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步入21世纪后，抗战剧开始在电视荧幕上一路走红。受整个社会文化语境的影响，抗战剧的创作手法也在一步步演变，希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探索出一条新的道路，以适应受众越来越多元的观赏诉求。新的“抗战剧”在初期在破除旧的创作模式方面确实值得肯定，但随着创作的不断变迁，又陷入了消费主义和意识形态此消彼长的双重矛盾困境，严重的娱乐化大行其道，引来一片争议之声。抗战剧的健康发展的对策应从三方面去展开：一是分清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二是把握娱乐化手法的“度”;三是出台政策规范市场环境。
【关键词】抗战题材;娱乐化;发展策略
八年抗战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一段不可磨灭的民族精神印记，是一部用鲜血和泪水写成的沉重历史。将这一段沉重的血泪史用可视可听的影像作品传播开来，是那个时代背景和历史背景的艺术再现，展示了革命战争年代波澜壮阔的政治斗争和革命战士的成长轨迹;是普及历史知识、弘扬民族精神、深化民族记忆和塑造国家形象的有效途径。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和建党90周年以来，许多以抗战为题材的电视剧如雨后春笋般登上电视荧屏，掀起了一股抗战剧的热播潮。2013年3月以来，贵州卫视播出的《一个鬼子都不留》、河南卫视播出的《箭在弦上》，以及其他频道播出的《孤岛飞鹰》、《小鬼子走着瞧》、《铁血壮士》、《民兵葛二蛋》、《神枪》、《英雄使命》等多部抗战剧都相继登陆荧屏。另外，抗日魔幻剧《抗日奇侠》已然第二轮开播，其中一幕被称为“横店名菜手撕鬼子”。这些电视剧为了追求娱乐效果和商业利益，将抗战这一段严肃的历史用娱乐化的方式呈现在受众面前，八年抗战铸就的民族精神印记在这种娱乐主义和消费主义中，生出了裂纹。对此，已经有许多学者和专家发出了批评和警惕之声，启蒙教育者更发出了拯救青少年的呼声。
一、抗战剧娱乐化的形成原因探索
（一） 受众的“使用与满足”
“‘使用与满足’研究把受众成员看做是有着特定‘需求’的个人，其媒介接触活动是基于特定的需求动机来‘使用’媒介，从而使这些需求得到‘满足’的过程。” [1]也就是说今天的受众不再是应声而倒的“靶子”，而是具有能动选择性的个体。作为文化产品的抗战剧，它与受众的关系是“供求关系”，有“需求”必然会有“供应”。现代社会飞速发展、日新月异，快节奏的生活使受众处在一种被压抑状态，并且长时间得不到释放，当现实生活中不能改变这一状况的时候，受众就会寻求一种“代替的满足”，抗战剧的娱乐化就提供了这样一种“精神宣泄”的渠道。
从受众的年龄层来看，抗战剧的娱乐化最大化地满足了各年龄层的“使用”需求。对中老年受众而言，他们缅怀那些逝去的岁月，他们多数生于社会动荡的年代，历经过中国社会的几次大变迁，接受的是传统文化思想的熏陶，所以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节奏和现实世界，他们一度迷失，守旧、怀旧成为他们的价值取向和精神内容;对青少年受众而言，改革开放以来，青少年受众的思想、价值观受到西方文化的巨大影响，他们追求自由、个性，以自我为中心、为出发点，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时代新元素”，对电视剧的选择一般为偶像剧、言情剧、武侠剧，由此抗战剧为了扩大市场，开始迎合青少年受众感官上的愉悦，加入偶像、时尚、传奇等娱乐化的“时代新元素”，使改编后的抗战剧对青少年受众产生极大的吸引力。
（二） 媒体的“把关”松懈
现代媒体具有两种属性层次，“第一种是将其视为企业化运作的公司。其运作必须遵循普遍的市场规律，有完整的生产、流通和销售过程，有严格的成本控制和利润核算;第二种是在更广泛意义上将其视为在大多数社会都普遍存在的大型社会组织。它与学校、法院和宗教等组织一起参与塑造和规范我们社会中的文化价值观及信仰” [2]。它们体现了现代媒体的不同效能。对当下的媒体机构而言，在这两个效能中，作为企业化运作的公司的媒体效能常常掩盖了作为社会组织的媒体效能，盈利动机将文化塑造功能挤到一旁。正因为如此，媒体在电视作品“把关”上，首先考虑的是成本利润而不是文化价值。决定一部电视剧效益的无形的手是收视率，媒体要想获得较高的经济收益，就要不断提高收视率。从“把关”的形式上来说，作为把关人的媒体似乎只需要删去那些被过度娱乐化的片段，就可以把抗战剧拉回正轨。但事实上这样一来却使媒体陷入了困境。当下的娱乐化元素已经大量充斥着电视荧屏，普遍存在于各类电视节目中，从前期的综艺类到后期的电视剧，娱乐化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潮流，它不仅仅表现在文艺节目中，甚至在新闻类节目中也屡见不鲜。抗战剧发展到现在这样大量、极端、过度地娱乐化，与社会普遍存在的娱乐心态有着极大的关系，它表现了现阶段受众的一种普遍的文化心态：全民娱乐。抗战剧的娱乐化为处于压抑状态的受众提供了心理宣泄口，从而吸引了大批的受众，拥有受众市场就是拥有收视率，于是娱乐化的抗战剧就在媒体对于利益的追逐中被送上了电视荧屏。
（三） 片商的“领袖”模仿
在传播学中，“意见领袖”的定义是常常活跃在人际传播网络中，经常为他人提供信息、观点或建议，并对他人施加个人影响的人物。化用“领袖”这一概念，在电视制作中，如果一部电视剧在受众中受到较高的评价，获得较高的收视率，那么它就成了影视行业这一领域中“领袖”的角色。
片商在电视剧制作中会自觉不自觉地模仿“领袖”。就同类题材的抗战剧来看，自《亮剑》播出以来，抗战剧就开始不断添加娱乐元素，虽然《亮剑》是“叫座”又“叫好”的模范之作，然而娱乐化因素的加入也是从它开启的，此后便有《我的团长我的团》、《猎鹰》、《雪豹》、《抗日奇侠》等一系列不断娱乐化的抗战剧。在这些电视剧中，英雄人物都有一股痞气，而故事情节设计也不难发现许多“巧合点”，娱乐化的设计也随处可见，可正是这样的电视剧却受到了受众的青睐。而后的新片制作为了迎合大众口味，也不得不去模仿“领袖”。
二、抗战剧的健康发展策略
（一）分清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
历史真实是历史剧客观性的体现，是历史剧发展脉络、人物形象等的依托;艺术真实则是艺术的逼真性，是历史剧中主观虚构的部分，虚而不假，真而不实，表现的是历史“更可能这样发生”，并试图无限地接近历史真实。
在抗战剧的制作过程中，历史真实是第一位的，艺术真实是第二位的。历史真实务求有其人、有其事，这才是抗战剧的基础。如今的中国已经融入到全球化的大环境中，消费主义的风潮席卷而来，在这样的背景下，抗战剧的生产必须保持尊重历史真实的理念，那些对抗战剧的篡改就是对历史的背叛，对那段有着特殊意义的特殊时代精神的背叛。当然抗战剧的历史真实也并不是要求剧中所描述的人物、场景都是对历史原型的复制，而是需要用艺术的加工获得艺术真实。艺术真实作为影视学上的概念，它的基础是美学的，是用艺术的手法还原、再现历史。一部抗战剧是否实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平衡，是要看它是否符合特定的历史环境、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历史人物的所思所想，如果能将之正确传达，并为观众所辨识和认可，那就是真实的，这种真实感即是艺术真实。
（二）把握娱乐化手法的“度”
电视作为当下普及面最广的传播媒介，是其可听、可视、可感的媒介特性使然，电视剧适当加工、合理想象才能更易于传播。前面提到，受众基于特定的需求动机来“使用”媒介，从而使这些需求得到“满足”。因此，受众需求的满足与否就成了衡量媒介产品传播效果的标准，所以抗战剧的创作也需要采用一些娱乐化的手法来跟进受众需求，做到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在这个过程中，“度”的把握尤为重要，这就要求创作者在进行娱乐化处理的过程中，时刻要想到抗战剧的核心指向在于表达由崇高的道德传统、优良的革命精神和那些人性中的闪光点所构成的民族精神。娱乐化是要通过大众传播媒介的传播功能和娱乐功能来寻求主流意识形态与大众意识形态的并存，所以娱乐化一定是让步于这一核心指向的。只有把握好了这个“度”，抗战剧的创新之路才能找到真正的成功之道，其传播目的和传播效果也才真正有可能得以最大程度的实现。
（三）出台政策规范市场环境
在我国，大众传播媒介所有制是公有制的，媒介活动受到多方面的监督和管理。抗战剧的严重娱乐化理应需要得到治理，国家和政府应加强管理，出台相关政策规范市场环境。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下发了《关于规范卫视黄金档电视剧播出的通知》，该通知对各卫视提出明确要求，对卫视电视剧黄金档已报排播的抗战题材剧进行重审和甄别，规定所有抗日剧需重新审查，禁止抗日传奇剧、戏说剧的播出，停播不能修改的过度娱乐化的抗战剧。这一政策的出台，从“把关”上对抗战剧加以管理，可以从宏观上缓解由抗战剧娱乐化带来的精神危机。无论是对媒体的规定还是对制片商的要求，就目前的相关政策来看，加强对抗战剧的监督和管理仍然需要出台更多的规定。
三、结语
抗战剧凝聚了中华民族在特殊时期的集体情感，包含着珍贵的历史记忆，己积淀成宝贵的民族精神，深深地影响和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新世纪的受众对于那段集体记忆的态度已经悄然改变，所以抗战剧要做到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希望当它再次在荧屏上闪现时，包涵着对于那段历史、那场战争、那些敌人以及敌我双方关系的新的思考和理解。
参考文献：
[2][英]利萨・泰勒，[英]安德鲁・威利斯.吴靖，黄佩译.媒介研究：文本、机构与受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86.
[3][美]李普曼.阎克文，江红译.公众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68.
[8]王宗峰.卡里斯马系统的演变――“红色经典”文本《林海雪原》的跨媒介分析[J].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
（6）：81-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