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分析现存“张成造”款、“大明永乐年制”款剔红和永乐元年中国赠送日本的礼物清单，梳理在元末明初流行的几类剔红，并考察其主要特征及不同的流行时间。
【关键词】剔红；明初，洪武，永乐
研究器物首先要关注真伪，而元明清漆器的真伪问题十分复杂。首先，它们大多为传世品，出土物极少。其次，传世漆器往往并非流传有序，纵使清宫旧藏，大多也难以确定何时入宫。这样，鉴别往往寄希望于款识，但漆器加款、改款太过容易，鱼龙混杂在所难免。因此，确定年代往往不易。
现存“张成造”款与“大明永乐年制”款漆器数量不少，占了同款作品的绝大多数，而且，不少漆器风格相似。本文讨论的并非所有张成款、永乐款漆器，而是其主要部分。它们中，固然存在赝品，但不可能皆为赝品。因而，基于此的风格研究也就不会偏颇太多。
张成剔红
根据已刊布的资料，中国大陆藏“张成造”款漆器共三件：安徽省博物馆的如意纹剔犀圆盒、故宫博物院的栀子花剔红圆盘和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曳杖观瀑图剔红圆盒。
其中，清宫旧藏的栀子花剔红圆盘被认为是张成剔红的典型。与此相类的有日本圣众来迎寺的紫萼纹剔红圆盘、德川美术馆的牡丹纹剔红盘等。它们为花卉题材，一器仅雕一种花卉，叶片翻转起伏，图案写实，堆漆肥厚，立体感强。被推为张成剔红典型的作品与古人描述的“朱薄而不坚”有大差异。《格古要论》载：“元末西塘杨汇，有张成、杨茂剔红最得名，但朱薄而不坚者，多浮起。日本国、琉球国极爱此物。”《清秘藏》、《燕闲清赏笺》也延续了这种说法。《格古要论》成书于洪武二十一年（1388），作者曹昭为江苏松江人，松江距离张成、杨茂的家乡很近。曹昭的鉴古本为家学，且其生活年代与张、杨大致同时。因此，曹昭对张成、杨茂剔红的评价应当可靠。
现存张成款漆器中，有一类漆层很薄，如日本德川美术馆藏牡丹双鸟纹剔红盘（其内箱盖墨书“堆朱御食笼二添堆朱御盆张成造”）。此类剔红的题材一般为双鸟花卉，构图繁密。由于漆层较薄，图案的立体感不强，叶片规整，少有翻转、扭动。与第一类张成款剔红风格对比鲜明。
还有一类张成款剔红以人物为题材。它们漆层较厚，往往表现某一场景，水、天、地分别剔刻不同锦地。
这三类作品构成了张成款剔红的主体。
洪武剔红
洪武剔红的面貌不够清晰。考古学尚未提供洪武剔红实例，仅鲁王朱檀墓中有一只卷云纹的剔黄毛笔。其纹样凸起，从断裂面观察，漆层较薄。传世品中，无洪武款器物。但当年应有剔红。洪武本《碎金》所记漆器种类就有“犀皮、Y浆、锦犀、剔红、朱红、退红、四明、退光、金漆、螺钿、桐叶色。”
学界也认为洪武年间曾有漆器造作。夏更起先生根据《读史方舆纪要》所记洪武初年植漆，推断当年应有漆器造作。更直接的证据则是永乐元年、四年、五年明朝陆续赐予日本大量漆器，其中以永乐元年记载最详，其中主要为雕漆（见下表）。甘纳尔、屈志仁等人，认为这批漆器均应制作于洪武。
这批漆器的装饰主题大抵为人物故事纹和禽鸟花卉纹两类。禽鸟有太平雀、山雀、山鸡、鹦鹉等。此外，还有四季花、竹梅；极为少见的是独株花卉纹，仅出现在葵花盘中。辅纹中，四季花、香草纹频繁出现。宝相花、回纹、钱纹则偶尔出现。
根据文书中所记的剔红装饰及器物尺寸，对照现存实物，可大致推想洪武剔红的风貌。
文书记绦环样台盘：“绦环样四个，一个里刻人物故事，边刻四季花，外刻四季花挛疲径长六寸五分，径四寸四分，高八分”。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有一件人物故事图剔红盘，其形制大致与文书中所记绦环样台盘相类。其主纹为“对弈图”，两位老者水边对弈，另一老者曳杖而来。石、树、水相映成趣，构图疏朗，髹漆较厚。其里外两层辅纹，均为四季花。该盘为椭圆形，边缘有波浪状多曲，其长径23.5厘米，短径15厘米，尺寸也与文书所记相吻合。
四季花是洪武时流行的典型纹样之一。《大明会典》规定皇帝出行仪仗所用花扇，其扇面即装饰四季花纹。景德镇御器厂遗址出土了大量四季花瓷盘，花卉一般为牡丹、石榴、茶花、菊花，而以牡丹为中心，呈十字形排列分布。四季花仅大量流行于洪武时期。后来，它们基本不见，而被单一花卉纹取代。
四季花纹剔红，在洪武年间也有制作。香港艺术馆有一件花卉纹剔红圆盒，顶部图案为四季花，中间为莲花，四周环绕十字形排列的菊花、牡丹、茶花、玫瑰，与陶瓷中四季花图案相类。花叶布局满密，不重视表现枝茎。其底髹黑漆，右侧针刻“大明永乐年制”六字款，一般认为其应为后来补刻。这类漆器在牛津阿什莫尔博物馆还有一件。
对比张成款和洪武的剔红可知，从元末到洪武，人物故事纹和禽鸟花卉纹持续流行；而洪武间，独株花卉纹却莫名衰落，但以四季花为代表的多株花卉纹却悄然出现。
永乐剔红
“大明永乐年制”款剔红存世尚多，台北故宫和北京故宫的收藏都非常可观。台北故宫的陈慧霞通过分析其院藏永乐款花卉纹剔红的用刀、布局和植物描写，将其分为三类。比照北京故宫所藏永乐款剔红的情况，其分类颇具说明性。
第一类为永乐剔红的典型风格，数量最多。其构图满中有空，重视表现茎枝，一般漆层较厚。第二类构图繁满，不重视表现茎，花、叶关系不明晰，花呈十字形排列，叶片平，漆层较薄。第三类构图疏朗，留空多，露出黄色底漆。枝干较细，类似折枝花卉，花、叶、茎僵直，漆质硬，漆层薄，用刀转折钝。除此之外，人物故事题材剔红仍旧流行于永乐朝。
永乐年间，元末剔红名匠张成之子张德刚应召入宫，是明初漆器造作的一件大事。这让元明漆器的相似，不仅缘于时代相近，还当与工匠的亲缘有关联。《万历嘉兴府志》载：
“张德刚，西塘人，父成，与同里杨茂俱善髹漆剔红器。永乐中，日本、琉球购得之，以献于朝。成祖闻而召之。时二人已没，德刚能继其父，随召至京，面试称旨，即授营缮所副，赐宅，复其家。时有包亮亦与德刚争巧，宣德时，亦召为营缮所副。” 此则材料反映了以下问题：
1 张德刚应召与日本、琉球使臣献漆器密切相关。
正因为日本、琉球献漆器，永乐皇帝才能得知张成的存在，随即想召之入宫。《格古要论》论及张成剔红时，也强调“日本国、琉球国极爱此物。”而两国中，日本最爱张成漆器。考察永乐年间中日交流的相关史料（见表2），可知从永乐元年（1403）到九年（1411）中日交往最多，频繁互派使者，互赠礼物。而永乐九年，这种交往因日本的不轨图谋而终止，日本“自是，久不供”。到永乐十五年，两国关系似乎“解冻”，但随即又急转直下，一直持续到宣德八年。故张德刚应召应发生于永乐九年以前。
2 从永乐皇帝“闻而召之”的态度可以看出：此时永乐朝御用、官用漆器应与张成漆器风格不同。
3 “面试称旨，即授营缮所副”，营缮所设置于洪武二十五年，其前身为将作司，是明代前期的主要宫廷造作部门，能工巧匠云集。通过永乐皇帝的面试，张德刚，获得了永乐朝的官方认可。凭借“营缮所副”及永乐帝，其剔红得以在永乐朝后期广泛流行。
以上三点分析表明：永乐剔红制作至少应分两期，后期因张德刚应召为营缮所副而颇具元风。
张德刚为张成之子，父子剔红风貌应该相同。据前文所述，张成剔红主要有三类，而现存永乐款剔红也有三类。两个时期的剔红风貌最相似者为永乐第一类与张成独株花卉纹剔红。其题材均为独株花卉，重视表现茎，强调花、叶关系，一般由中下部主干上分出三枝，花、叶随枝分布。漆层较厚，“藏锋清楚，隐起圆滑”，风格雍容。洪武时期，此类风格并不流行，永乐朝重新时兴，应与张德刚应召相关。
永乐第二类与洪武朝开始流行的多株花卉纹剔红风格相类。其图案中花卉呈十字形排列，不重视枝茎，花、叶的关系较模糊，刀法相对刻板，漆层较薄，装饰平面化。最大的差别在于永乐剔红装饰主题为单一种类花卉，而洪武剔红则往往多种。
永乐花卉纹剔红均以独株花卉为主纹，可据风格将其分三类：永乐第一类与张成独株厚剔风格相近，而永乐第二类当与洪武多株花卉剔红颇有渊源。人物故事纹依旧流行于永乐朝。
结语
元末明初，剔红的装饰主题主要为四类。人物故事纹在元末明初持续流行。禽鸟花卉纹一般漆层较薄，装饰平面化，主要流行于元末及洪武。以四季花为代表的多株花卉纹呈十字形分布，不重视茎及花卉各部位的关系，流行于洪武，并对永乐第二类的风格影响较大。张成的典型剔红为独株花卉纹，漆层较厚，图案写实立体，花叶随茎分布，雍容灵动，对永乐典型剔红――永乐第一类产生了直接影响。此类风格在洪武时期并不流行，应为永乐九年之前，由张德刚带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