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以后，调整美国在阿富汗的防务政策，逐步撤出美军的战斗力量。在这一过程中，巴基斯坦、阿富汗地区的恐怖袭击数量急剧上升，并对中国的西部安全局势造成了较大影响。美国对阿富汗防务政策调整，是中国新疆暴恐案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键词：美国;防务政策;阿富汗;巴基斯坦;中国安全
作为中国重要陆地邻国的阿富汗通过瓦罕走廊和中巴边境连接中国新疆、西藏两地，影响力辐射中国西部。9・11事件以后，美国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全面主导阿富汗的安全防务。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以后，对阿富汗的防务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这一调整通过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地区恐怖主义势力的力量消长对中国西部安全发挥影响力。为了弄清美国对阿富汗防务政策调整对中国西部安全的影响，本文从美国对阿富汗防务政策调整的过程、内容、特点、影响等角度进行分析，并提出中国的应对之策。
一、政策调整的过程
“防务”这个词语在外交和国际关系领域通常被解释为一个国家的国防。但两者有细微差异。国防是指对外防御，而防务是“有关国家安全防御方面的事务”，不仅包括对外防御，也包括内部的安全保卫，即维护政权的安全。美国在阿富汗打击恐怖主义的行为，是由美国的国防政策决定的，对于美国而言是对外防御意义上的“防务”（即“先发制人”）;对受到美国支持的阿富汗政权而言，美国的防务政策又决定了该政权的稳定和延续，因此对阿富汗而言是政权安全意义上的“防务”。因此，“防务”这个概念的使用，能够准确反映阿富汗的安全需求和状态。
一个国家的防务政策，是由一个国家的政府自行决定的，这是一个国家的合法政府对本国事务独立自主行使主权的标志。阿富汗战争以后，阿富汗的防务政策基本上由美国及北约组建的驻阿联军主导。阿富汗的防务功能实际上已经从防备和抵抗侵略，保卫国家的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等功能转变为反对和清除恐怖主义、维护驻阿美军安全和美国国家安全利益、制止阿富汗分裂等功能。由于美国领导的北约驻阿富汗国际安全援助部队人数规模达14万人，其中美军人数超过9万人，因此在驻阿联军中，美军实际上承担了阿富汗防务安全的主要任务。鉴于美军主导阿富汗防务的成本日益上升，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以后，不断对阿富汗防务政策进行调整，本质是在驻阿美军、北约部队和阿富汗政府军之间进行防务权力和义务的结构性再分配，促使阿富汗本国的部队承担主要责任，并从双边和国际制度角度进行确认和巩固。
美国对阿富汗防务政策的调整，是一个逐步变化的过程。从奥巴马上台初期的增兵，到转变战略开始撤军，最终形成“撤而不走”的格局，经历了几个阶段。在政策调整的过程中，奥巴马政府对阿富汗防务政策调整的任务逐步实现。这几个阶段如下。
第一，短暂增兵时期（2008年11月至2010年6月）。2008年11月，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就致力于研究如何调整小布什政府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两面开花的反恐政策，突出表现为“伊退阿进”。2009年3月27日，奥巴马正式公布美国为改善阿富汗安全局势而制定的最新战略。这项新战略的内容主要包括向阿富汗派遣较大规模的援兵、扩大阿富汗安全部队规模及采取有效措施争取阿富汗国内所谓“温和派”武装的支持等。尽管在策略上有较大差异，但在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利益这一根本问题上，奥巴马政府与小布什政府一脉相承。例如2009年8月17日，奥巴马总统称，阿富汗战争对美国而言并不是可选择的战争，而是必须要打的战争。这事关美国的根本利益，因此“值得打下去”。受这一思维的主导，2009年12月，奥巴马下令向阿富汗增派3.3万名士兵，并保证第一批美军将在18个月后撤离。这一时期，阿富汗美军数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但是奥巴马对阿富汗的防务政策已经发生了变化，主要是有意识地为将来撤军做准备，开始接触塔利班和加大扶持阿富汗安全部队的力度。
第二，撤军时期（2011年6月至2013年6月）。核心问题是逐步撤出美军。2011年6月22日，在塔利班宣布将在夏季发动大规模攻势之时，美国公布了从阿富汗撤军“三步走”的计划，并与塔利班“初步接触”。根据这一详细的撤军计划表：美国政府将从7月撤回1万名士兵;2012年夏天之前，3.3万名作战部队撤离阿富汗，驻阿美军的任务从作战转为提供支持;撤军行动将在2014年结束，完成向阿富汗方面的防务移交。2011年7月17日，阿富汗安全部队正式接管了该国巴米扬省的安全防务责任，揭开了北约领导的国际安全援助部队（ISAF）向阿富汗移交防务的序幕。截至2012年年底，阿富汗安全部队担负起75%阿富汗人口的安全责任。按照北约里斯本峰会的决定和2012年芝加哥峰会的具体意见，整个防务移交在2014年底完成，ISAF的军事使命最终结束。2013年，美国为首的北约加速从阿富汗撤军。到2013年6月，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宣布，阿已经正式从北约驻阿部队手中接管阿全境的安全防务，北约部队将按计划在2014年底完全撤出。
第三，依据协议开展防务指导时期（2013年6月至今）。核心问题是后撤军时代的美国对阿富汗防务的安排和布局。从制度安排等角度继续指导阿富汗政府的防务活动，确立两国防务合作的规范，是美国政府一以贯之的目标。在2013年6月移交全部安全防务之前，奥巴马政府为双边安全协议的最终达成做了重要铺垫，主要是从国家间关系进行调整。例如2012年5月，两国签署美阿战略伙伴关系协议;7月美国白宫发表一份备忘录将阿富汗定为“重要非北约盟国”，阿富汗成为奥巴马上任以来宣布的第一个“重要非北约盟国”。这些事关双边关系大局的协议和宣示，为双边安全谈判扫清了制度障碍。2013年11月，阿美双方最终结束双边安全谈判并达成协议。按照安全协议，美军从作战部队演变为负责训练阿富汗安全部队的驻军。
二、政策调整的内容和特点
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出，美国对阿富汗防务政策的调整是在确保美国在阿富汗安全利益的基础上，通过美国退居二线（幕后指导）减少美军死亡率（撤出战斗部队）和战争成本。通过对过程的描述可以总结出美国对阿富汗防务政策调整的内容主要分为以下的几个方面。 一是防务主体的调整，由美军转变为阿军。由美军为首的驻阿联军承担阿富汗安全防务转变为由阿富汗安全部队全部承担阿富汗的防务，同时减少美军在阿富汗的数量。2011年7月，美国撤回1万名士兵;2012年7月，美国3.3万名作战部队撤离阿富汗。移交防务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到2013年6月，阿富汗正式宣布接管阿全境的安全防务。
二是防务目标的调整，由打击塔利班转变为接触塔利班。塔利班被重新定位为“温和反对派”，军事行动转向集中打击基地组织。到2014年美国与塔利班换俘，建立了一定的信任关系。与塔利班的接触开始于2011年。这一年6月，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说，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正在与塔利班进行接触。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也首次公开承认美国和塔利班之间的联系。2010年，在美国的支持下，阿富汗成立高级和平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前总统拉巴尼和穆贾迪迪、数名宗教领袖、妇女代表、前塔利班指挥官等70名成员组成，旨在与塔利班接触，促使其放弃武力，参加政府主导的和平进程。美国通过防务政策调整，试图将它在阿富汗的角色逐步转变为阿国内政治的调解者。
第三是美军角色调整，由战斗部队转变为协助指导。根据2012年5月美阿两国签署的战略伙伴关系协议，美国承诺在2024年前在社会经济、国防安全、制度建设等方面为阿富汗提供长期协助，阿方则承诺美国可以在2014年撤军期限之后继续在阿驻扎部队训练阿军与打击“基地”组织。2013年11月的双边安全协议进一步明确：2014年后美军将继续在阿富汗保持逾万的兵力，并可驻军至2024年，开展训练和反恐任务;阿富汗给予美军司法豁免权及进入私人房屋搜查的权利。这表明，美国在阿实质“撤而不走”，通过保持在阿的军事存在，力图继续影响阿国内局势及地区政治格局走向。美国的对阿富汗的防务政策调整，最终以双边制度安排的形式确定了下来。
根据以上内容的叙述，可以看出美国对阿富汗的防务政策调整体现了三个特点。
第一，循序渐进，制度保障。美国对阿富汗防务政策调整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从开始的短暂增兵，到逐步撤军，美国使用5年时间来进行过渡，充分体现了该政策有步骤、有计划，尽量减少政策变化引发的负面反应的过程控制。在缓慢稳妥推进的过程中，美国不断和阿富汗加深关系，从制度层面确认和巩固美国在阿富汗的安全防务利益。
第二，运用策略，以退为进。奥巴马政府对阿富汗防务政策的调整充分体现了美国的战略构思：既保持在阿富汗长期军事存在，又能减轻自身经济负担。根据有关学者的统计，2012年美国军费下跌，主要是由于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投入的军力消耗从2011年的1590亿美元减至1150亿美元。通过政策的调整，美国给其他国家腾出了战略想象和对阿富汗施加影响力的空间。使得本来不愿为北约为首的ISAF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的周边国家，会重新考虑对阿富汗安全部队进行援助。美国通过以退为进，能达到获取国际社会的援助，利用他国力量对北约在阿军事成果进行再投资的效果，即“利用阿周边国家对美撤军后塔利班可能重新掌权的担心，宣布‘撤军时间表’，促使它们加大对阿富汗战争的投入，以实现责任外包和转嫁危机的目的”。
第三，多边合作，相互协作。美国对阿富汗的防务政策调整，美国有意引入合作伙伴来填补美国留下的防务空隙。一方面是北约内部合作。美国通过北约防务会议来引入其他北约成员国承担部分安全义务。另外一方面是引入周边大国。例如2011年10月，阿富汗与印度达成双边战略伙伴关系约定，印度在全国各地的机构为阿富汗国民军训练2万至3万名人员，其中包括大约500名军官。2012年6月，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访问印度，希望印度在阿富汗问题上扮演更积极的角色。日本也积极参与阿富汗的重建进程。2001～2011年，日本向阿富汗提供31.5亿美元用于阿富汗重建项目，其中包括防务活动的后勤支持等。
三、政策调整对中国西部安全的影响
美国对阿富汗防务政策调整，是中国西部安全形势在2013～2014年趋向严峻的重要原因。如果按照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来解释，那么自变量“美国对阿富汗防务政策”通过阿巴地区（Afpak）安全局势的恶化这一中间变量影响因变量“中国西部安全局势恶化”。因此，政策调整影响中国西部安全的途径，需要从自变量-中间变量-因变量互动的过程中去寻找。
因此，美国对阿富汗防务政策调整影响中国西部安全的主要途径是美国的撤军导致阿巴地区恐怖主义势力抬头，并将恐怖主义势力渗透到中国西部地区。
（一）自变量对中间变量的影响
阿巴地区的恐怖主义势力的消长呈现与美军发挥作用大小的相关关系。美国在9・11事件后全面主导阿富汗的安全防务，在阿巴地区形成了美国、阿富汗政府、巴基斯坦政府构成的三角与阿富汗塔利班、基地组织、巴基斯坦塔利班构成的恐怖主义三角形成的对立格局。作为中亚和南亚交界处的“阿巴地区”，体现了美国在该地区反恐行动的绝对主导地位。反恐是美国、阿富汗、巴基斯坦防务合作的核心纽带。如果说在小布什政府时期，不惜余力地打击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基本上形成了反恐力量占据压倒性优势的格局，那么奥巴马政府对阿富汗防务政策的调整，实际上造成了该地区反恐力量的严重削弱。
阿巴地区的恐怖主义势力的消长呈现与美军发挥作用大小的正相关关系。根据图1，在奥巴马短暂宣布增兵阿富汗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地区的暴恐案增长平缓，出现被抑制的势头，但在美国有步骤撤出军队之后，阿巴两国的恐怖袭击案呈现激增的势头。
（二）中间变量对因变量施加的影响
美国防务政策调整，客观上给了恐怖主义活动分子更多的活动空间，构成了恐怖主义势力扩大活动的“背景条件”。在新疆境内发生的多数暴恐事件是由境外“东突”势力组织直接策划，境内一小撮潜伏分子呼应，共同制造的。 美国对阿防务政策的调整，对中国西部安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中巴边境成为恐怖主义渗透中国的新通道。作为中国重要陆地邻国的阿富汗通过瓦罕走廊和中巴边境连接中国新疆、西藏，影响力辐射中国西部。中国与阿富汗接壤的地带只有狭窄的瓦罕走廊。该走廊人烟稀少，属于高寒山区，季节性封山使跨越边界极其困难，同时瓦罕走廊南北最窄处仅15公里，便于中国监控该走廊及有效防止塔利班渗透和东突分子越境。因此，单纯从狭隘的陆地接壤角度看待阿富汗对中国西部安全的影响，可能会得出阿富汗无论国内政治形势如何变迁，美国防务政策如何调整都不会对中国西部安全产生威胁的结论。事实上，在美国的战略安全视野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被看成一个地区（Afpak），将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看成该地区反恐问题的一体，甚至认为阿富汗是小问题，真正的问题在巴基斯坦。这显然是正确之论。因此，研究阿富汗的恐怖主义势力影响，要通过恐怖主义和民族分布两条线索，将阿富汗、巴基斯坦看作一个整体来理解。2010年，美国无人机在巴阿边境击毙了“东伊运”组织头目阿卜杜勒・哈克。2014年中国昆明发生暴恐案之后，巴基斯坦空军对北瓦济里斯坦的东突恐怖分子训练营进行了空中重点打击，至少击毙了73名当地及外国武装分子。可以看出，尽管瓦罕走廊相对封闭，但是东突分子并不通过瓦罕走廊渗透到中国，而主要在中巴边境活动、渗透。
美国逐步从阿富汗撤军后，中巴边境成为东突分子的主要活动基地，中国本土的恐怖袭击因而有上升的趋势。根据图2可以看出，三国受恐怖袭击的数量都呈现上升趋势。
第二，东突恐怖分子流返人数和频率上升。“9・11事件”以后，源自中国本土的恐怖主义分子一度受到美国和巴基斯坦的严厉打击。“东伊运”先后有70多人被剿灭，其余或作鸟兽散，或被美军捕获，或藏匿起来。2004年10月，东突头目艾山・买舍苏木在巴基斯坦被击毙，残余势力流窜到叙利亚、利比亚和伊拉克作战。美国防务政策对恐怖主义势力的打压松弛以后，从叙利亚、伊拉克等地得到资金、武器支持和实战训练经验的东突分子纷纷返流到阿巴边境，使针对中国的暴恐行动烈度加剧，更讲策略性因而也更难防范。
美国对阿富汗防务政策的调整，还伴随着美国的防务活动角色的转变，企图由阿富汗内政的直接参与者转变为协调阿富汗问题的“中间人”。因此，美国保持和塔利班的接触，在人员方面会进行交换战俘等利益互换，释放出原本关押的恐怖分子。例如，在2004年10月，美国国务院就同意释放关在关塔那摩的东突分子，引起国际舆论一片哗然。此事一直拖到奥巴马时期。经过一番司法较量，东突分子被遣送至多个国家，如斯洛伐克于2014年1月接受了其中三名的东突分子。除了东突分子外，塔利班本身的实力也日渐增强。2014年6月，塔利班释放一名美军士兵，交换被美国关押的前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官员。这些官员都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塔利班势力的增强、东突分子的被释放，都增加了中国西部的安全压力。
第三，东突恐怖势力活动空间有所扩大。美国对阿富汗防务政策调整和美国对伊拉克政策、对叙利亚政策构成奥巴马政府中东政策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使东突势力以南亚为基地扩散到中东地区。通过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的局部冲突，东突势力与这些国家的恐怖主义势力连成一体，获得了充分的国际势力支持。“以‘东伊运’为首的‘东突’恐怖势力，加紧与其他国际恐怖势力相勾结，频频策划、实施恐怖破坏活动”，因此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安全与军控研究所所长李伟认为“‘东突’仍然是中国面临的最直接、最现实的分裂势力与恐怖威胁”。东突势力充分利用这些国家与中国国内复杂的网络、熟人关系、宗教联系，以阿巴地区为基地对新疆地区的信教群众宣传、示范。
恐怖分子流动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扩展活动空间的过程。叙利亚战争中出现的东突分子，说明东突势力已经流转到中东地区。美国詹姆斯敦基金会网站2014年5月称，中国境内发生的这些暴恐事件是经过协调的反华好战行动的一部分，它们很有可能是在中国境外进行组织的，采用的是邻国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圣战主义者（如TIP和IMU）常用的战术。
因此，2013年以来新疆遭受恐怖袭击事件数量的上升，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奥巴马政府对阿富汗防务政策调整使得恐怖主义组织面临的美军压力有所“松绑”，有助于塔利班实力的增强。美国在后撤军时代的布局中与塔利班的利益交换，也进一步增强了东突分子的力量。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导致中国新疆及内部恐怖袭击事件的增多。
（三）自变量对因变量的直接影响
美国对阿富汗防务政策的调整，是其全球战略调整的一个组成部分。美国决策层总是从全球视野来看待阿富汗问题的。由于中国崛起的影响和美国经济发展的放缓，促使美国对外政策采取有所侧重的策略。根据政策调整的内容，美国仍然可以保持在阿富汗强有力的军事存在。尽管面临着金融危机之后财政窘迫的威胁，但美国及北约各国不可能放弃阿富汗这一长期战略经营的硕果。通过在阿富汗继续驻军，美国仍然成功地在俄罗斯南部战略区域和中国西部区域打入“一个楔子”。一方面美国要甩掉阿富汗的安全防务包袱，另外一方面又试图保护既得利益。因此，中国在西部安全面临的美国压力尽管有一定程度上的减轻，但美国军事力量对中国威胁的实质并没有根本改变。从总体安全观来审视，美国在安全战略方面将采取更为“集中”的方式，从阿富汗腾出的军事能力随着美国战略东移而强化在东亚的存在，中国整体的战略压力加大。
归纳起来，阿巴地区安全局势构成了自变量“美国对阿富汗防务政策”和因变量“中国西部安全”的中间变量。美对阿富汗防务政策调整，影响中国的西部特别是新疆地区的安全。新疆暴恐案在2013年和2014年数量激增，与奥巴马政府对阿富汗防务政策调整有较大的相关性。
此外，美国对阿富汗防务政策的调整使中国西部面临的非传统安全有恶化趋势。美国大规模撤军后，阿富汗政府对毒品管控将大为减弱。一直处于驻阿联军高压下的毒品交易将获得重新泛滥的时机。毒品贸易是塔利班等组织获得资金的重要途径，塔利班势力的增强又反过来促进该地区毒品贸易的发展，两者构成错综复杂的共生关系，严重威胁中国的西部安全，见图3。 四、中国维护西部安全的对策
根据以上的分析，美国对阿富汗防务政策的调整对中国西部安全产生了较大的不利影响，是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本土遭遇的恐怖袭击事件数量急剧增加的重要原因。面对美国对阿富汗防务政策调整的不利影响，中国应做出积极的努力维护西部安全。
第一，升级中巴边境监控级别。中巴边界西起5587.0高地，东至喀喇昆仑山口，长599公里。由于边界线较长，地理条件复杂，这里自然成为阿巴地区的恐怖分子渗透到新疆的重要通道。因此，中国不仅要加强对中阿边境的监控，也要对中巴边境严密监控，升级防范级别，防止恐怖主义分子借助中巴两国边境友好往来的通道暗中渗透。
第二，加强中美在阿富汗防务问题上的合作。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存在从反恐角度而言符合中国的安全利益。美国军事力量进入阿富汗已经成为既定的事实，讨论本地区局势的都要立足于现实，而不是寄希望于美国彻底退出阿富汗。在现阶段，美国构成了阿巴地区安全的重要一环，美国在阿巴地区反恐战场发挥的作用基本上是正面的。尽管美国不断误杀平民存在争议，但“解铃还须系铃人”。未来该地区安全局势的好转，离不开美国发挥作用。中国由于外交政策的防御性质和对发挥地区领导作用的谨慎态度，还不足以取代美国在反恐中的主导地位。美国在阿富汗仍然保有军事基地，一定程度上也威胁中国的西部安全。但是，两者相比取其轻，美国军事基地对中国西部安全的影响是重大而不紧迫的，但恐怖势力对中国安全的影响却是重大而急迫的。从事情解决的先后次序而言，很显然要优先解决重大而急迫的恐怖主义威胁问题。中美之间的矛盾可以通过全球博弈框架来解决美国军事基地威胁问题，但阿巴地区的共同的恐怖主义威胁却只能通过一定程度的中美合作来达到。
第三，中国要更多地承担维护地区安全责任。解决地区安全面临的问题，才能有利于解决中国自身的安全问题。实事求是而论，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反恐，对中国反恐是相对有利的。在这个中美构成的“智猪博弈”中，中国是搭美国反恐便车的“小猪”。随着美国对阿富汗防务政策调整，中国面临的西部安全压力增大，也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对中国国家利益而言，稳定友好的中阿关系是中国在阿富汗的基本利益、由于中国与阿富汗一直相对友好。中阿之间在领土、边界、水资源等方面不存在涉及核心利益的国家纠纷。加上美军撤出，阿富汗政府的安全压力加大，阿富汗不排除一定程度上接近中国，对中国实施更为友好的政策。但这根本上取决于中国的意愿和能力，“撤军后美国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地位与影响取决于美国如何撤军，撤军后在阿富汗投入资源的多少及使用效率，未来阿富汗对美国的依存度，以及是否有国家有意愿、有能力取代美国”。中国发挥作用的程度也受到美国的制约，由于美国援助人员对阿富汗重建和安全部队的全面掌控，使得阿富汗对中国的友好程度，将限制在美国同意的范围，受到美国国家利益的过滤。
第四，应更加积极地致力于增强阿富汗政府的独立防务能力和自主解决本国内部事务的能力。美国对阿富汗防务政策的调整使阿富汗的稳定面临严峻挑战。尽管美国2009年增兵阿富汗的举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有力地打击了基地组织等恐怖主义势力、打击了塔利班势力，并初步建成了一支阿富汗安全部队接管美军的安全防务工作，但是推动阿富汗内部、包括与塔利班的政治和解才能确保美国在阿富汗的长久利益。美国虽然与塔利班进行接触，但塔利班与美军、阿富汗安全部队交战达十年，建立政治互信谈何容易。阿富汗的军警和士兵由于美军对平民的伤害以及对美国侵略阿富汗的憎恨，对阿富汗现政府的忠诚度极其有限。美国对阿富汗的防务政策调整，意图让阿富汗安全部队主导防务，但恐怕阿富汗安全部队是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美国世纪基金会的阿富汗问题专家迈克尔・汉纳（Michael Hanna）认为，美军的撤离确实使阿富汗局势陷入僵局;塔利班武装虽然遭受美军的打击，但并未被击溃;相反依然保持了重要政治派别的身份。阿富汗安全部队的缺乏忠诚度、驻阿联军的急于抽身和越战越强的塔利班，意味着防务政策调整后的阿富汗局势走向并不乐观，阿富汗将出现一个时期的混乱，从而给塔利班东山再起的良机，甚至可能导致塔利班重新回到阿富汗执政地位上来。无论是阿富汗境内塔利班、基地势力的反弹，或是阿富汗政局的混乱，都会对中国在阿富汗的利益构成挑战，威胁新疆和西藏的安全稳定，加大中国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预防成本。因此，对中国而言，应鼓励阿富汗政府增强独立防务能力和独立自主解决本国内部事务。只有阿富汗人民自己解决本国的内部问题，阿富汗的安全才能得到长久的保障。
第五，调整心态，正确看待和发挥印度等国家在阿富汗的作用。阿巴地区恐怖主义活动的增加，不仅对中国安全有影响，对周边的印度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有关学者在评估印度的作用时说，“在反恐方面，印度为阿富汗的基础设施重建投入了巨大的财力，是美国反恐的得力助手”。印度等逐步深度介入后撤军时代的阿富汗防务，一定程度上抵消了阿富汗政府对中国的战略需求，也使有志于做一个“有声有色大国”印度的地区影响力不断上升。对待这一问题，中国自身的态度要平和，要正确看待和发挥印度等国家在阿富汗防务中的作用，发挥其积极的作用，限制其消极的影响。
第六，努力将阿富汗纳入上海合作组织反恐合作框架。中国要率先做到未雨绸缪，加快在南亚和中亚地区实施战略布局，避免中国的西部安全及总体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中国应努力和俄罗斯等国家合作，将阿富汗从观察员国升级到上海合作组织的正式成员国，关注阿富汗的防务与经济议题，为中国的西部更加安全而营造一个良好的中阿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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