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对日本儿童文学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传统“童话”转向现代“儿童文学”的契机，作为儿童文学中不可或缺的母亲的文学形象也以此为界发生了质的变化，本文以二战为界，论证战前与战后日本儿童文学中的母亲形象的变迁。
关键词：日本儿童文学;母亲形象;形象变迁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导语
儿童文学中的母亲形象粗略可分为善良型、邪恶型和亦好亦恶型三类，而从时间推移角度探讨母亲形象之变化的研究，除便于发现社会变迁与人物形象塑造之间的关联外，更有利于印证母亲形象中亘古不变的核心要素――母爱。
在日本，“童话”一词最早见于江户时代，当时把民间传说中的适合儿童阅读的读物称之为“童话”，并不等同于现代意义的“童话”。使“童话”真正成为一种文学形式，并赋予其当之无愧的内涵的，是严谷小波、小川未明、铃木三重吉等①近代儿童文学家的功劳。他们从明治末期至大正时代的创作活动被视为近代日本儿童文学的发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童话”几乎就是“儿童文学”的代名词。另一方面，二战后的儿童文学对传统“童话”进行了批判性的继承，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大大地超越了传统模式，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儿童文学应运而生。从这个意义上说，二战对日本儿童文学来说具有特殊意义，它是传统向现代的一个转折点，作为儿童文学中不可或缺的母亲的文学形象也以此为界发生了质的变化。本文以二战为分界，试论证战前与战后日本儿童文学中的母亲形象的变迁。
一、二战前的母亲形象
明治24（1891）年，严谷小波发表了被称为日本近代儿童文学鼻祖的《黄金丸》，小说以它幽默的笔触及其将现代情调和江户戏剧文学的传统恰到好处融为一体的风格，赢得了极高的赞誉和广大的读者。《黄金丸》讲述的是，善良的母犬“花濑”为了保住腹中的幼犬，眼看着公犬“月丸”被恶虎吞食，却无能为力。她按捺住对“月丸”的惭愧之情，苟且生存下来，并平安产下幼崽“黄金丸”。“花濑”将“黄金丸”养育成一只体格彪悍的公犬，“你已经长大了，可以和恶虎一争高低了，你要为你父亲报仇啊！”她留下这句话，便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为了给死去的丈夫报仇雪恨而延缓自己的生命，一旦把幼崽养大，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便刻不容缓地去追随逝去的配偶，“花濑”的形象正是明治时代家长制度下的日本母亲的典型代表。
而坪田让治②的《母亲》则是以自己的母亲为原型的纪实性儿童文学作品。让治的妈妈37岁时守寡，她剪去长发，以表明自己一定要把孩子们拉扯大的决心。为了摆脱牙痛的困扰，她一次竟拔去20颗牙。她就是这样带着几近疯狂的忘我和刚毅，一门心思全部扑在养育子女上，一生虽含辛茹苦，但却与灾病无缘。
另一部感人之作是はらみちを③的《我的妈妈》，母亲对子女的拳拳之心是作品的最大看点。“我”上小学1年级的时候，父亲去世了，“妈妈号哭了三天三夜后，便开始为养家糊口而操劳”。她种水稻、养蚕，除了繁重的农活外，每天还要接送患有小儿麻痹症的“我”上下学，妈妈的辛劳超乎常人的想象。不仅如此，妈妈从不因“我”是个残疾儿而自卑，每日大大方方地背着“我”在人前来来往往，“我”能够正视不幸命运的勇气就是从妈妈身上获得的。她虽不懂太多的道理，但却称得上是最优秀的残疾儿教育家，她的伟大见诸于母亲的本能。
以上列举的是二战前儿童文学中所描绘的母亲，她们在封建思想道德观念的束缚下，无怨无悔地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儿女，那种忘我的献身精神感人至深。这也是为什么文学家、诗人总是把最高的赞誉留给母亲的原因。
只有一个妈妈，
世上只有一个妈妈……
世上只有妈妈好，
永远只有妈妈好。
――北原白秋《母亲大人》
我的妈妈，
是语言所无法描述的，
是我一生一世都形容不出的。
――はらみちを《在妈妈的背上》
二、二战后的母亲形象
二战后，尤其是进入经济高速发展期后，伴随着整个社会的巨变，日本儿童文学中的重要角色――母亲形象也渐渐地起了变化。这种变化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归纳。
（一）从“I主D”到“兼I主D”
虽然“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分工天经地义地一直沿袭至现代，但当社会经济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作为劳动力的补充，妇女必然要走出家门，和男人一样投身社会。日本亦不例外，伴随着经济腾飞，职业妇女的比例大大增加，身受家庭和工作双重压力的母亲们也颇为不易，但成为母亲走出家门的牺牲品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些年幼的孩子们。
我不要玩具也不要蛋糕，
我只要妈妈在家陪我。
晚上上床时
妈妈总不在家，
总是我一个人睡觉
稚嫩的诗句承载着孩子们的孤独，那些渴望母亲陪伴的哀求令人动容。
（二）从“慈母”到“母”
现代儿童文学中的妈妈已不再是一成不变的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了，母亲形象开始向个性化，多样化发展，那些描绘缺少爱心、刁蛮刻薄的妈妈的作品成为其主要类型。这一方面可以理解为是从封建礼教束缚下解放出来的女性的个性暴露，又可看作是对生活重压的发泄。但无论怎样，妈妈脾气变坏的直接受害者还是那些可怜的孩子们。
有儿童诗为证：
我把地扫好，
妈妈却说：“瞧你扫得不干不净的”。
我收拾东西，
妈妈挑刺道：“不是告诉你不能放这吗？
别把什么东西都摆在上面，
你怎么就不听呢？”
……
只要我和弟弟打架，
妈妈就会不分青红皂白地骂我： “你是姐姐，就不能让着弟弟点吗？”
我从来就没做对过。
妇女步出家门应该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但不可否认的是也带来了许多副作用。比起被妈妈抛弃的孩子来，有个吹毛求疵的妈妈还算幸运。那些由于母亲出走或父母离异而解体的家庭已成了新的社会问题。失去妈妈的孩子用诗吟道：
放学回家一看，
妈妈的衣服啦，
家里的东西啦，全都不见了。
妈妈扔下我一个人搬走了，
妈妈不要我啦。
离异后的母亲即使再婚似乎也不能弥合孩子的心理创伤，且看受到继父歧视的孩子的痛苦心声：
新爸爸，我讨厌他。他一点都不喜欢我，他只带哥哥去肯德基，给哥哥买炸鸡吃，却从不带我去。
（三）妈妈不再为“家事”操劳
1.做饭
古训云：“君子远庖厨”，战前的儿童文学作品中，多描绘在灶间忙碌的妈妈，而爸爸则总是在读报。
妈妈单手敲开鸡蛋，在平底锅上麻利地煎着。……孩子用羹匙挖起一块蛋黄尝了尝说：“鸡蛋里都是什么呀？是蛋黄和蛋青吧？”“没错。”正在看报纸的爸爸应道。
――神泽利子《熊的孩子维夫》
但二战后，在小学的家政课上，男孩和女孩共同学习简单的针线活及烧菜做饭，随着社会观念的转变，儿童文学中描绘男性做家务的明显增多。
田鼠兄弟提着大篮子向森林深处走去。他们嘴里念着：我们是田鼠兄弟，在这个世上，我们最喜欢的是做饭和吃饭。
――中川李枝子《古力和古来》
2.缝纫
明治时代的儿童文学中有用“しごと（仕事）”为“裁p”这个汉字词注音的例子，这里反映出的是当时的社会观念――针线活是女人分内的工作。二战前，即使是在雇得起用人的富裕人家，缝制衣物被褥和上灶掌勺一样，都属于女主人责无旁贷的工作。而且，万一丈夫撇下一家老小离开人世，针线活还可以成为女人最现成的谋生手段。
我就剩下你一个了，你可一定要结结实实地呀，千万不能有什么闪失呀”妈妈这么唠叨着，把静雄紧紧地搂在了怀里。夜里醒来，每每看见妈妈坐在静雄的枕边，就着昏暗的油灯一针一线地做着活计。
――山田花袋《小小鸽子》
但，随着制衣业的发展，缝纫在主妇生活中所占比重呈递减趋势。现代人会钉个扣子、缝合个开线便足以应付生活，针线活已不再是妇女必须承担的劳动了。因此，二战前儿童文学中常见的做针线活的母亲形象在现代作品中已很难找到。同样，母亲洗衣、打扫卫生等场面也不再被儿童文学家们所津津乐道了。
3.育儿
如上，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大减轻了妈妈们的家务负担，但“育儿”却一如既往是妇女的天职。虽然如此，母亲们的育儿观念的转变还是不容忽视的。
弟弟不再哭了，但他的脸色很难看，愤愤地回头瞪着我。妈妈把弟弟安顿到床上躺下，便来找我算账：“文一，你怎么能胡来呢。真弄成个残废什么的可怎么办呐。你爸又不在家，弟弟伤成这样，我可跟你爸怎么交代呀。”
――市川铁太郎《兄弟打架》
可见，在旧时，虽然是母亲在拉扯孩子，但说到底她们只是在按一家之主――丈夫的旨意行事，有关孩子问题的最终决定权并不在母亲手里。但是，二战以后，家长制土崩瓦解，母亲在家庭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在育儿问题上她们有着与丈夫同等的权利，或已成为超越丈夫的主要责任者。
三、结束语
如上，本文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日本儿童文学中母亲形象的变化做了一个粗略的考察。归根到底，这种变化只是社会变革的一个侧面。但，即使是在“後@ぎを育てる”（养儿继承家业）、“老後をBってもらう”（养儿防老）等观念日趋淡漠，女性自强自立的现代，唯有一点是恒古不变的，那就是母亲对子女无私、仁慈的爱。它是一种超越时代的永恒，母亲的伟大也正表现于此。
注释：
①严谷小波（1870-1933），明治、大正时期日本儿童文学家，代表作有童话《黄金丸》等，被誉为“お伽のおじさん”（童话大叔），“近代雇文学の祖”（近代童话之祖）。
③はらみちを（昭和3年-），现代日本诗画家，自幼患小儿麻痹症，靠母亲每日背着上学完成学业，尤以“母亲与孩子”为主题的诗画作品闻名于世。
④文中斜体字部分为日本儿童文学作品的引用，全部为笔者译。
参考文献：
[2]高蛎来子.教科にるD人像[C].雇文学研究，（日本雇文学学会o要第7号），1976
[3]西田良子.明日を考える文学DD日本雇文学に描かれた女性像[M].日本：木R社，1976
[4]根元正x.日本の童作家[M].ほるぷtB合，1975
[5]はらみちを.おかあさんのせなかDはらみちを画集[M].らくだ出版，19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