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彭真说“在林、江等指挥下，诬陷迫害刘少奇等大批老干部的专案人员都集中在公安部，‘原封不动’没有处理”这个论断，不符合实际。
公安部的基本职能就是破案、办案。1949年以来，多少“大案”、“要案”集中在公安部办理。三办的专案中有的就是以往专案的延续。以往的“专案”，也有很多冤假错案。如“潘杨案（潘汉年、杨凡）”、“胡风案”、“二陈案（广州市公安局原局长陈泊、副局长陈坤）”等等。虽与文革中的专案不可同日而语，但无疑两者内存着血脉相通的因子。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过去那种脱离党和群众的监督，设立专案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弊病很大，必须永远废止”，是大得人心的。文革中的专案，确实诬陷、迫害了许多老干部，公安部参加专案的人，也有跟风跑线，品行不端，违纪违法的。这类人应该受到党纪、政纪、法律的追责、处理。曾一度主持三办工作的赵登程（空八军原副军长，公安部军代表之一），提出“一人供听，二人供信，三人供定”的办案原则，制造冤假错案。后来赵因严重破坏国防科研，被捕判刑。参加了刘少奇专案的一副局长被撤职并开除党籍。在邓小平批示之前，对犯过严重错误的六人，已做出调离公安部处理。
公安部的干部接手“专案”后，发现许多案子违背办案常规，按“有罪推定”进行“调查取证”，感到案卷材料和结论不可信。必须重新调查，重做结论。他们不辞劳苦投入清理案件工作，为不少老干部澄清了历史，辨明了是非，得到被查人员及家属的赞许。公安部原六局副局长，公安部专案人员轮训班党总支副书记梁保初，曾出版专著《一桩三十年前的往事》（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叙述了公安部办案人员的情况，列举了大量秉公办案、大胆辩诬的人和事。他接手办理的曾生专案，坚持了实事求是，得到曾生的来信表扬。
《一桩三十年前的往事》一书，尚未说到办案人员被逮捕、关押的事。1967年公安部十局干部卢玉文等三人到安徽找李锐调查，李坦言对陈伯达的看法，他们将李的谈话，原原本本地汇报，结果三人同时锒铛入狱，罪名是“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后来释放他们时，其中一位（忘了姓名）不肯出狱：我犯了什么罪？为什么逮捕关押我？不说清楚，我不出狱！“九一三”事件后，一办、二办一批案子移交三办，实际上移交公安部。于桑副部长在接收这些案件时，特别提出，案卷中“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提法，应予删除，攻击了谁，实名记录！不然将来不好说。“四人帮”还在台上，“两个司令部”还在恶斗时，于桑竟然敢做出这样的规定，令人敬佩！
总之，说文革中搞专案的人都集中在公安部，公安部搞过专案的人都应调离处理，这些论断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
彭冲经与彭真及赵仓璧、刘复之等人商议，提出对公安部专案人员，要区别对待，慎重处理，表现恶劣的坚决调离；对表现好的，确实没有多大问题的，可以留下，其余都先进轮训班学习，然后再分别处理。邓小平批示“赞成”。
被“集训”的人大多数是老公安，局处科长有一百多人，彼此都很熟悉，但来到轮训班，却如同路人，都俯首横眉，互不理睬，心事重重。老干部受迫害时，他们在零下40多摄氏度的东北农场吃苦。15年前，也是在这个“干校”，举办公安部“学习班”。1968年初，又被“一锅端”，被扔到黑龙江集贤县笔架山农场。如今，又来到这里，进了“轮训班”，“毕业”后就将永远离开公安部了！
本人有幸，1981年正式离开公安部，调到统战部工作，当轮训班兴起时，已被提拔当副处长。原单位有人向统战部发信，意在撤掉副处长“揪”进轮训班。我有所预感，主动找了统战部党委书记陈欣。那是刚上班的早晨，陈欣一面擦着桌子，一面笑呵呵地对我说：你真聪明，他们已经来信了，那不是什么检举揭发，而是文革时的大字报，我们不信，也不会像他们那样办！你有什么问题，主动交代，副处长职位不动，放心工作好了。陈欣的几句话及她当时的神态，温暖我一辈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