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从编织神话，到建立宗教，再到近代的哲学思考，人类对生命价值的追问从未停止过。卢梭、尼采如此，叔本华、弗洛伊德如此，沈从文与劳伦斯也如此。思索自然、宗教与死亡，批判文明与理性，求性的解放，种的存续，自我价值的实现，归根结底，都体现着对生命本身的关怀。因为关怀生命，所以要认识生命、接受生命、悲悯生命、鼓舞生命。
关键词：沈从文;劳恩斯;生命价值
人之认知受文化的制约。由于生活在共同的历史时代，受共同的文化浸淫，又携带着不同的民族文化印记和作家自身的个性特征，沈从文与劳伦斯透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我的关系时，表现出相同、相异交相辉映的特点。从这两位作家生命价值书写的差异性上，人们可以一定程度地窥视到中西不同民族在那个年代面对相同问题时，不同的认知方式和不同的性情。然而，抛开差异，两位作家的创作都表现出人类在向前迈进的历史进程中，对自身行为的不断反思，对生命价值的不懈追索和对理想世界的热切期盼。作家在文本中表达的复杂思想不能用理性或非理性的单一标尺去衡量。他们是现实世界中怀揣梦想的浪漫诗人，也是梦想世界里凝眸现实的思想者;他们在理性的时代里，以理性的眼光审视世界，又以非理性的方式表达着对人性的呼唤和对理想的诉求。
一、在自然中品鉴生命
无论是沈从文还是劳伦斯面对理性与科学开发下的文明世界都曾感叹世道不古，人心鄙陋，试图回眸历史，在过去的岁月中找寻理想的生命模式，如同当年卢梭所为。他们都在卢梭的自然论中获得启示，与他的自然人形象惺惺相惜。他们也都有意识地在文本中塑造了自然人与文明人，并且通过比对两类人物表达各自对生命的理解。
劳伦斯热爱自然，也崇尚自然人。他认为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存在着复杂的情感联系，就像婴孩与母亲。自然，既是一种外部的客观实在，也是人的本质属性。人类若背弃自然，便斩断了自身的生命力。劳伦斯文本中的自然人与卢梭的野蛮人极具相似性。在劳伦斯的笔下，自然人与自然的脉动相生相合，与大自然的合作成为他们生活的保障。因为不必为金钱而忧虑，他们的生命更加纯粹。自然人贴近土地，他们在经验风霜雪雨的变化中，情感的潮汐使他们总是激情洋溢、富有生气。他们是复归本质而具有“血性意识”的人。对于他们来说，生活就是对生命自然需求的响应。劳伦斯塑造了许多自然人形象，这其中不仅包括未受文明教化的《彩虹》中汤姆・布兰温，也包括受到教育却仍然神往自然的《白孔雀》中的安纳贝尔以及《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的梅勒斯等。他们或者打理农场，或者守护树林，与大自然休戚与共。他们在自然中吸取生命的能量，又在劳动中消耗积蓄的力量。他们不像卷入工业文明生活中的人一心追求金钱，处心积虑地压榨他人。因为生活得单纯，自然人具有更完整的自我和更强劲的生命力，代表着人类的生生不息。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对生活满怀期待的贵族少妇康妮厌倦了文明人的虚伪和自以为是，爱上孤独、沉默却自尊而充满男性魅力的守林人梅勒斯。
同时，自然人也是沈从文文本中的重要形象。道家的生命哲学对沈从文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道家所追求的洒脱、无为、安于天命恰恰是生命抛开外部世界利益干扰的本真状态，也是卢梭笔下自然人的生命写照。沈从文对自然人与天地相合的生命形式有一种天生的亲和感。他以湘西人为模板，塑造出各种“优美，健康”的自然人形象，有质朴而不唯利是图的少女和老人（《边城》中的翠翠和爷爷）;洒脱开明，大丈夫气概十足的中年人（《边城》顺顺、《长河》夭夭爸）;狂放而野性十足的年轻男子（《渔》中的兄弟、《别一个国度》中的大王）;真挚而倔强的少妇（《巧秀与东生》的巧秀妈）;有圆通直爽、落落大方的新娘（《别一个国度》中的新娘）;敢爱敢恨有夫之妇（《被刖刑者的爱》中的美妇）。沈从文赞美这些人保有自然给予他们的本性：不造作，不矫情，不伪饰，具有多彩而酣畅淋漓的真性情。他们那种纵情悲喜之间，不计生死的态度最彻底地体现出生命的本真。这些自然人富有活力，无论打渔、撑杆、下水、拉纤，总是干劲十足地在自己的位置上尽一份力量。
总之，沈从文并不认为自然人是完美人型。虽然自然人性情洒脱、生命力旺盛，具有更健康、纯良的品性，但是自然人不能够承载国家、民族的未来。就个体而言，自然人似乎总不能跨越前辈的樊篱，无从谈及进步、向上。文明人虽有识，却在性情上卑琐，生命力欠缺。自然人与文明人都不能满足他的理想。
二、在道德世界中认识生命
（一）劳伦斯的道德质疑
在《道德与小说》和《艺术与道德》里，劳伦斯说：“人与周围世界的完美关系就是生命的本质。……而道德，它就是我与我的周围世界之间的一架永远颤动着、永远变化着的精密的天平”。他认为小说就要揭示“那架颤动着的天平的不稳定性”，即：反映社会道德与人性需要之间持续而不断变化的矛盾。作家的职责就是真诚地面对读者，真诚地反映世界、思索生活。他不能“把大拇指伸进秤盘”，按照个人的喜好或者社会普通大众的趣味在作品中做虚伪之词。否则，他就是不道德。社会上流行的传统道德观念并不能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它们不过是“对一种旧习惯的感情上的辩护。”可悲的是人类在整个文明的进程中，总是不断地强化种种古怪的习惯，以至于把自己在这些习惯中弄得麻木不仁。劳伦斯认为“真正的艺术家并不用不道德来替代道德。相反，他总是用美好的道德来替代粗野的道德。一旦你懂得了一种美好的道德，粗野的道德就变得相对不道德了。”他说：“我们与宇宙之间的一种新关系就意味着一种新道德。”劳伦斯决心在自己的作品中树立起这种新道德。他以建立平衡的两性关系为树立新道德的根本点。劳伦斯认为，人类彼此之间的相互联系中，“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将永远是主要关系”。至于其他的一切关系，比如父母与子女、兄弟姐妹以及所有男人与男人、女人与女人的关系，他认为，永远都是次要的。因此，两性关系直接影响到个体生命的存在质量。劳伦斯对作家道德的论证显示了他文学创作的诚恳态度，强调作品所叙述事物的真实性和作家的公正性。 劳伦斯一方面阐发自己对道德本体的认知，另一方面，展开了对旧的道德规约和人类文明的反思与批判。劳伦斯对传统道德乃至于对文明和理性的怀疑与批判在诗歌《蛇》中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这首诗歌真实地记录了他在西西里岛生活的一次经历。诗人在结尾处表达了悔恨，认为他在“所受的教育”驱使下做出了有违自己心意的事，忘记了“我想要”，却被“你不可以”牢牢地束缚住，完全背叛了自己的感知。
在这首诗中，劳伦斯以隐喻的方式经由对道德的批判，表达了自己对文明和理性的深刻反省。劳伦斯认为道德禁律，束缚了人们向禁区探索的意愿。人类因为不敢跨越雷池，对某些未知的领域永远怀着神秘的恐惧。作为文明的赘生物，它挤压乃至扼杀了人性和知觉，禁锢了情感的自由，使人们不能追随生命本来的呼声。假使把这首诗里蛇的意象比作狭隘的理解，那么本诗的批判指向就直接与劳伦斯经常探讨的性主题联系在一起了。基思・萨嘉提出诗里“蛇入洞”可以认为是性的隐喻式表达，那么，棒杀蛇的行为就是对性的排斥和压制。事实上，蛇的意象多次出现在劳伦斯的其他作品中，如《太阳》《羽蛇》《启示录》等等，它的每一次临场都隐含着对性的指涉。因此，基思的“狭隘”阐释也不无道理。换言之，劳伦斯在《蛇》这首诗中，像他在其他作品中一样，直接拷问了人类以“性”为不道德的传统观念，批判那些不分青红皂白，谈性色变的愚人行径。在《蛇》这首诗中，劳伦斯从个人情感需要的角度省察了传统道德和文明、理性对人性的压抑。
（二）沈从文的道德批判
沈从文身处中国旧文化业已衰退，而新文化尚未真正确立的价值混沌期。价值观念的混沌直接表现为道德意识偏离正轨。真诚、善良、美好被虚伪、狡诈、自私所取代。利益纠葛、封建士大夫道德观加上乱世自保的心理错综而成的虚伪且呆板的道德意识销蚀了国人的身体与灵魂，颓废情绪存在于军队、地方等各个角落。生活于这样的时代，作为作家的沈从文也像当时很多有识之士一样，把个人生命的意义与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因此他的道德批判具有双重视角：从人本主义，即从尊重生命本身的需要出发，在道德与人性的相悖处，沈从文质疑道德规则本身的合理性与完备性，反对愚昧的封建道德，这一点与劳伦斯相同;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沈从文抨击国人当前的道德沦丧与精神萎顿。
沈从文在两性道德问题上主张自然、真诚和理性节制。其一，写到湘西人的情感生活，沈从文坚持感情上的率性和尽情，竭力表现浑然天成而思无邪的意境，追求生命的本真。《采厥》《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夫妇》《三个男人和一个女子》《豹子与媚金》描绘了一个浓情弥漫的感性世界，一种艺术的、梦幻的、纯真的两性世界。《阿黑小史》和《采厥》中阿黑和五明这一对小儿女在山坡、草场与垛草间青涩的调笑与缠绵，在远离了“假的礼教与虚空的教育”的时空里，只与天地和生命相呼应，散发出青春的活力，洋溢着成长的快乐，在阿黑爹眼中“人既在一块长大，懂了事，非变成一个不行，作父亲的似乎也无取缔理由”。《夫妇》中年轻夫妇因春光明媚、花香沁脾、鸟儿叫声撩人，就在日头底下“做了年青人可做的事”，连作者化身的“璜”也禁不住感慨“这样的天气，似乎就真适宜于年青男女们当天作可笑的事。”顺乎自然的性爱，在沈从文看来，是生命本来的力量使然，美而可赞。
三、总结
沈从文与劳伦斯都通过在小说文本中将卢梭的自然人与文明人做具象化处理，褒扬自然人的激情与活力，批判文明人的萎顿与拘谨。劳伦斯认为工业文明扭曲了人性，唯利是图的价值观使生活变得兴味索然。沈从文赞美自然人的活泼与坚忍，但是他通过理性反思指出自然人愚昧、无知、生活盲目，无法承载人类发展的未来。面对自然的原始宗教，劳伦斯出于传统教徒的心理，祈望自然宗教能够救赎被工业文明毁蚀的灵魂，希望通过皈依宗教取得生命的神圣意义;沈从文以艺术家审美的眼光透视宗教，他在原始宗教文明中看到对生命的敬畏和对美的颂赞，他渴望用爱与美代替宗教，培养国人对生命神圣性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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