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被尊称为“幽默大师”，他富有创造性地把英文的Humour音译为中文的幽默，从而使幽默一词在中国迅速流行开来。对此功劳，林语堂表现得很谦虚，他在自己的《八十自叙》中说：“并不是因为我是第一流的幽默家，而是在我们这个假道学充斥而幽默则极为缺乏的国度里，我是第一个招呼大家注意幽默的重要的人罢了。”
关于“幽默”的定义，林语堂这样解释：“幽默是一种人生的观点，一种应付人生的方法。幽默没有旁的，只是智慧之刀的一晃。”林语堂不是为了人们发笑而去制造幽默，他的幽默更像是生活的一种调味品，不刻意，不做作，顺手拈来，水到渠成。这样的幽默有别于讽刺、滑稽和诙谐，它从不把挖苦他人和世界当成笑料，而是处处洋溢着温馨的人文关怀。
林语堂式的温情幽默的源头，或许有几分先天遗传的因素。林语堂的父亲林至诚是个善良的牧师，在乡村里布道。有一次，林父在教堂里唾沫横飞地布道时，下面的信徒们对他的热情却反应得相当冷漠，男人们在椅子上打瞌睡，女人们在一旁肆无忌惮地聊天。林父见此情景，并没有拍案大怒，而是表现出了其令人叫绝的幽默感，他在讲坛上向前弯了一下身子，说：“诸位姊妹如果说话的声音不这么大，这边的弟兄们可以睡得更安稳一点儿了。”
关于林式幽默，有许多经典的例子让人回味无穷。
有一次，林语堂应邀参加台北一个学校的毕业典礼，在他说话之前，许多冗长乏味的演讲已经让学生们昏昏欲睡。林语堂作为特邀嘉宾上台压轴发言时，已经十一点半了，他站起来，只说了一句话：“绅士的讲演，应当像女人的裙子，越短越好。”说完走下讲台，台下顿时掌声雷动，欢呼叫好。
还有一次，林语堂在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讲演，在互动的时刻，一个女学生站起来质问他：“你老是批判我们美国，称赞你们中国。难道我们美国就没有一样东西比你们中国强吗？”林语堂笑答：“有，你们美国的马桶就比中国的好！”
林语堂还有一个着名的关于理想生活的语录：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国的乡村，屋子里安装有美国的水电煤气管子，有个中国厨子，有个日本太太，再有个法国的情人。
一言蔽之，林氏幽默的核心意义在于怎样使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活得更快乐。林语堂的幽默在乎的不是语言的艺术，而是生活的艺术。林语堂介绍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名着《生活的艺术》曾经风靡大洋彼岸，连续52周名列美国畅销书榜首，而林语堂自己的人生正是一部艺术人生的真实写照。
林语堂这样描述自己理想中的家庭生活：
我要一个可以依然故我不必拘牵的家庭。我在楼下工作时，可听见楼上妻子言笑的声音，而在楼上工作时，却听得见楼下妻子言笑的声音。我要未失赤子之心的儿女，能同我在雨中追跑，能像我一样的喜欢浇水浴。我要一小块园地，不要有遍铺绿草，只要有泥土，可让小孩搬砖弄瓦，浇花种菜，喂几只家禽。我要在清晨时，闻见雄鸡喔喔啼的声音。我要房宅附近有几棵参天的乔木。（《我的愿望》）
林语堂厌恶一切刻板的规则、束缚，认为制度化的人生一点也不幽默。林语堂在美国生活30年，尽享现代化文明的各种好处，但他却始终对此不买账，一边拿着美钞一边批判美国文明，他说：“讲究效率，讲究准时，及希望事业成功，似乎是美国人的三大恶习。美国人之所以不快乐，那么神经过敏，原来是因为这三件东西在作祟。”
林语堂讨厌西装领带革履，他认为西装远没有中式的长袍来得人性化，在他的《来台后二十四快事》中记载了一件趣事：“赶酒席，座上都是贵要，冷气机不灵，大家热昏昏受罪，却都彬彬有礼，不敢随便。忽闻主人呼宽衣。我问领带呢？主人说不必拘礼。如蒙大赦。不亦快哉！”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林语堂常常索性连衣服也不穿，赤条条的，回归生命最本真的状态，《来台后二十四快事》第一则即是关于裸体之乐的：“华氏表九十五度，赤膊赤脚，关起门来，学顾千里裸体读经，不亦快哉！”
基于对美国制度化和快节奏生活的反感，林语堂还自作多情地为美国人设想了一千年后他们的理想生活状态：
美国的绅士们或许都披上了长袍，着上了拖鞋，要是学不会像中国人的模样将两手缩在袖中呢，那么将两手插在裤袋内，在百老汇大街上踱方步。十字路口的警察同踱方步的人搭讪，车水马龙的马路中，开车者相遇，大家来寒暄一番，互问他们祖母的健康。有人在他店门口刷牙，一边却叨叨地向他邻人谈笑，偶然还有个自称为满腹经纶的学者踉踉跄跄地走路，袖子里塞着一本连角都卷的烂书。午馆店的柜台拆除了，自动饮食店里低矮而有弹力的安乐椅子增多了，以供来宾的休息。有一些人则会到咖啡店去坐上一个下午，半个钟头才喝完杯橘汁，喝酒也不再是一口气地灌上一大杯，而是沾唇细酌，品味谈天，体会其中无穷的乐趣。病人登记的办法取消了，“急症房”也废除掉，病人同医生可以讨论人生哲学。救火车变得像蜗牛那样地笨，慢慢地爬着，救火人员将会跳下车来，赏识人们的吵架，他们是为了空中飞雁的数目而引起的。（《美国三大恶习》
林语堂当年以中国人的悠闲和散漫而自豪，以此嘲笑美国人的忙碌与茫然，他也许想象不到，如今的美国人越来越像当年的中国人，而如今的中国人则越来越像当年的美国人。斗转星移，不是我脑筋转得慢，是这个世界变得太快。
林语堂的故乡在闽南的一个名叫坂仔的小山村，那里山清水秀，在林语堂眼中正是全天下最好的地方。以后即使漂洋过海，他对故乡的思念从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淡，而从小与自然为伍，也使林语堂终生热爱自然、亲近自然，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自然之子。他认为童年“与自然得有密切的接触”，这对他最大的影响是让他建立起了“一种立身处世的超然的观点”，就像安徒生《皇帝的新装》中的那个小孩，可以以最真实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而不致被流俗所污染。
在自传中，林语堂深情地写道：
童年时这种与自然接近的经验，足为我一生知识的和道德的至为强有力的后盾；一与社会中的伪善和人情之势利互相比较，至足令我鄙视之。如果我有一些健全的观念和简朴的思想，那完全是得之于闽南坂仔之秀美的山陵，因为我相信我仍然是用一个简朴的农家子的眼睛来观看人生。那些青山，如果没有其他影响，至少曾令我远离政治，这已经是其功不小了。
1966年，林语堂从美国回台湾定居，台湾当局将阳明山的一块土地赠与了他，林语堂在此建起了一座中西合璧的别墅。林家背靠阳明山，面对淡水河，“山中有水，水中有山”，像极了他故乡坂仔的风光，林语堂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永远不老去的故乡。
10年后，林语堂在台辞世，他的遗体被安葬在台北阳明山林家阳台下的后院里，他仍然可以随时欣赏阳明山美丽的风景。林语堂这个自然之子，终于真正地与自然融为一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