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何时起，中国人开始喜欢话说七分、闻弦歌知雅意式的婉转，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汉语中会有繁复的修辞手法。中华文明的历史上曾有层出不穷托物明志的名人轶事，对文人高士而言，以何物明志直接关系到自身是否足够高大上，大豆、高粱在生活中即便再不可或缺，也是无法衬托品德高尚、才华横溢的。作为世界上最早研究、培育和利用竹子的国家，中国的文人自然不会放过这种用途广泛，卖相又颇为卓尔不群的植物。竹子中空有节、修直挺拔、清丽俊逸、弯而不折且四季常青的风仪，是气节和节操的象征，引得古往今来无数人物前赴后继，不是自比，就是立志，想方设法扶着竹子摆出最诱人的造型，在竹林深处如饥似渴地盼着知己或明主们的大驾光临。
竹林七贤：身在竹林，心在红尘
作为魏晋之际清流名士象征和魏晋文化代表的，是合称“竹林七贤”的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和王戎。因司马氏和曹氏争夺政权的残酷斗争，文人高士们不但难有才华施展之地，更常有性命之忧，苦闷抑郁间，只得结伴悠游于竹林，饮酒赋诗，寄情于山水，把一颗凡心暂且丢在红尘。
选在清幽雅致、含露吐雾的竹林开文化沙龙，身体素质不好的人应该没办法经常参加。阮籍少年时代便是剑术高手，嵇康爱好打铁，还和向秀在自家后园一棵枝繁叶茂的柳树下开过铁铺子，甚至引来山泉，绕着柳树建了个游泳池，打铁打累了，就跳进池子泡会儿。此等身板儿爬个山、钻个林想必是没有问题的。当然，既然是文化沙龙，没有音乐烘托肯定是缺乏良好气氛的，正好嵇康不仅是个音乐理论家，还是个作曲弹琴的高手，善奏《广陵散》这等千古名曲就不用说了，还谱写了有“嵇氏四弄”之称的《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四首琴曲，当仁不让地成为竹林沙龙的重要角色。
在这一点上，阮籍毫不逊色，因为他也擅长弹琴，重点是还会“唱歌”。只是阮籍“唱歌”的方式比较另类，他是“啸”，并且多是在不爽的时候―凭吊项羽和刘邦的古战场，想到刘邦奸诈无信、不仁不义时他啸;母亲病重去世，他“吐血数升”前啸;晚上无聊出门，登山抚琴吟诗时啸;云游苏门山，偶遇到长者孙登，没话找话向人家讨教养生之道，人家闭着眼不理他时他还啸。所谓音由心生，困于时局、有志难酬的阮籍在“唱歌”这项技艺上走的是“悲情歌王”的路线。
无论古今，文人们搞个文化沙龙、聚个会，若是不饮酒，不管是吟诗作画还是吹箫弹琴，总是少了点“文化味儿”。“七贤”多是嗜酒之人，阮籍为了不和司马昭家结亲，能醉上60天。写出《酒德颂》，以喝酒名留千古的刘伶更是饮中霸王。据《晋书》本传记载，刘伶经常乘着鹿车，手里抱着一壶酒，让仆人提着锄头跟在车子后面跑，并告诉他们：“如果我醉死了，便就地把我埋葬了。”其嗜酒如命、放浪形骸，可见一斑。
当然，既是竹林文化沙龙，高谈阔论之际总要聊点玄而又玄的文化理论。这方面向秀是高手。山涛之所以把他介绍给嵇康和阮籍，就是因为向秀在山里讲学时，山涛觉着他讲得高妙玄远，见解超凡，如同“已出尘埃而窥绝冥”。后来，向秀所著的《庄子注》《难嵇叔夜养生论》《思旧赋》无一不是扛鼎之作。就连说“《庄子》中的玄言妙旨会被注释弄僵滞”的嵇康，在看过向秀的注释后，都认为向秀之注使《庄子》的玄理更加美妙。
有了“竹林七贤”珠玉在前，后来者或向往，或礼敬，或照搬照抄，欲反向炒作成名，自诩因倾慕而效仿者也就如过江之鲫般多了起来。唐代李白、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六文人居徂徕山与竹为伍，在竹溪结社，以吟诗作对为乐事，被世人称之为“竹溪六逸”，这无疑是其中模仿功力比较强大的那一拨了。
王徽之：“何可一日无此君”
王徽之是书圣王羲之第五子，他最有名的地方除了老爹和“徽之得其（王羲之）势”的书法造诣，就是“恋竹癖”了。
王徽之爱竹成痴，居室庭院必要种植绿竹。某次，他暂时寄居别人的空屋子，立即叫仆人去别处移栽竹子过来，以便观赏。仆人或许觉着这种做法未免有点二，不解地问他，只是暂居一段时间，何必如此劳心费力，再说移植新竹还得有一段恢复成活的时间。他摇头晃脑地吟咏、歌唱了一番仆人完全不明所以的东西，指着竹子说：“何可一日无此君！”不知仆人心中是否也曾闪过一句“有才就是任性”，但有才任性与否未可知，有权势必是要任性的，仆人也只得照办。
之后，“此君”也就成了竹子的别称，成为竹文化的重要典故之一。范成大的《种竹子题爱心亭》：“洒扫宣华舍此君，烟中月下绿生尘。他年上叶清风满，莫忘今年借宅人。”就用了这个典故。后世岑参、白居易、杜牧、苏轼等人也无一不曾用此典入文。
如果说居必有竹还只是个人爱好的话，那王徽之登门赏竹却不搭理主人的事就未免让人觉得过于奇葩了。他某次路过吴中（今天的苏州一带），不知听谁说有个士大夫家里种了大片珍稀的竹林，王徽之心中大喜，慕名准备去拜访观赏一番。故事说到这里还属正常。不正常的是，主人因为事先得知他要来赏竹，冲着他家学渊源、又是名门之后、一代名士，早早地洒扫庭院，备好了茶水酒菜，恭候着客人的到来。谁知他只想观赏竹子，对主人视而不见，直接坐着轿子大摇大摆地进了竹园，兴之所至，又是一番念念有词，大声歌咏。此番之后，还想不告而别，夺门而走。
面对如此“是可忍，孰不可忍”之事，颇有些小暴脾气的主人遂命仆人紧闭大门，把王徽之强留了下来，一定要他给个说法。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无奈之下，王徽之只得和主人坐下来喝酒聊天，结果越聊越投契，越聊越畅快，双方都觉得彼此没那么可憎了。王徽之非常欣赏主人的个性，不仅对他栽种的竹子赞赏备至，还赠了他许多银钱，一时间糖衣炮弹满天飞，终于宾主尽欢各回各家。
话说王徽之的随性而为可不只是体现在痴迷竹子上，他的随性是随时随地任性。一日，寒天雪夜初晴，四下月色朗朗，王徽之饮酒读书，读着读着，就想起好友戴逵来。他当时住在绍兴会稽，而大雕刻家戴逵住在嵊县，两人相距两百里水路。可能是觉着这场思念病着实不轻，王徽之决定去一趟，于是乘船就往老戴家赶。夜里逆水行舟，加上寒风冽冽，王徽之却觉着意兴甚豪。乘舟疾行一夜，终于到了戴家。他走到门口，下人问：“老爷您是直接进去呢，还是我先去投个名帖，好让戴老爷准备一下，指不定人家还搂着夫人没起床呢……”哪知王徽之连门都没敲就又坐船回去了。可怜的下人差点当场昏倒，忙问：“老爷您这大老远来了，也不进去喝个茶就这么走了啊？”王徽之不以为然：“老爷我乘兴而来，兴尽而归，见与不见已无所谓，尔等怎么如此庸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