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那批作家几乎个个少年得志：铁凝、王安忆、余华、苏童、格非等都是二十多岁就写出了代表性作品，莫言、贾平凹、韩少功、张炜都是三十岁出头就名驰寰海。真是应了张爱玲的那句话：“出名要趁早”。可是，到了70后作家这里忽然卡住了，而今他们纷纷步入不惑之年，却几乎没有谁能确立起自己文学史上的稳固位置。文坛上早有“被遮蔽的70后”的说法，最近，身为70后作家的徐则臣“旧事重提”：“这几年我一直在思考，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大家集体把这一代人划过去了，好像我们不存在一样。是我们自己出了问题，还是媒体和评论家导致的？”整整一代作家都拥挤在“经典化”的道路上停滞不前，仿佛被施了魔法，这其间自有众多问题值得叩问。
关于“经典化”过程，目前学术界有两种观点：本质主义认为作品的内在审美价值高低决定一部作品能否成为经典;建构主义则认为外部条件对作品的经典化进程起到决定作用。两者各执一端，却都不无偏颇，实际情形恐怕是内外兼备才能铸就一部经典。
韩少功先生在一次演讲中称“现在全世界都好像进入了一个文学的冬天”，各个国家都创作不出特别棒、特别好的作品。70后作家自然也生活在这个“冬天”里。那么，对于他们而言，创作的瓶颈在哪里？我觉得病灶在于价值生态失衡。有一个概念叫“价值圈”，说的是价值按照重要程度不同一圈一圈往外延展，而居于中心的是“本体价值”和“活性价值”。所谓“本体价值”，指真、善、美，还有爱、仁慈、自由、公正、个性等，这些都是全人类共同追求的精神向度;所谓“活性价值”，都与生命肌体有关的，包括力量、健康、心灵―肉体的冲动、幸福等等。对于当下文学特别是70后作家的创作来说，普遍的状况是“活性价值”颇受宠爱，“本体价值”难得眷顾。“本体价值”多与公共性有关，而“活性价值”联结的多是私人生活――当代部分作家过于自恋，对世界、人类和灵魂的共通性等问题关注度不高。也就是说，他们作品中的“价值圈”于核心之处出现了漫漶和缺损。按照新批评的观点，经典作品都具有“含混性”品质：意义多重，价值丰富。如果把经典作品比作一块宝石，每个价值向度都构成一个面，价值向度完整丰富，整个宝石就圆润、对称，艺术家把它打磨得晶莹剔透，各个面就能在往复折射中产生熠熠光辉。但是，“本体价值”的诸面残损了，整个宝石就不再匀称，不再饱满，无论你如何精雕细刻，都难以流光溢彩。美善统一，自是定论，所以有哲人说：“美的最高目的是让人高尚起来。”“本体价值”残缺了，作品如何行使“让人高尚”的功能？审美品质又如何保障？从本质主义的观点看，这样的作品恐怕难以“经典化”。
实际上，即便是艺术卓绝的作品也不见得都能加冕为经典，因为“经典化”离不开社会的普遍认可，而这一过程关节众多，极为繁复：社会精神的需求、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的影响、评奖机制、媒体的传播、文学史的写作、课堂教学、教材及各种选本的筛选、学术权威的评价、文学理论和批评时尚、读者的期待视野、作品研讨会、书展、统计、调查、市场行情等等，每个环节都可能导致结果的潜移默转。这里只择取其中的二三环节，分析70后作品在“经典化”过程中的挫折和遭遇。
奖项对“经典化”的作用自是不言而喻，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品无疑一瞬间就套上了最为耀眼的光环，剩下的就是等着读者顶礼膜拜了。可是，国内的各种奖项看上去就百病缠身。陈年往事姑且不提，近来就不断有猛料爆炸。鲁迅文学奖，提名阶段就曝出“贿选”事件，揭晓后更是曲折不断：获奖的周啸天以口语诗惨遭戏谑，“零票落选”的阿来则绝地反击，80后作家独孤意乘势呼吁取消鲁迅文学奖，搞得风波迭起，沸沸扬扬;老舍文学奖，先因技术环节险些被取消，后是奖金无处筹措，弄得风雨飘摇，情绪低落;路遥文学奖，前有路氏家族拒绝冠名，后有《活着之上》发表仅半月就撞到大奖引发异议，堪称风萧雨晦，内忧外患。这其间确实存在媒体的扭曲放大，但争议的此起彼伏绝非偶然，说明各种文学奖项的公信力受到普遍质疑。我们不能不承认，从评委的人员构成，到评奖标准的认可度，再到运行程序的严密性，这些奖项离理想状态都还存在差距。一个奖项能否获得权威性，固然要看奖金数额的大小，要看设置者行政级别的高低，但最重要的是要确保获奖作品具有令人信服的艺术水准，而且一以贯之。审美需求的分层、艺术标准的差异诚然在某种程度上会导致众口难调的局面，但那样的分歧无伤大雅。真正的致命伤在于奖项缺乏独立、公正、专业、严肃和透明的品格，一任人情和权力侵蚀。长此以往，不但权威性难以确立，而且自身也会沦为鸡肋。文学作品何以能借助这样的奖项登上荣誉之巅？又何以由此获得普遍认可？即便在这样的评奖机制中，70后作家似乎也还不占优势。单就长篇小说而论，代表最高荣誉的茅盾文学奖，他们至今无人问鼎。倒是中短篇创作，70后作家不无斩获，已有十人荣膺鲁迅文学奖：魏微、李浩、田耳、乔叶、鲁敏、王十月、李骏虎、滕肖澜、徐则臣和张楚。总体数量似乎不少，但相对于他们庞大的创作队伍，获奖比例着实不高。“礼失而求诸野”，民间性质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近来口碑甚好。在以往的十二届里，70后作家六度摘得“年度最具潜力新人”奖：盛可以、李师江、乔叶、徐则臣、阿乙、赵志明。但这个奖项带有提携新人的意味，不能证明艺术水准一流。只有魏微和田耳分获第九届和第十二届“年度小说家”奖，算是确证了创作实力。从奖项上看，70后作家在中短篇创作上已经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在最能代表创作实力的长篇小说方面，则严重缺乏竞争力。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强势文体，所谓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讲的就是这事。任何时代，弱势文体都难以被经典化，唐代的诗歌名篇俯拾皆是，清代诗歌就鲜有经典，不是因为清代没有好诗，而是因为诗歌作为强势文体的时代已经逝去。进入1990年代以来，随着电子媒体技术的推广，强势文本已经由纸质媒介转移为电影、电视、网络和各种电子文本，小说地位骤然下降，读者群急剧衰减。经典之所以会成为经典，就是因为它经历了一个熟知化过程，被民众广泛接受，获得了话语权，进而成为塑造他们灵魂的精神源泉。读者零落，无论评论多好，无论奖项多高，也无论选本多权威，都不能像以往那样迅速推进“经典化”过程，大量受众的存在才是“经典化”的牢固根基。70后作家在1990年代中期才开始集体亮相，而此时电子媒体蔚然兴起的序幕已经拉开，从这个角度讲，这一代作家真是生不逢时。
从整个社会流程的角度看，以往制造文学经典的那部机器依旧岿然屹立，巨大的马达还在轰轰作响，可是，所有的齿轮似乎都在打滑、空转，已经难以输送出像样的产品了。从建构主义的观点看，70后作家仿佛吃了“十香软骨散”，纵有内力也难以施展，确乎有些凄凉悲壮。
也许我的态度过于消极了。文学向来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事业，芸芸众生只会增加分母，说不定某时某刻，某位天才灵光一闪，经典就会横空出世。也许，经典早已摆在那里了，只是我们还缺乏鉴别它的慧眼。布鲁姆早就说过：“对经典性的预言需要作家死后两代人左右才能够被证实。”我们需要做的，不过是等待时间耗尽。但愿如此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