学”精神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本研究的眼光自然会从旅游地中具体物质性文化遗产的“物之为物”之因素或者原因角度去思辨考虑。而今日所谓之“乡贤文化”可以说是一个今人以“乡贤”为名人为制作的一个大口袋，中国传统社会中几乎所有的文化精神与实体都可以被放置进去而不显得任何的不自然。既然如此，乡贤文化可以说就是“使得中国社会为此”的唯一的先验性的一种存在，那么理所当然地就具备存在各自旅游地中文化遗产的“文化本体”的可能性和解释性。使得旅游开发能够更具有价值意义以及情感性质，而非冰冷的数字型GDP的堆砌，那么乡贤文化作为各自旅游地的“灵魂所系”便构成了一种逻辑上的互通之关系。在此种观念映照下，只要能够乡贤文化就是构成旅游地地方感或者场所精神的先验性存在，那么问题的解决就在于如何去述清这种乡贤文化，便能够彻底解决灵魂不清晰，个性不独立的长久旅游业的难题。再次，从更加宏观的国家及民族的复兴的观念来表述，其意也不可谓不盛大且宏伟。旅游业的先导性作用在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作用总是有着相似的表现，中国显然也不例外。在已经实现了并继续推动着中国社会经济层面的发展以后，并且尤其是在其他产业相对疲软的当下，旅游业不光延续着经济推动的巨大作用，同时，随着层级的提升，中国旅游业也注定被赋予了社会文化及道德价值层面的跃升功能，而这种通过旅游业来实现的道德及价值观的提升由于具有娱乐玩赏的外衣而相对来讲受到的社会阻力较小，因此，获取本土乡贤文化上的正统观念的地位，不仅是具有丰富旅游文化项目，满足今日游客对于日渐消散的“乡愁”的追寻的需求以外，同样也被赋予了提高本民族文化主权以及国际文化交流话语权的毫无争议的至高品格。
三、乡贤文化及至“场所精神”的转变或曰互通
在遍及城乡大道的各类型的古代，尤其是保存至今的明清时期的民间古建筑，诸如文庙、衙署、民宅、会馆，莫不在营造中或隐或显地表现着这种产生于中国各个独特乡土地域的乡贤文化。在儒家“君亲师”的道统下，对于师范的高度重视，使得广大的乡土地域对于能够涤荡人心，规范行为举止的且重在给人以心灵楷模力量的乡贤文化能得以在各类民间的公共或私人建筑中得到体现及保持。这种隐含于建筑群中间，无处不在却又不可把玩的因素就是使得建筑成其为此的“文化本体”。
言及与此，再来看看“场所精神”。此谓古罗马的一种传统说法，是万物有灵观念在古罗马人中的一种表现，他们认为万事万物总有个灵魂于其间，指导其具体行为。而今天的研究者抛弃掉其中略显迷信的色彩外衣以后，应该敏锐地发现此种言论背后的文化本体论的轮廓。以“场所精神”来研究今日中国的文化遗产，期冀能够尽量挖掘其独特性而非亦步亦趋地跟随所谓的大众旅游，凸显个性方是今日旅游业的必然要求。而这种溯源至事物的本性源头的研究方式可以从性之本体的角度来对事物进行全面且深入的审视和挖掘。唯有如此，文化旅游资源的旅游利用方才能够显示出当局者和研究者所希望看到的作用力度。换句话说，“场所精神”在此并不是一种人为提炼的东西，而是事物之本体，而又具体在独特地域上的本体。在这个意义上看，很类似古代印度吠檀多哲学中的一个派别，其称为“不一论”哲学。认为大我即梵与小我即阿特曼是宇宙的两个本源，从本体上看是两个。套用这样的一个思路，我们可以大胆畅言，在中国数千年社会变迁所形成的乡贤文化，各乡各地都常见的，可以说是一种大的本体，而具体场所中的本体精神是一种小本体，二者是一种双元的关系。但是二者又不是完全绝缘而不相沟通的。全国普遍的乡贤文化，是一种先验性的存在，其规定了各类乡贤文化的界域以及普遍性质。但是，从实践开发角度看，只规定了边界的乡贤文化不具备有指导各个场所的文化精神的功能。所以，乡贤文化在具体的乡土空间中，转换成了具体的场所乡贤文化，即场所精神。而后者是在前者的规定之下，添加了乡土及民族特征而得到建构。
四、结论
明确此种二者的二元互参的关系，对于合理而有创意地进行旅游的开发和升级活动至关重要，也是破解当前旅游业千城一面的一把利剑。（作者单位：成都学院外国语学院）
参考文献：
[1] 唐，刘知几《史通.杂述》
[2] （德）马克思.韦伯《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3] （挪威）诺伯格.舒尔茨《场所精神，迈向建筑现象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