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日益深入，越来越多的中国古典典籍和现当代文学作品被翻译成外文，同时很多国外的优秀作品也被翻译成中文。这些译作，不仅开阔了国人的眼界，也在一定程度上大大推动了中国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然而，虽有不少佳作佳译出现，却有相当一部分作品翻译得不是那么地道。而“翻译腔”就是影响翻译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试通过比较董秋斯和张谷若的《大卫・科波菲尔》中译本，讨论“翻译腔”的成因并提出一些相应的应对策略。
一、“翻译腔”的定义
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认为， 所谓“翻译腔”，就是指忠实于形式，却使得译文无法在内容和表达效果上也做到忠实。[1]
当然，不同的文献资料对“翻译腔”的定义也是不同的，如：
“‘翻译体’（translationese） 带有贬义。贬义中的翻译体是机械主义翻译观和方法论的产物。这种所谓的翻译体的显著特征是不顾双语的差异，将翻译看作语言表层的机械对应式转换。”[2]
“翻译症，主要特征为文笔拙劣，即译出来的东西不自然、不流畅、生硬、晦涩、难懂、费解，甚至不知所云。这种‘症状’往往并不是由于译者文化水平低、写作能力差而产生，而是由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受原文语言表达方式的影响和束缚，使译文不符合译文语言的表达习惯。”[3]
撇去这些定义中的感情色彩不谈，单从基本内来看，“翻译腔”其实就是那类生硬拗口，令人费解难懂的译文。而这类译文往往是由于译者在翻译时受到原文束缚和影响产生的。
二、“翻译腔”成因
“翻译腔”其实是翻译实践中非常普遍的现象，原因就在于任何译者在翻译时都会或多或少的受到原文的影响。以下就结合董秋斯和张谷若的《大卫・科波菲尔》中译本为例，浅谈“翻译腔”的一些成因。
1.译者错选翻译单位
巴尔胡达罗夫指出，翻译单位“就是指在译文中能够找到对应物的原文单位，但它的组成部分单独地在译文中并没有对应物。换言之，翻译单位就是原语中具备对应物的最小（最低限度）的语言单位。”[4]
近些年来，由于关于翻译单位的研究逐渐引起重视，我国翻译界也陆续引进国外的一些研究成果。吕俊对此研究就曾有过一个小结。在该小结中，对于其他学者谈及的翻译单位问题，他提出，“他们的共同特点都是以语义确定法来划分单位的，但他们所划分的层次都各有不同。”[5]
在翻译单位的划分问题上，专家们虽持有不同的看法，不过有一点却得到了他们的一致认可，即两种语言的亲缘关系决定了翻译单位的大小。笔者认为，在翻译实践中，要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翻译单位的大小。因为错选翻译单位，势必会造成理解上的偏差，从而导致“翻译腔”。
例：“……said Mr. Micawber， in another burst of confidence， ‘that you might lose yourself - I shall be happy to call this evening， and install you in the knowledge of the nearest way.’”（Chapter 11）
董译：“……密考伯怀着另一度突发的勇气说道，‘你或许会迷路―今晚我愿来这里，用最近的路径知识把你装备起来。’”
张译：“……米考伯先生说，说到这儿，又突然露出说体己话的样子来，‘你也许迷了路，故此我如果今天晚上，前来造访，让你有机会得以获知一条最便捷之路，那我就荣幸之极了。’”
这段话中，且不论董译将“confidence”翻译为“勇气”，单从翻译范围的选择角度来看，我们也能发现问题。董译显然是将单词作为翻译单位，将“install you in the knowledge of the nearest way”中的每个单词拆分开来翻译，译为“用最近的路径知识把你装备起来”，不仅让语句变得死板，而且显得有些莫名其妙。而张译则是将这句话作为一个翻译单位，使译文语义明确。
2.译者不顾语境的制约，照搬原文的概念意义
长久以来，翻译仅仅被视为是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但翻译作为一种交际和文化交流的手段，不可能通过简单的语言符号转换就完成。英国语言学家弗斯就认为，“在新的语境里，每一个词都是新词。”[9]因此译者需要在充分了解原文语境的基础之上进行选词造句，而不能只是追求片面的词词对应。脱离了语境的译文，只能说是没有灵魂的木偶，徒具形，却没有原文的意义和精神。
例：“What a porpoise you do grow！” （Chapter9）
董译：“你变成怎样一个海豚哪！”
张译：“你真成了肥猪了！”
根据上下文，我们可以知道例中描述的是一位和蔼的老人，看起来有些发福。原著作者是英国人，海豚在他的印象中就是胖嘟嘟的，因此会这么比喻。董秋斯没有考虑到中西文化的不同，未能将原文带入语境，只是按照字面意思，直接翻译，就会使读者觉得莫名其妙。张谷若就考虑到了这一点，将这一比喻换为了更符合中国人思维的“胖得像猪”。 3.译者对英汉语言差异了解不充分
英语是一种字母语言，而字母本身无法表意，因此在用英语进行遣词造句、行文布局的时候，“形合”必然会成为其作重要的手段。
而汉语则不然。汉语作为一种象形文字，其文字本身就能够表意，因此汉语并不注重形式上的连接，而是重视内容、意义上的连贯。不难发现，介词和连词在英语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但在汉语中却不是必不可少的，就比如英语短语“a friend of mine”，译为中文是“我的一个朋友”，介词“of”就没有体现了。不过汉语会通过添加关联词、使用修辞手法等，增加文章的可读性。
例：“……I was fetched by the man with the wooden leg to appear before him.”（Chapter 6）
董译：“……我被木腿人带去见他了。”
张译：“……那个安假腿的人领我去见他。”
本例中，董译明显是照搬原文中的表达形式，保留了被动态，使得译文读起来较为生硬。而张译则很巧妙地化“被动”为“主动”，使译文变得更地道。译者在翻译时应当注意到英语中多被动语态，而汉语更偏向主动语态。
三、如何尽量避免“翻译腔”
由于中西语言文化之间的固有差异，要想消除“翻译腔”，译出既忠实于原文，又能被译文读者所接受的译作绝非易事，但却也不是无法可循。笔者认为，以下的注意事项也许可以帮助译者尽量减少“翻译腔”：
1.加强语言修养，提升对语言差异的了解。翻译往往涉及到两种语言，因此不能一味注重提高外语水平，而忽视了母语的能力提升。不同国家在地理、历史、宗教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使得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也很显著， 所以译者必须要熟悉语言之间的差异，提高敏锐度。这样才能有效减少“翻译腔”，提高译文质量。
2.加强理论学习，拓宽知识面。翻译学本就是一门“杂学”，其内容更是涉及到语言学、美学、信息学等多种学科。[10]因此这就要求译者具有宽广的知识面。从而，译者在翻译时才能有开阔的思路，对原作的理解也更加正确和深刻，可以灵活运用各种翻译手段和表现形式进行更为精准的翻译。
3.细推原文，灵活运用翻译技巧。有些译者在看到原文之后，粗读或甚至是不读，就直接开始下笔翻译。这样的译作无疑是劣作。译者在翻译前，需细读原文；翻译时需找出正确的翻译单位，细推前后文，灵活运用各类翻译技巧，如适当的增词、减词、词类和句法转换、长句拆分、语序调整等，务必使行文流畅，前后符合逻辑；译毕，还需复核，若有不当之处，则应做出修改。
四、结语
在进行翻译工作时，若是译者跳不出原文的禁锢，其译作中往往会出现“翻译腔”。本文通过对比董秋斯和张谷若的《大卫・科波菲尔》中译本，说明“翻译腔”并不是只有初学者才会犯的错误，而是一个普遍现象。而译者只有不断提高自身语言修养，拓宽知识面，了解英汉语言差异，提升翻译技巧，加强责任心，注意翻译中的翻译单位、语境等问题，才能有效避免“翻译腔”，提高译文质量。
参考文献：
[1]Nida， Eugene A. & C. Taber.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M]. Leiden： E. J. Bri. 1969.
[2]刘宓庆，当代翻译理论[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
[3]方梦之，译学辞典[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4]巴尔胡达罗夫，语言与翻译[M]. 蔡毅，虞杰，段京华编译.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
[6]Dickens， Charles. David Copperfield[M]. Shanghai： Shanghai International Books Press， 2007.
[7]Dickens， Charles. 大卫・科波菲尔[M]. 董秋斯，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8]Dickens， Charles. 大卫・考坡菲[M]. 张谷若，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9]Firth， J.R. Papers in Lingustic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