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仿佛无形中有一只大手在不停地拨弄着一架算盘,这些年来,我和矫健就像是这架算盘上的两粒算盘珠,忽而碰撞,忽而并联;忽而别离,忽而又相聚在一起,共饮一壶酒……
二
1974年夏天,上海戏剧学院到烟台招生,市文化局把矫健当作一号选手推荐了上去。当时他还在矫家泊插队落户,已经发表了小说《铁虎》、《小白杨》,出手不凡,前途无量。但地区文化部门不干了,他们觉得矫健是他们发现、培养的,还指望着他尽快写出像《艳阳天》那样伟大的作品为烟台争光呢。他们一个电话打到县里:老九不能走!
由于地方的硬性“挽留”,矫健失去了回上海上大学的机会。
与此同时,正在砖瓦厂烟熏火燎地烧大窑的我却时来运转,替补矫健的“空缺”,到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读书去了。
以上内幕,我当时并不知道,也不认识矫健。
一年之后,烟台的文友写信告诉我:乳山出了个知青作者矫健,出版了中篇小说《前进吧,火红的拖拉机》,他现在正在上海探亲。我赶忙跑到静安寺的书店里买了一本《前进吧,火红的拖拉机》,认真拜读之余,还扬着手中的书直向上海的同学们炫耀:“这是我们烟台老乡写的!”
那时在我的想象中,矫健是一个土头土脑的胶东农村青年的形象。
我决定去拜访他。晚上,循着烟台文友信上提供的地址,在武康路找到了他在上海的家。那是一座花园式洋房。给我开门的是一个戴着鸭舌帽、黑边眼镜,穿一件花格子上衣的青年,操一口标准的上海话。原来他就是矫健!
室内有几个青年在座,气氛像一个艺术沙龙。他的父母坐在一旁暗暗地打量我,悄悄议论几句什么。矫健坐下之后,开始继续他刚才的讲话:“……那个人在他的师傅那里学了几年工夫之后,有一天师傅跟他说:你已经出徒了,可以走了。他泣泪拜别师傅。可刚走出没几步,砰……就听身后有人向他脚下开了一枪……他吓得一个高儿跳了起来……回头一看,他师傅手中的枪口还在冒烟儿。他嗫嚅道:“师傅……”他师傅说,我最后要告诉你的是:在这个世界上,对谁都不要相信……”
呵呵,这就是《前进吧,火红的拖拉机》的作者?
听矫叔和阿姨的窃窃私语我也才知道,原来我是顶着矫健的“空缺”上的大学。惭愧!
三
1977年秋天,我毕业后被分配到烟台地区文化馆工作。第一天上班时,矫健站在创作组门口,以“主人”的身份迎接了我。原来,他于1975年正式调到地区话剧团任编剧,又于去年借调到创作组搞专业创作。他和在上海家里时简直判若两人,穿得邋里邋遢的,倒像一个砖瓦厂推小车的。后来,我说起他在上海时留给我的第一印象,他讪笑道:“嘿嘿,那才是我真实的形象!”
创作组在大马路100号,出门向北走不远就是海边,我们天天到海边去散步,谈论一些海阔天空的话题。他说:“我非常喜欢烟台的海――大海是我的公园。”
那时,我正忙着攒钱“娶媳妇”,手头比较紧,矫健常常讥笑我“小气”。
有一次在海边散步,我跟他讲起了我小时候在老家农村时的一件事:我5岁的时候,家里没有粮食吃,整天吃榆树叶子。父亲回乡探亲,托人到南乡买了两麻袋贴皮糠放在屋当央。我高兴得一边围着糠麻袋转圈儿,一边说:“这回可不用挨饿了!这回可不用挨饿了……”
听到这儿,矫健忽然一转身紧紧地把我抱住了,眼泪刷刷地往下淌……哽咽着说:“你不是小气,你是过穷日子过怕了!”
我也抽抽搭搭地哭了。
我俩都不再说话,只默默地顺着沙滩上的浪印往前走――希望就那么走下去,一直到永远……
四
1979年夏天,有一个消息使矫健变得紧张起来。地区话剧团要把一批包括他在内的人员精减到工厂去。这时,他已经6年没发铅字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文学开始向现实主义回归,他正处在一种痛苦的蜕变中。局里网开一面,同意他参加当年的高考;如果考不上,就委屈他到烟台缝纫机厂当工人。
当命运之舟遭逢激流险滩时,矫健没有怨天尤人,而是知难而上,激流勇进。他找来几本高考复习资料,通宵达旦地背书;傍亮天时睡上两个多小时,然后揉揉惺忪的睡眼上考场去。一连几天都是那样。
看着他那副样子,我既佩服他那不屈不挠的与命运抗争的精神,又有点同情他。
事情的结局有惊无险,他被烟台师专录取了。接到“录取通知书”时,矫健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高兴得咧着大嘴哈哈大笑。他把脸一变,狠狠地跺着创作组的地板,愤怒地高叫道:“哼哼……有人想打倒我――我矫健是打不倒的!”
我在一边吓得不敢吱声。
五
矫健走了,办公室里显得空空荡荡的。
秋风凉了,人的心里也有些凄凉。我就骑上自行车,跑20多里路到师专去看他。他们班正在操场上体育课;矫健站在最后一个,仍然比他的同学们高出一个头还多。
我的突然而至,令矫健高兴得手舞足蹈。
我说:“你的同学们比你小多了。”
他说:“是呀……跑操时老师喊:一二、一二,我就在心里喊:惭愧、惭愧!”
天快黑了,他拉我上了校外一个马车夫们经常光顾的小饭馆,一起品评壶中的日月。他说:“我以后要走学术道路了。眼下我正在写一篇论文――论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
我相信,凭他的聪明、才智,他想当大学教授或是文艺理论家都是可能的。
酒后,我骑着车子回市区。没有月亮,没有路灯,又是大下坡,我摇摇晃晃地一头栽到了路边的阳沟里,半天没爬起来。我大口大口地饮着西风,呜呜地哭了:哎哎,矫健再也不能回创作组了,我没有伴儿了。
六
在肖关鸿的鼓励、催促下,矫健在师专还没毕业就又写起了小说,1981年在文汇月刊发表短篇《农民老子》,并一举摘取山东省文学一等奖。 矫健出山了!
自从他搬到我家楼上,我可是耳闻目睹了他的“夜猫子”功夫。有时候,我和妻女正在做梦,楼上忽然响起了沉闷的“雷声”……哦,是矫健写完每天给自己规定的2000字,要洗脚上床了。
写长篇小说《河魂》时,他给自己规定的日产量是7000字。时值酷暑,他每天一写就是十几个小时,挥汗如雨呀!可惜他的窗子面对南山,要是北向大海,说不定也会像福楼拜的窗口似的成为渔夫们眼里的灯塔。
天才呀,你的名字叫勤奋!
矫健的创作进入了他的第一个黄金时期,小说写得也越来越耐看了。有的如一幅优美、舒展的水墨淡彩画(《雪夜》),有的如一幅巨浪滔天、人如沧海之一粟的凝重的油画(《预兆》);有的借助“神”的力量,使忘恩负义的背叛者永世不得安宁(《无期徒刑》),有的借助“天”之手,对身上沾有鲜血的还乡团分子执行死刑……鼻子灵的人们从他的那一批作品中嗅到几分大师的气味了。
七
有一天,矫健到楼下来找我,说是他家厕所灯的拉线开关绳儿断了,让我帮他接上。
我说:“那很简单,你自己接上就行了。”
他连连摆手:“不行,那是另一种思维。”
我就上楼帮他把开关绳拴上了。
看着厕所里的电灯重新大放光彩,矫健的妻子彭雪行也笑得很灿烂,还直给我戴高帽儿:“矫健就会写小说,你是能文能武。”说得我心里美滋滋的。
没想到过了些日子,矫健又下楼找我,又让我上去帮他接厕所里的开关绳儿。
我不去。一个大作家怎么可能连这点小事儿都不会干呢?他是不是想让我当他的服务员?
直到3个多月之后,他的二连襟、我的老同学高忠民到我家玩儿,说起他刚才帮着矫健把厕所里电灯开关的线绳儿接上了。我大吃一惊!呵呵,由于我的“小心眼”,让大作家摸了3个月的黑。不好意思!
矫健呀,你大智若愚。
八
矫健听到这里眼睛忽然一亮,说:“嗯,这个故事好,能写篇小说――它表现了人们对过去一些美好情感的呼唤。”
父亲遇到的这件事我早就知道,以前还当笑话和许多人讲过,矫健一听却从中发现了它的“含金量”。后来,我以它为素材,创作了短篇小说《三轮车上》,经矫健推荐,于1983年6月在文汇月刊发表。
看来,有时候写不出作品不是没有“生活”,而是“提炼生活”的能力还不够。
我说:“矫健,往后我见了你得打敬礼,叫你老师了!”
他哈哈大笑:“折煞我也……”
九
1988年秋天,已是烟台文联副主席的矫健又做出了一个令常人不解的决定:停薪留职,下海经商。
我不解地问他:“你想当红色资本家呀?”
他神秘地一笑:“嘿嘿……我想写一部社会主义的《子夜》。”
原来,这些年来对于文坛的吵吵嚷嚷,他早已心生厌倦,希望能够以“下海”的方式背对文坛,一跃冲入生活的浪涛中。如果说矫健1969年回乡当农民是被历史所裹挟,那么1988年下海经商则是他对命运的主动挑战。
是,几十年来,每一个专业作家都在努力地下乡、下厂体验生活;但生活的浮力很大,往往人下去了,却如把一个葫芦放到了井里,从上面看他在下面,从下面看他还浮在水面上。
像矫健这种破釜沉舟式的体验生活法,是需要担很大风险的,也只有矫健这种性格和素质的人才敢那么干。
矫健这一走就是8年。他在上海、广州、深圳等地炒邮、炒股、开发房地产……饱尝人间冷暖,历尽商场凶险。在南方某地盖楼时,因资金一时周转不过来,没能及时给工人发放工资,愤怒的民工们纠集起来,有的腰里还别着刀子,要找老板算账。矫健没有被吓跑,他一人硬着头皮走进被工人们包围的办公室,和工人代表谈判,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工人腰里的刀子最终没有拔出来,又去工地干活去了……
十
我和矫健先后都搬了家,后来我又调动了工作。在见不到矫健的日子里,我觉得生活中似乎少了一种雄壮、高昂的背景音乐,少了一层雄浑、高雅的底色。
1996年5月,我在作家报发表散文《寄矫健》,希望他能够脱离商海,回头上岸,回到文坛,回到烟台。再到烟台的海边走一走,烟台的海滨变得比以前漂亮多了。并且,烟台和矫家泊的水,一定比黄浦江的水甜!
让人惊喜的是,这篇文章矫健还真看到了,第二年他还真回来了,仍回创作室任专业作家。但他人仍然很少在烟台,常常躲在外面写书,写他“下海”这些年来接触的芸芸众生。这样,烟台哥们儿请他喝酒的机会少了,他写的书却多了。重返文坛以来,已然又出了六本书:《矫健中短篇小说集》、《红印花》、《金融街》、《换位游戏》、《楼王之谜》、《诡笑的稻草人》;还拍了三部电视连续剧。获奖亦很可观:三次省精品工程奖,一次泰山文学奖,两次中篇小说选刊奖,还获得了中央电视台的优秀剧本奖……这些作品题材新颖,风格独特,对时代对人物的观察和描写深邃、老道,令读者如入山阴道上,目不暇给。他进入了他的文学创作的第二个黄金季节。
矫健说:“生活在算总账的时候大体是公平的――得到的多,失去的也多;付出的多,得到的也多。”
十一
阳春三月,乍暖还寒。烟台市作家协会主席矫健从上海赶回烟台,筹备召开市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在一个空中纷纷扬扬地飘着小雪花的中午,我和他在一个叫“渔家妹子”的小饭店里见面了。曲指算来,我们已经有近10年没见面了。时间太残酷了!
矫健先签名送我两本他刚出版的书,然后扫我一眼,说:“你瘦了,也老了。”
我说:“你的身体还这么棒!”
他一摇头:“表面的,我有糖尿病、冠心病!”
我一听心里咯噔一声,就觉着捧在手中的两本书陡地变得沉重起来……呵呵,谁说小说是用墨水写成的?
我发现,我俩的酒量都大不如前了;但壶中的酒越喝越少,话却越说越多,越扯越远。说起这些年来的聚也依依散也依依,我甚至有一种“宿命”的感觉。
晚上,我在灯下抚摩、阅读着矫健的两本厚厚的新书,忘记了上床。我决定明天上午给他发个短信:矫健,悠着点呀――文学诚可贵,生命价更高。
十二
我的短信终于没有发出,我怕矫健批评我,说我“对文学缺少宗教般的虔诚和献身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