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中期生活过的中国人，大概都留有印象：社会主义国家中，有一个对华友好的阿尔巴尼亚。60年代，中阿间建立了非比寻常的“特殊关系”――这种关系发展到70年代初期，一度变得家喻户晓，被中阿最高领导人形容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坚如钢铁，纯若水晶”。
中阿关系经过政治上的50年代“春暖”、60年代“夏热”后，到了70年代初期，由于当时的阿尔巴尼亚主要领导人反对中国接待尼克松访华和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启动而变得“秋凉”了。本文要说的是：1973年10月，自然界的秋季和稍后的冬季也先后降临人间。
这年10月的一天深夜，阿尔巴尼亚第八任驻华大使什图拉（早年的霍查秘书、外交部长、中央委员、阿党高级助理）奉阿国内高层之命，由北京建国门外光华路的使馆区，从东往西，急速驱车到复兴门外的木樨地，径向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叩门，十万火急地紧急“求救”！
什图拉大使为何迫不及待地深夜求救？他求救什么？
原来是这样的：1973年10月中旬，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按照其第一书记霍查“重视过生日”的意愿，为这位“伟大领袖”65岁生辰大搞“祝寿活动”。其内容之一是：有组织的成百上千群众，分时分批地拥向地拉那主干道上的党中央大楼前“欢呼万岁”。霍查则走出他的临街一面的楼上办公室，到阳台上挥手致意，接受祝贺。
多年来，一向好大喜功、热衷于在大庭广众面前发表演说的这位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一场又一场地对着麦克风，不断地向楼下“祝寿”群众发表演讲，上午讲、下午讲，上班时讲、下班时还讲，大讲特讲，讲了几天，讲得太多，讲得过头了。演讲人讲得过长、嗓子沙哑还不太要紧；要紧的是激动起来，血压一再升高，导致了心脏病严重复发，出现了大面积的心肌梗塞，动弹不了啦！
考虑到霍查还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病症，于是周总理立即作出周到的决定：派我国著名的内分泌专家、全国人大代表、德艺双馨的天津医学院院长朱宪彝教授率领中国高级医疗组赶紧飞赴阿尔巴尼亚。参加这个权威医疗组的还有：著名心血管病专家、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的黄宛教授，首都协和医院的方圻教授，北京阜外医院的心脏科专家胡镇祥，同仁医院的眼科专家李荣德等。周总理还批示中联部耿飚部长，指名让我加入医疗组任译员和秘书。外交部领事司及时为朱宪彝教授和我两人办理了外交护照。
值此霍查病情危急时刻，细心的、向来多把问题考虑周到的周总理，又在筹组应急的后续中国医疗组。他亲自挑选相关的专家和得力的医护人员参加，以便继朱宪彝教授等“先头部队”抵阿后，随时视需要再派“第二梯队”赶赴地拉那。
中国医疗组携必需的贵重药物，选最佳路线，以最快速度，日夜兼程，在班机飞行中，专门“加降”阿尔巴尼亚首都。在地拉那机场，医院组受到刘振华大使和包括卫生部长在内的阿高级官员迎接。
其时，我国数一数二的内分泌权威专家朱宪彝教授年已古稀。他不顾万里长途的旅行劳累和中阿之间七小时的时差，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嘱托，立即率领医疗组人员投入了紧张的治疗。中国医疗组发现，患者的病情果然十分严重，首先是心肌大面积梗塞。几位不同专业的专家在看了病人和听取阿方同行情况介绍后，各自提出了第一步治病方案。
阿尔巴尼亚核心领导层指示：阿方信赖中国医疗组，治疗方案“以中国专家的意见为主”，阿自己的专家起配合、参与作用。阿也不派出本国的翻译人员。在治疗的前期，医疗组没有固定的工作，日夜值勤，随叫随到。工作的地点则是地拉那南山别墅治疗室、霍查的家里和我们食宿的宾馆小楼院。好紧张啊，组内人人干劲十足，严格要求，认真细致，状态均佳。
周恩来派出的中国医疗组毕竟体现了中国第一流的医疗水平和合作精神，在较短时间内，就有效地控制了病情，霍查的病情转危为稳。从1973年秋冬到1974年阳春，其间霍查的病况虽有所反复、波动，但经过朱教授等中国医疗专家们的共同努力，已经进驻阿首都的第二梯队医护人员的出谋献策和阿方同仁的通力合作，还由于患者本人积极配合和比较“听话”――断然戒烟，嘱请中国方面停供“中华牌”特制香烟……从而较顺利地克服困难，使其病情逐月有所好转：心肌梗塞面积大大缩小，眼底出血制止了，高血压有所降低，血糖和尿糖（服药情况下）掌控到接近正常指数。作为长期患有多种慢性病的六十有半的老人，霍查的健康已明显好转，争取下一步接近痊愈。
中国医疗组，包括稍后抵阿的“第二梯队”，是一个好样的工作团队。大家以自己长时间的日夜辛劳，高超智慧，全力以赴，换来了治疗上的“妙手回春”，甚至可以说延长了霍查整整十年寿命！我们的工作，不仅受到刘振华大使的密切关注，而且据我所知，还更多地受到远在北京的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总理根据我们报回的资料，曾经在后方专门召开过有关医疗专家会议，研究如何为霍查治好病。其时，周总理的病情已加重了！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领袖家庭也不例外。就在这治病的关键时刻，1973年冬，一方面，阿尔巴尼亚最高领导人认定了中国医生医德好、本领大；另一方面，却在他的家中出现“祸不单行，无独有偶”的新的令人忧虑的事情。 在给霍查治病的中期，阿又一次通过其驻华大使再一次非同寻常地向中国外交部提出：阿有一“重要干部”病重，请中方迅速派出“外科”专家紧急支持。阿方未说“病重者”为谁，中方也没有猜出来。我国内根据周总理新的指示精神，照样有求必应。霍查本人和谙熟周恩来的阿国其他高层领导人，没有一位会意识到，中国总理是在抱病的情况下为阿解忧的。
中方立即从当年的首都医院（即协和医院）派出得力外科专家，时不我待地登程赶赴阿尔巴尼亚首都。下了飞机，见到病人方才得知：原来这名患病的“重要干部”，不是别人，竟是霍查的次子！原来真正做决定向中方又一次“求救”的，不是阿国外交部，而是他们的大病初愈的“伟大领袖”――此人同平常人一样，亦有父子之情，舐犊之心啊！
霍门这个年轻人，先患了阑尾炎，经阿卫生部长安排的本国医生治疗，非但不成功，反而出现阑尾穿孔，病情恶化。中国外科专家及其助手在第一时间赶到，手到病除，不仅治愈了霍公子一度危险的病症，解除阿“第一家庭”的忧悒，还真正帮助了那期间惶惶不可终日的卫生部长，使之摆脱了面临罢官、受到重处的危险境地。
中国医疗组从1973年秋到1974年春，在阿停留了近5个月，多次接触了阿核心领导和病人家属，阿方有过令人印象深刻的表态。现转录三段如下：
谢胡总理接见中国医疗组时，神情凝重地对刘振华大使、朱宪彝教授说：“感谢毛主席、周总理像‘及时雨’一样派来了医疗组。这再一次证明了阿中友谊是患难之交。迄今（指中国经济援阿从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初的数额），中方援阿近百个项目，几十亿人民币，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给阿的最大援助，莫过于为我们的领袖治病。他的性命是阿尔巴尼亚的最高利益。”谢胡表示，医疗组在治疗中有任何想法、意见和需要，均可找他本人和卡博（当年阿党第三号人物、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商谈。
霍查夫人在为中国医疗组饯行的现场，即席致词说：近5个月来，毛主席、周总理派来的医疗组以其高度的负责精神和超常的医疗技术，为我的丈夫治病，使其转危为安，健康日趋转好。你们远离家人，甚至在团圆节日――新年和春节，都在家国以外的异域他邦度过。她说，我和我的家人会永远记住，在地拉那的南山别墅，在我家的厅堂、卧室，同中国医疗组各位教授、专家度过的难忘的日日夜夜。在恩维尔的病情一度恶化时，我们大家一齐紧张；在他病情好转时，我们都同感欣慰。我们中央的谢忱和我家庭的感激，均请大使同志和医疗组代为向中共中央转达！
一号病人病情好转期间，在感激中方的同时，也表了态，更多的是“政治表态”。恩维尔・霍查说，阿中双方是一致的，甚至多年来“我抽的香烟都同毛一样，是‘天安门牌’的。”（“天安门牌”实为“中华牌”）可是他只字不提致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反对中国接待美国总统的万言书。
这就是发生在整整40年前中国、阿尔巴尼亚关系中的一个重要事件。笔者欣赏上述表态中的第一项和一定程度上的第二项，当然印象最深的还是周总理的领导风范和人格魅力在全过程中的体现。我始终认为，周总理是阿尔巴尼亚当年“第一家庭”的大恩人、大救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