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得病了，就得治病。要治病，就得上医院。听人说，现在上医院看病好难好难，我不大相信。
前不久，一点小疾，也就是耳朵里有点异样，既痒又胀还有点微痛，我没在乎。日趋一日，耳朵里嗡嗡作响，声音越来越大，随之而来的，是一阵一阵火辣辣地疼痛，不时地流出黏糊糊的液水来，吃饭、说话都受影响，白天无法工作，晚上睡不好觉，其势在向严重的方向发展，看来不上医院求治是不行了。
有一所医院离居所较近，又颇有名气，当然是去那里。去之前，好心朋友劝告，现在的医院，尤其是著名医院，医生少，病人多，看门诊要排很长的队，帮我找个熟人，方便一些。妻子见我整天为工作忙上忙下，跟我说，她表弟是这所医院的外科医生，与他联系一下，请他帮忙，一则可以找个好的医生，二则可以节省时间快一点看病。我不喜欢“拉关系”“走后门”，更不愿为此小疾去麻烦别人，婉言谢绝了朋友的好意，也没有理会妻子的“忠告”，打定主意，不依靠他人，独自去医院看病。
耳病疼了几天，强忍到周五，我实在难以忍受下去，顾不得那么多了，还不到早上八点，就打电话与办公室的同志请了假，叫上司机小刘，驱车直奔人民路的这所医院。路虽近，但不好走，人民路正在改造，一半封闭，一半通行。通行的一边，路面狭窄，车辆拥挤，坑坑洼洼，尘土飞扬。汽车小心翼翼，左右摇摆，择路而行，好不容易来到了医院门前。
我赶紧下车，钻进人群，寻找空隙，左避右让，上了台阶，进了大门，往左一拐，进了门诊大厅。举目望去，这里更是人声鼎沸、人头攒动，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高子、矮子，胖子、瘦子，人挨人，人挤人，乱糟糟、闹哄哄的，好像随时都会把整个大厅抬了起来。应该说，这家医院在长沙市乃至湖南省都是首屈一指的，但是，随着看病的人员日益剧增，使得本来已经够宽绰的大厅显得拥挤不堪了。大厅北边和西边，分别一字儿摆开，设置了一长溜的窗口，不下三十来个，窗口按挂号、划价、付款、取药分类，每个窗口前面都弯弯曲曲不甚整齐地排着长长的队伍。排队的人大都是陪伴病人看病的亲友，也有个别像我这样自己看病自己排队的人，不管是陪伴亲友还是病人本身，站在这里，无一不愁眉不展，心情焦灼，只盼着能尽快排到窗口，早一点挂上号，取上药，减轻病痛的折磨。
六月的天，好闷，好热，人多热量大，吵吵嚷嚷，门诊大厅更像个闷罐车，人在其中，浑身燥热，汗水直冒，憋不过气来。按照窗口上方标牌的指示，我来到大厅西边，排在二号窗口队伍后面，随着队伍慢慢地向前移动。不知道是排队的人太多了，还是窗口里面工作人员动作太慢，等啊，等啊，腿站酸了，心等烦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向前挪动了一小段距离。依我往日的性子，真想一走了事，不看这鬼病了，但耳朵里那一阵阵疼痛锁住了我，得安心下来把病看好，总不能让那耳朵腐烂了，穿孔了，变成聋子，成为残疾人吧。心急吃不得热豆腐，人家都在等，我就等不得了？
半个小时以后，终于挨到了窗口，我心里总算是透了口气。我窗口里面，负责挂号的是位年轻的女工作人员，她身着白褂，头发乌黑，眉目清秀，我上前一步，隔着窗口将十元钱递过去。偏偏在这时，她口袋里的手机响了，不接我的钱，也不与我招呼一声，放下手中的活儿，竟自顾自接她的手机去了。我不知道医院有没有规定允不允许窗口服务人员上班时候接打电话，但我知道不管是谁都有特殊情况免不了有时在工作期间要兼顾一下个人的事情，我非常理解她的举动，一语不发，在一旁静静地候着。一分钟过去了，两分钟、三分钟过去了，四分钟、五分钟又过去了……“美女”还在与电话那头无休无止地聊着，且没有马上停止的迹象。我站在窗口边，隐隐约约听得出来，她的通话并没有什么重要事情，而是在天南海北鸡毛蒜皮地闲扯瞎聊。“不像话！”队伍中有人埋怨起来。她好像没有听见似的，我行我素，继续着她与对方嬉皮笑脸无关紧要的调侃。我实在是忍不住了，冲着她说了一句，“算了吧，你的电话也打得太久了，大家都等得很急呢！”她这才不情愿地结束通话，收起手机，瞟了我一眼，“看什么科？”口气生硬得像块石头，与她秀丽的脸庞极不相称。“不知道看什么科，耳朵痛。”我小心翼翼，生怕刚才的直言得罪了她。“不知道看什么科，来挂什么号？耳鼻喉科，这也不晓得！”她有点不耐烦，语气像训斥犯人。我知道，我是来看病的，不是来吵架的，不能因一时的冲动，坏了一天的心情。忍着点，再忍着点，少惹是非！我暗暗地告诫自己，一言不发，赶紧将钱递上去……
根据指示牌，几经询问，穿过长廊，直奔后栋，爬上四楼，气喘吁吁地来到耳鼻喉科。毫无例外，这里也是人满为患，门厅里、走廊上、楼梯间、窗口边，到处是人，走动的、站立的、蹲下的、坐着的，把个一层楼挤得严严实实、水泄不通。这时候，耳朵里的炎症又发作了，一阵隐隐作痛，一股液水流了出来，我赶紧掏出纸巾擦拭干净，顾不了斯文礼节，一边捂着耳朵，口里连连说着“请让一下”，一边拨开横挡在前面的人群，使劲挤到了走廊尽头处的一张小方桌前面，隔着晃动着的人头，伸长手臂将挂号费收据递给了那位负责排队就诊的女工作人员。这位女工作人员穿一长白褂子，年纪稍大，个子不高，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人倒是勤快，收单子，排顺序，喊号子，安排病人进门诊室就诊，忙个不停。她接过挂号费收据，看了看，手一伸，“病历呢？”“什么病历？没有啊！”我不知所措。“不清白，没病历怎么看病？”她是穿白褂子的人，这里由她负责，理所当然，说起话来比挺“牛”的。“我很少看病，不知道要买病历……”我想解释清楚。“不要说了，赶快去买病历！”“白褂子”见得多了，懒得听我解释。“在那儿买？”怕走错地方，问了一句。“在哪挂号，就在哪买病历，这还用问？”显然，她有些不耐烦了。“那我开头挂号时，需要病历，窗口怎不告诉我一声？”
门诊部有两栋楼，挂号在前栋一楼大厅，耳鼻喉科在后栋四楼，这一来一去，一上一下，出身汗、费了劲不说，还白跑冤枉路，耽搁了宝贵的时间，我有点忿忿然。“那是窗口的事，与我何关？”见我提意见，她不高兴了。“窗口的服务态度，反映医院的服务质量，你是医院的一员，怎么能说无关呢？”心里有气，免不了回了她一句。转而一想，她整天在这里工作，忙出忙进，要应付各种各样的人，实在也不容易，后悔把话说过头了。“你这人好结筋！拜佛求师爷――找错人了，倒怪起我来了！”“白大褂”集体荣誉感还挺强的，说到医院的服务质量，她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眉毛竖起来，眼睛直盯盯地瞪着我，声调涨高了八度。我俩这一吵，准确地说，我并没有和她吵，是她在发火，走廊里的人全被吸引住了，齐刷刷地望着这边。看她神态，大有要与我大干一场的架势。我怕把局面搞僵，看病要紧，得罪不起，也没有必要和她争长论短，努力地克制住自己，“对不起！我没有怪你的意思。”向她表示歉意。还算好，见我“举白旗投降”了，她也不吱声了。“我还有急事，请你关照一下，我先用挂号费收据排队，等一下买来病历补上，行吗？”我惦记着办公室的事情，心急火燎，想早点看完病回去。“不行！凭病历和挂号费收据排队，这是规定！” “白大褂”斩钉截铁，没有半点通融的余地，手一扬，挂号费收据扔到了我的面前。我只好忍气吞声，拾起挂号费收据走下楼去…… 来到前栋门诊大厅，再怕见到那位“美女”，不敢去二号窗口，换了一个地方，排在一号窗口的队伍中。我耐着性子，站一阵子，挪一小步，又是近半个小时的排队，好不容易凑到了窗口。窗口里面，又是一位女同志，医院里除了医生外，基本上都是娘子军。在人们的概念中，医院是救死扶伤、行善积德的机构，女同志心地善良、性格温柔，特适合在医院工作。“买病历，多少钱？”“五块。”摸摸口袋，坏了，没有了零钱，硬着头皮将一张百元钞递了上去。“没有钱找！”百元钞被扔了回来。“对不起，我没带零钱，麻烦你一下。”见她手里握着一大把五块、十块的票子，我又把百元钞递了进去。“你这人怎不听招呼！没有零钱，就不能想办法去兑换？”钱再一次被扔了出来。前前后后，上上下下，来回奔波，几个回合，我已大汗淋漓，心力疲惫，狼狈极了，也沮丧极了。
凡事应替人家着想。是啊，如果人人都像你一样，区区五块钱，拿张大票子，这不是为难她吗？我理解她的心情，走出医院，用手机呼叫小刘，请他速送五块钱零票子来。拿到零钱，重回大厅，怕遭人白眼，不敢省事，这队还得重新排起，再一次体验可以说是世界上行进速度最慢的感受。经过一番艰难的排队以后，总算拿到了那本封面抬头印有红底白字的医院名称、封底写满尽是温馨话语的就医指南的门诊病历。这时候，看看时间，从最初跨进医院大门算起，不多不少，整整耗去了一个小时，心里头酸酸的、涩涩的，不知是个什么味儿。
庆幸的是，在耳鼻喉科，当我把病历、挂号费收据交给那位“白大褂”时，她并未对我有什么不逊，二话不说，拿起铅笔，在收据上画了一个大大的顺序号，放在小方桌上那一长排病历本的最末尾处。我伸头一看，好家伙，“74”，与“气死”谐音，一个不甚吉利的号码，好在我是一个坚定、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太相信这些，否则，我真的会被“气死”。
我注意了一下，耳鼻喉科有七八个门诊室，每个门诊室门框上边横着一块牌子，上面分别写着“教授”、“副教授”和“耳鼻喉科”字样。所有门诊室的门都是紧闭的，有医生看病的，关着门，是为了排除干扰，专心诊治；没有医生看病的，自然门也开不了。从病人进出的情况看，估计有一半门诊室有医生在里面值班。小方桌前，“白大褂”很守责，她靠墙而坐，俯身低首，不时地翻动着满满一桌的病历本，哪个门诊室出来了病人，她就大声地喊着排在最前面的号子，起身将应声者带进哪个门诊室。
望着方桌上一长溜的病历本，我知道一时半刻还轮不到我，优哉游哉，漫不经心，走到走廊东头的门厅里。医院还算人性化管理，门厅不大，却安放着一排排天蓝色的塑料座椅，共二十多个座位，供病人和家属候诊时休息。实在太累了，见靠近走廊的拐角处有一空位，赶紧坐了上去。这地方好，挨着走廊，靠近窗口，既可瞥见楼梯口、门厅里和另一条通向前栋长廊的动静，又可欣赏窗外楼房与草坪的风景，还可随时注意小方桌前的进展情况和听到“白大褂”的呼叫。
趁着还有些时间，从身上掏出一本书，书名叫《触摸欧洲》，是一个叫刘建春的记者写的采访日记，低头翻了起来，书里面尽是一些介绍欧洲国家文明进步、颂扬西方道德风尚的文章，想起眼前刚刚发生一系列不甚愉快的事情，对比之下，竟如此差别之大。越看越不是个滋味，心里那个烦恼直往上冲，关都关不住，没有心思再看下去了，合上书，站起身，眼睛直直地望着眼前那些不动声色面无表情的桌椅、门窗、楼顶和地板，渐渐地似乎它们有了生命和思想，在审视着、甄别着身前这些晃来晃去形形色色灵长类高级动物的所作所为，是讥讽？是嘲笑？抑或是蔑视？我不得而知。看我，想哪儿去了，是在做梦？还是发生了幻觉？揪了自己手臂一把，好痛，才知道是在胡思乱想，自己提醒自己，可要头脑清醒啊，别耳病还没治，精神上出了问题！
手机响了，一看，是妻子打来的：“喂！看了病没有？”她虽在上班，却一直放心不下。“没有！”虽心有怨气，但我不想让她知道我此时的尴尬境地。“我叫表弟过来，帮你打个招呼。”她关切地说。“不需要！”不容她多说，我“啪”的一下把电话挂了。
我镇定下来，坐回原处，隔老远盯着那个小方桌。随着前面病人被陆续叫进了门诊室，后面不断有人排队补上，我想我的病历一定前移了许多，至少应该到了中间的位置，最多还过半个小时就会轮到我了，这一段时间工作好忙，看完病我还得赶去办公室一趟，先把那几个重要文件签发下去，再研究落实几项急待完成的任务……
正低头盘算着，从楼梯口来了一白衣天使，后面跟随着一帮人，看样子也是来看病的。他们从我身边走过，拐弯后径直走到小方桌边，寒暄一阵，“白大褂”起身敲开了一间门诊室，在众目睽睽之下，把那刚到之人放了进去。那进去之人还没出来，走廊的另一头又来一伙人，但这一次没看见有穿白工作服的人了，也不知道是医院内的，还是医院外的，至少与那“白大褂”挺熟悉，无须多语，心照不宣，又捷足先登，被放进另一间门诊室。就这样，在短短的几十分钟内，竟有七八拨子“关系户”未经排队占先进了门诊室。由于“关系户”的陆续插队，可苦了我们这些排队等候的人，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方桌上的病历有增无减，这样下去，还不知道要等到何时才能就诊，大家口里不说，心里却都在嘀咕开来。人啊，为什么会这么自私，只顾自己，不考虑别人。有句话叫做“近水楼台先得月”，医务人员从事医务工作，忙忙碌碌，辛苦得很，本人及至亲生病了，优先看病无可厚非，但像今天这样随意扩大优待范围，亲戚的亲戚，同学的同学，朋友的朋友，甚至熟人的熟人，没完没了，肆意侵害别人的权益，那就显失正义和公平了。
十一点半了，我的病历仍然躺在小方桌上，数了数，前面还有十多个号，按照前面的速度，上午是轮不到我了，我不想再在这里无谓地耗费下去，也不想在这里尽受“窝囊气”，上前抽出病历，三步并作两步，飞也似的逃离了现场。
回家路上，顺便到一家药店，花了二十多块钱，买了些滴耳药液、消炎药，回家后连滴带服，效果甚佳。
几天后，耳病竟神奇般地好了。早知如此，真不该去医院遭那份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