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这动人心魄的发问，至今令多少人困惑难解。写下这优美诗句的，就是金元时期的大诗人――元好问。不过与历代文人“风流才子多春思”不同，至情如斯的元好问却没有一件缠绵悱恻的风流韵事传世，他一生恋爱的对象就是诗词、史学，这使他虽然生在金末元初朝代更替的乱世，却深怀强烈的使命感，为后世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成为“诗文史学萃于一身”的“一代宗匠”。
一、名动汴京的“元才子”
元好问天资聪颖，4岁开始读书，“始龀能诗”，7岁时就能写诗了。太原名家王汤臣见过他之后，惊呼为神童，后来又在《题裕之乐府后》诗中称赞说：“常恨小山无后身，元郎乐府更清新。红裙婢子那能晓，送与凌烟阁上人。”14岁时，元好问拜陵川大儒郝天挺为师，经过6年的学习，他便“贯通百家”。15岁时，元好问曾随元格在陵川西溪参加一个宴会，即席赋五言诗，引起轰动，有人描述说“当时膝上王文度，五字诗成众口传”，将他与东晋名士王坦之相比。他的哥哥元好古对弟弟在五言诗方面的造诣佩服得五体投地，自愧不如，曾写诗道：“莺藏深树只闻声，不著诗家画不成。惭愧阿兄无好语，五言城下把降旌。”
金章宗泰和五年（1205年），16岁的元好问赴并州（今山西太原）参加科举考试，途中，他遇到一个捕雁者。捕雁者说今天遇到一件奇事，他设网捕得一只大雁，杀死了它，另一只脱网而逃，不料脱网的大雁并不飞走，而是在上空盘旋悲鸣不已，后来竟然投地而死。元好问为之感动，便花钱买下这两只大雁，把它们葬在汾河岸边，垒上石头作为记号，称为“雁丘”，并写下了他一生最有名的一首词，《摸鱼儿・雁丘词》（又作《迈陂塘・雁丘词》），其中写道：“问人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离别苦，是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景，只影为谁去？”
元好问的才情没的说，但却无法迈过科考的门槛，第一次应试，他铩羽而归。他的老师郝天挺安慰他说：“吾正不欲渠为举子尔，区区一第，不足道也。”这位老先生素来主张“读书不为艺文，选官不为利养”，说白了就是教育不以科举为目标，所以元好问的落第并不奇怪。20岁时，元好问写下了《箕山》、《琴台》等诗，当时的文坛盟主、时任礼部尚书的赵秉文看到后极为欣赏，夸赞说“少陵（杜甫，字少陵）以来无此作”，于是“以书招之”，元好问由此名震汴京（今河南开封），被称为“元才子”。
“元才子”应该是名符其实的，他的诗在民间流传非常广泛，跟现在的流行歌曲差不多，“家累其什，人嚼其句，洋溢于里巷，吟讽于道途”。只是直到35岁时，这位大名鼎鼎的“元才子”才在赵秉文的举荐下，考中博学宏词科，得以以进士的身份进入仕途。
二、良吏、恩师、好男人
元好问不仅才华横溢，而且心地善良，为人忠厚，无论对百姓，还是对朋友、家人，都极尽爱心。
金亡之后，元好问立志不仕，但他的社会威望很高，所到之处“士子从之若市”。他是一个好老师，“春风和气，诲而不倦”，培养出了不少优秀人才，元代著名学者王恽、雷膺、郝经、张孔孙等，都出自他的门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被誉为“元曲四大家”之一的白朴，更是得益于他的养育与教诲。
元好问虽以才子著称，喜欢饮酒赋诗，但却从不光顾秦楼楚馆，没有留下任何让人八卦的风流故事，相反，他的家庭观念很强，对两位夫人情义深重。
他的发妻张氏是曾任户部尚书的张翰的女儿，元好问18岁与她成婚，两人夫唱妇随，既经历了安逸时的甜蜜，也度过了动荡时的艰辛。张氏不幸在元好问南阳令任上去世，元好问十分悲痛，曾写下一篇情真意切的《三奠子》，悼念亡妻：“怅韶华流转，无计留连。行乐地，一凄然。笙歌寒食后，桃李恶风前。连环玉，回文锦，两缠绵。芳尘未远，幽意谁传。千古恨，再生缘。闲衾香易冷，孤枕梦难圆。西窗雨，南楼月，夜如年”。 后来元好问又续娶了小他二十多岁的毛氏为妻，不久汴京被元军陷落，元好问以俘虏的身份被押赴山东聊城羁管幽禁，毛氏跟随他辗转颠沛，不离不弃。元好问重获自由后举家回到故乡忻州，但他致力于收集野史资料，需要时常外出，养家的重任都落在了毛氏身上，她很理解元好问的志向，总是无怨无悔。元好问很受感动，在《自题》诗中他写道：“共笑诗人太瘦生，谁从惨淡得经营。千秋万古回文锦，只许苏娘读得成。”有情有义的元好问，成为历史上难得的另类风流才子。
三、奉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
元好问生活的时期，金朝日渐衰落，开始蒙受蒙古铁骑的践踏。在这样历史转折之时，人的选择是分外艰难和痛苦的，元好问因此曾惹来不少非议。
第一件事是“崔立碑事件”。天兴二年（1233年），蒙古大军包围金都汴京，金哀宗以“亲征”之名逃出京城，安平都尉、京城西面元帅崔立发动政变，开城纳降，并自封郑王。事后崔立自认为此举避免了蒙古军屠城，拯救了全城百姓，便命左司员外郎元好问执笔，为他立“功德碑”。元好问深知涉及名节大事，便推脱给了太学高材生刘祁。刘祁无奈起草了初稿，然后交给元好问推敲、修改，文成后，磨掉宋徽宗所立“甘露碑”字迹，刻上碑文。
在儒家文化里，文人最讲究气节，元好问为叛贼立碑，引起了世人对其名节的非议。当然，也有学者为他辩驳，说他撰写碑文是迫不得已，而且是否构成气节问题，关键是看他在碑文中是否为崔立颂功。元好问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没有太多可指责的地方，他只是“直叙其事，敷衍成文”，即客观地叙述了事情的经过，并没有为其大唱赞歌。他的学生郝经为此曾做《辨甘露碑》一诗，其中写道：“作诗为告曹听翁，且莫独罪元遗山”，以此向世人疾呼，元好问是清白无辜的。
第二个争议事件，是汴京城破后，元好问曾写信给蒙古中书令耶律楚材，开列了王若虚、王鹗、杨奂、张德辉、高鸣等54名金朝儒士，请他酌加任用，“使脱指使之辱，息奔走之役……粥足以糊口，布絮足以蔽体。”后来，这些儒士大多被元朝起用。这一举动的确惊世骇俗，由此给他带来了种种责难，但在元好问看来，虽然受教者众，但能有所成就者仅“三四十人而止矣”，人才难得，因此要格外珍惜、保护。应该说，他是高瞻远瞩、富于远见的，他所举荐的这54名知识分子中，有15人在《元史》中都留下了记载，他们在传承和保存中原文化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
有人说这是元好问在拍忽必烈的马屁，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自金灭亡之后，元好问并未出任过元朝任何官职，而以他的名望，混个官当易如反掌，一介布衣何谈趋炎附势呢？元好问此举的动机无外有两个：一是蒙古人不尊重儒家，推行“八娼、九儒、十丐”，儒生的地位连娼妓都不如。元好问给元世祖戴上“儒教大宗师”的帽子，可以提高儒生的政治地位，并以此引导游牧民族的统帅能“以儒治国”，“以汉法治汉地”。第二，则是源于他对蒙古统治认识的转变。曾经，在亡国后，元好问的内心是十分痛苦的，“十年旧隐抛何处？一片伤心画不成”，然而在入元二三十年间，他看到忽必烈能够大兴学校，实行较利于发展经济文化的政策，安定百姓生活;同时他对忽必烈消灭云南地方势力，恢复汉唐旧疆的赫赫功业特别钦佩。他在《刘时举节制云南》诗中说：“云南山高去天尺，汉家弦声雷破壁。九州之外更九州，海色澄清映南极”，把蒙古称为“汉家”，这表明他内心里的对立情绪消失了，对蒙古政权已经逐渐认同。
元好问不是贪生怕死之辈，在蒙古大军围城时，他曾竭力谋求救国救民之策，“死不难，诚能安社稷、救生灵，死而可也”。以此为标准，新兴的元朝是要好过腐败而没落的金朝的，从这一点说，元好问虽以儒家自居，但丝毫没有一家一姓愚忠的腐儒之见，他看到了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并欣然顺应了这个潮流。
四、“野史亭”上写春秋
金朝的覆亡已不可阻挡，元好问最关心的事，就是“国可亡，而史不可灭”，他要为后世留存一部金朝的历史。他在《学东坡移居》诗中说：“国史经丧乱，天幸有所归。但恨后十年，时事无人知。废兴属之天，事岂尽乖违。”然而，在活着都是未知数的动乱之际，这是何其艰难啊！
汴京被围时，时任东曹都司的元好问就向丞相建议“请小字书国史一本，随车驾所在以一马负之”，就是用小字抄录一遍国史，一匹马就可以带走。然而“相虽以为然，而不及行也”，主意虽然不错，可城外的战马嘶鸣，哪有功夫干这事啊。
天兴二年（1233年），元好问被蒙古军羁管于聊城（今山东聊城）时，便开始着手记录金史的工作，他一方面“记忆前辈及交游诸人之诗，随即录之”，另一方面则为人撰写碑铭，通过记述人物的事迹来叙述历史，写出当时社会的变化。两年后，元好问移居冠氏（今山东冠县），“尤以著作自任”。当时金国实录在顺天（今北京）张柔家，于是他向张柔表达了想撰写《金史》的意愿，但这件事却被别人阻止了。元好问并不气馁，他说：“不可令一代之迹泯而不传”，更加坚定了保存历史的决心。
元太宗十一年（1239年），年已半百的元好问获得了自由，回到老家忻州，居住在读书山，那种欣喜的心情溢于言表，“乞得田园自在身，不成还更入红尘？只愁六月河堤上，高柳清风睡煞人！”当然，回家并不都是睡觉，他还有更伟大的使命，“乃构亭于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这就是流传至今的“野史亭”，是元好问储存资料、撰写历史的地方。从此，他常年奔波于燕京、真定、顺天、镇平、东平、汴京、洛阳、太原、忻州等地搜集材料，凡是金代君臣们留下来的言论、事迹，他都认真进行采集，“虽甚醉，不忘”。他把听到的一点一滴都用小的纸条、小的字体记录下来，多达一百多万字，以致“捆束委积，塞屋数楹”。
经历二十余年的不懈努力，元好问穷经皓首，终于完成了《中州集》《壬辰杂编》等数部宏篇巨著。《中州集》是一部金代诗歌总集，收录了诗词2116首，意在“以诗存史”，开创了我国历史上断代诗史的新体例。后来元朝丞相脱脱主持修撰《金史》，元好问的这些史学著作成为主要的资料来源，《四库全书总目》称“多本其所著”。《金史》被公认为良史，元好问功不可没。
虽然在史学上贡献巨大，但元好问最引为自豪的，还是他的诗词造诣，甚至在临终之时，他嘱咐后人在墓碑上只题七个字：“诗人元好问之墓”。元好问的诗词理论功底相当深厚，28岁时他就写下了一部不朽的评论集《诗论三十首》，提出了自己独到的“以诚为本”的诗歌理论。在诗歌创作上，元好问以“丧乱诗”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对此，他曾自信地说：“诗狂他日笑遗山，饭颗不妨嘲杜甫”，敢于将自己与杜甫相提并论。这些诗都写于金朝灭亡前后，山河破碎，流离的痛苦、内心的忧患浸透于他的诗歌之中，具有史诗般的意味。例如在《岐阳三首》中写道：“百二关河草不横，十年戎马暗秦京。岐阳西望无来信，陇水东流闻哭声。野蔓有情萦战骨，残阳何意照空城。从谁细向苍苍问，争遣蚩尤作五兵”。在《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中，他描绘说：“白骨纵横似乱麻，几年桑梓变龙沙。只知河朔生灵尽，破屋疏烟却数家。”这些文字，笔笔浸血，字字含悲，堪称杜甫之后现实主义诗风的又一高潮。
元宪宗七年（1257年），元好问卒于获鹿（今河北鹿泉市）寓舍，享年68岁。一代文宗溘然而逝，历史的天空中星光为之黯然。
清代学者赵翼有一首《题遗山诗》，概括了元好问的一生：“身阅兴亡浩劫空，两朝文献一衰翁。无官未害餐周粟，有史深愁失楚弓。行殿幽兰悲夜火，故都乔木泣秋风。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不幸的时代，却成就了元好问的伟大，这无关天赋，而在于他自觉的责任与高远的志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