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的一天，齐国临淄城的丞相府里人头攒动，吏员们个个喜上眉梢。当初的故人主父偃现在发达了，要回乡做丞相了，以后大家的日子一定会更好过了。他们或许没有忘记，当初主父偃穷困潦倒时，没有一个人伸出援手。主父偃出场了，让下人拿出五百金一一分给亲友，大家面露喜色，看来主父偃大人有大量啊。但是，接下去，主父偃开始从容发言，他像讲别人的故事一样开始讲述当初自己的艰难，当初的你们如何嘲讽、使绊，如何对主父偃毫不留情。主父偃显然没有忘记过去，他今天要与过去一刀两断，办法就是与这些故人永不相见。大家狼狈散去，主父偃心中应该不无快意。
半生落魄 亲友不容
主父偃，复姓主父，单名偃。“主父”这个姓氏据说来源于战国时代大力推行胡服骑射改革的一代英主赵武灵王。到了主父偃这一代，昔日的荣耀虽然都停留在传说形态，但对主父偃还是发挥了鼓动作用。主父偃立志复兴祖先功业，苦读《易经》《春秋》，深明纵横捭阖之道，学究百家学术之要。学有所成后，他在齐国诸侯王子中四处走动，意图攀附关系谋取官职。但齐地是儒家思想的阵营，不学儒术的主父偃在儒生中间显得相当另类，处处被排挤。交游走动是需要花钱的。家境一般、不事生产的他很快就家徒四壁，甚至借钱都无门。在故乡齐地无法立足，他就北上燕、赵、中山寻找机会，仍然是处处碰壁，客居他乡生活愈发窘困。游遍数地后，主父偃感到在诸侯王国很难有自己的立足之地，于是决定去中央政府寻找施展才华的机会。
到京师后，主父偃投奔到正得武帝宠信的将军卫青门下，获得赏识。卫青多次向武帝举荐主父偃，但武帝不知何故一时没有在意。时间长了，主父偃为数不多的盘缠渐渐用尽，同在卫青府上的其他宾客也开始挤兑他。主父偃的人生似乎走到绝地。
心中的抱负那么远大，当下的现实却是如此窘迫。得志后的他曾经这样回忆当年的境遇：父母不把他当儿子，不和他相认不管他死活;兄弟不把他当同胞，不知他冷暖不问他饥饱;宾客不把他当朋友，不与他见面不让他进门。窘迫的现实让主父偃胸中郁积着一口气，这口气既刺激着他百折不挠愈挫愈勇，越是被抛弃越是不放弃。当然，坚强的背面则不免带来部分性格扭曲。
一朝得遇 安内攘外
主父偃决定放手一搏，直接向武帝上书言事，毛遂自荐。为充分展示才能，他的上书一下子便写了九条政事，其中八条为内政律令，一条为对外征伐匈奴。从主父偃上书的内容来看，他准确把握住了当时汉朝亟须解决的两个大问题：一是修订律令，解决汉初草创时期粗疏的法律的不适应问题，可惜这八条上书没有保存下来，我们无从得知主父偃当时到底是什么主张;二是征伐匈奴，当时汉朝国力强盛，武将们摩拳擦掌，胸有大志的武帝早就不耐匈奴欺凌，但主父偃的上书却是反对同匈奴开战的。这如同触了逆鳞，汉武帝看到主父偃的上奏后会有什么反应呢？
看来，这是主父偃的策略，所以结果大出人们的意料。主父偃的上书是在早上，武帝读完后当天傍晚便召见了主父偃，直言相见恨晚，当即拔擢为郎中。何以主父偃上书反对征伐匈奴，反而得到武帝的擢赏呢？这固然与主父偃的观点言之成理能自圆其说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主父偃上书的最后一段话触及到了武帝内心深处某些不安。“夫兵久则变生，事苦则虑易。乃使边境之民敝靡愁苦而有离心，将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以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权分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主父偃认为战事一起，无论成败必然会使带兵将领手握重兵、尾大不掉，武将们怕功高震主被帝王猜忌，而帝王最为忌惮的就是太阿倒持外重内轻。一旦内外相疑，则祸不旋踵。秦时尉佗率50万军队进击南越，章邯率70万骊山刑徒对战六国反秦大军。结果在秦朝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章邯兵败投降，尉佗拥兵自重、自立为王。主父偃用二人的例子提醒武帝，战端开启后必须注意兵权旁落问题。雄才大略的武帝当然对此心知肚明，只是不能明言。主父偃变通了表述方式，隐晦地说出了武帝的顾虑，君臣故能一见如故，相得甚欢。武帝后来刻意培养霍去病、李广利以分卫青之权，在一定程度上应该和主父偃的提醒有关。
这次上书后，主父偃青云直上，一年之中得到四次升迁，从郎中升到谒者，再迁中郎，很快便做到了中大夫。武帝给他提供了一展身手的平台，他也竭忠尽智，急武帝所急，谋武帝所谋。当时汉朝正进行从文景时期的“清净无为”转型到“大有为”的过程中，内外政策均在调整。对内，要处理好长期困扰中央政府的诸侯王和豪强问题;对外，要解决匈奴问题，将国防线向北拓展。主父偃在这两方面都有所建树。
内政方面，他献上“推恩令”，允许诸侯王将国土再次分封给子弟，而不是由嫡子全部继承，从而将诸侯国越分越小，再也无力与中央政府抗衡;又建议武帝将天下豪强全部强制性的迁移到长安附近的武帝陵寝茂陵，既充实京畿，又将地方豪强迁离故土杜绝萌乱之源。这种不动声色的釜底抽薪之举彻底解决了诸侯王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豪强武断乡曲的问题。
内政问题解决后，主父偃又帮助武帝处理匈奴问题。是时，汉军收复朔方，是守是弃，朝廷上下争议不定，公孙弘意欲放弃，主父偃力主坚守。朔方在长安北部，是捍卫京畿的重要屏障，若匈奴轻骑据此，一天一夜便可进抵长安。汉军亦可倚之为跳板进击草原，但筑城据守需要从内地调运大量粮草人力，这是公孙弘主张放弃的重要理由。主父偃力驳公孙弘，提出可以就地屯田进行农垦，节省部分转输漕运费用;还可移民戍边，延展国土。主父偃的建议最终被武帝采纳。
从主父偃走上政治舞台后的几番表现看，他政治才华是十分出色的，提出的对策既合乎当时情势，也正中武帝下怀，在伺候皇上和治理国家两个方面恰到好处。不仅如此，他还能从中捞到好处。比如“推恩令”既符合武帝离析诸侯的心思，又利于中央集权，且诸侯子弟要想分得好土地，就需要向主父偃行贿，他又能借机大捞一把。但权力越重，危险性也越高，很多看不见的武器，都已经暗中瞄准了他。
日暮途远 倒行暴施 皇帝重用，背后还有卫青这位大靠山，主父偃的官运简直青云直上。因为为燕王谋反案提供关键证据，案定燕王伏法，主父偃又立下了大功勋，武帝对他更加信任，言听计从。他那纵横舌辩之术，在武帝面前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他人命运尽在其口中。朝廷大臣深怕从主父偃的嘴里说出什么坏话被武帝听到，于是争先恐后地向他行贿。主父偃来者不拒，累计收受钱财达千金之多。早年的贫困，让主父偃不能拒绝财物，他成了依靠权力敛财的高手。
有人劝他不要太过张扬横行无忌，深得《易经》之道的他不是不明白日中则昃、月满则亏的道理，但他已经被权欲冲昏头脑，觉得根本无路可退。他说，“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震惊古今。鼎是古代贵族们吃饭的食器，不同等级的人用鼎的数量是有严格规定的，大致是天子用九个，诸侯王用五个，一般大臣用三个。主父偃尽管此时受到武帝百般宠信，但也没有到用五鼎的级别。他誓言要大干快上，即使不能像祖先一样位居王侯，生食五鼎，也要被五鼎所烹，受镬烹之诛。他“结发游学四十余年”，按古人20岁结发成年，此时主父偃已是60岁左右，自觉“日暮途远”，时间来不及了，年届花甲的他等不及了，不能从容的按部就班一步步通往最高权力层了，因此要“倒行暴施”，铤而走险，不按常理出牌，才能突飞猛进。要么青史留名、流芳百世，要么声名狼藉、遗臭万年，主父偃的人生观突显权力赌徒的极端性格。
主父偃把目光再次投向了诸侯王身上，他们一方面深为武帝猜疑，一方面常常为非作歹。这就是主父偃的机遇。他首先盯上了齐王。先前他曾想将自己的女儿嫁给齐王，以稳固自家地位，结果齐太后不许，主父偃大为不满。如果除掉齐王，不仅可以讨得皇帝的欢心，还能一报先前的不快。他遂向武帝献言，齐地民殷国富，且为用武之地，不宜封旁枝远亲为王，而且齐王荒淫无道，也不适合保其王位。武帝深以为然，遂封主父偃为齐国丞相，命其赴齐地查办齐王。
此时的主父偃，已经获得了最高授权，口含天宪，势威由己。权力的傲慢变得自然而然。主父偃使人告发齐王乱伦，齐王自知难逃一劫，没有必要继续受辱，于是自杀了之。主父偃出了一口恶气，趾高气扬，他却不知道，针对他的利箭已经射出。
主父偃早年游学燕赵，燕王、赵王都不欣赏。主父偃先查办燕王，燕王罪名成立。又去查办齐王，齐王也危在旦夕。赵王兔死狐悲，感觉该轮到自己了，于是抢先下手，向武帝告发主父偃假公济私，借分封列侯之机大肆收受贿赂。不久齐王自尽的消息传到长安，武帝大为震怒。武帝虽想废黜齐王将其国土收归中央管辖，却并不想落个残害同姓骨肉的骂名。燕王的行动表明诸侯王正在反弹，表面上针对的是主父偃，其实是针对汉武帝的政策。汉武帝不希望这个时候激化朝廷与诸侯的矛盾，需要找个替罪羊化解中央与诸侯的矛盾，主父偃自然是最佳人选。主父偃下狱治罪，他对贪赃供认不讳，但不承认逼死齐王之事。正在武帝犹豫不决的时候，公孙弘说话了，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置主父偃，天下人会认为武帝对同宗情薄，对宠臣恩重。这便预示着更严重的政治问题，汉武帝明白了。主父偃被下令处斩，并灭族。
主父偃死了，人世间的炎凉世态再次上演，主父偃上千门客都弃他而去，争相揭发他的恶行。只有一个叫孔车的下人为他收尸安葬，武帝闻听表彰了孔车。对孔车不弃故主的旌表，可能也在表达汉武帝对主父偃的某些愧意。
主父偃起步晚，半生落魄的他倍感世态炎凉;升迁快，一朝得志的他便快意恩仇。他害过别人，当年拜访董仲舒时将其未完成的以灾异影射政治的著作偷走呈给武帝，惹得武帝大怒，董仲舒几遭杀身之祸;也被他人所害，公孙弘大有落井下石之嫌。这些都是前人的解释。其实，站在皇帝立场打压皇亲，是皇帝的需要。但太露骨，也为皇帝不喜。要在这样的事情上尽善尽美，怎么可能？其实，主父偃还是完成了自己的誓言，既尝到了五鼎之食，也见识了五鼎烹。参与最高权力的游戏，就应该明白规则，这原本就是权力剧本的固有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