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辉煌
宋卿（1898―1955年），山东益都（今青州市）人，生于信仰基督教家庭，自幼受洗，入教会学校读书，后赴北京燕京大学就读，未及毕业，于1918年远赴美国留学，学成归国，立志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先参与经营家族企业德昌贸易公司，后以创办天津东亚毛呢公司，生产“抵羊牌”（寓意抵制洋货）毛线驰名。
1936年7月15日，一个耗资九十余万元的现代化工厂全部竣工，厂房整齐宽大，采光、通风俱佳，并有排尘、消防设施，其先进水平为天津市所不多见。工厂更新设备，增添新产品，投产的当年，便净盈利18万元（银洋）。宋卿还计划为工厂建立自己的原料基地，引进并改良羊种，生产优质羊毛，以摆脱原料受制于人的状况。
天津《大公报》曾以《天津工业访问记》为题，于同年9月，连续3天报道该厂状况称：该公司资本已达80余万，日产毛线5千磅。设有董事会，管理层有经理、副经理、厂长，管理机构设总务、业务、厂务三部。仅厂务部就有机务、拣毛、化学试验、染色、成品等分工。主要机器设备多为英、德发达国家制造。化验室仪器齐全，专门检验（原料）毛的标准和染色颜料成分。厂中自备水井，务使生产用水符合洗毛、染毛之用。“四六股”毛线要经过18道工序，再经染色、打包，才能产出供手织或机织用的毛线成品。并称该厂产品销遍全国，还输出南洋。《访问记》对工人生活状况也做了报道，称其时有工人396名，女工占40%;实行日10小时工作制，忙时增加半小时。工人分“外工”、“月工”，初入厂为“外工”，日工资约四角，按日计酬，实为“试用”考察。经一两年对劳动状况和出勤的考核，合格者提升为“月工”，改实行月工资制，月工资为14―18元，在当年企业中是较高水平的。厂内有饭厅、浴室、篮球场等设施;在津无家的外地务工人员，备有男、女单身宿舍供使用。《大公报》记者最后写道：“该厂工作情形极为努力，到处生气勃勃，正可代表我国一有希望之新兴工业，且该厂对工人之待遇及设备，俱甚完善合理，劳资双方齐一心志，前途尤为可嘉。”且该公司“没有仅为牟利而辜负购买者之信任，牢记本身为我国工业界之一斗士也”。在此期间，公司继续扩招股东，不但吸收政、商各界著名人士入股，教育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私人顾问傅泾波等都成为东亚的股东。军阀王占元之侄王雨生入股时，是以卖掉他的面粉厂、制冰厂，以50万巨资入股而成为大股东。后来，东亚还别出心裁，创造了在社会上销售毛线征集入股等方式，扩充资本，扩大企业影响，促成东亚的股票成为天津证券市场为数不多的上市公司之一。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的美好前景就在眼前。
麻袋风波
新厂投产不足一年，“七・七事变”爆发，民族的大灾难降临。天津知名的久大精盐、永利化工的创始人范旭东舍弃天津的产业，撤退至西南大后方，支持抗战，行前并叮嘱包括宋卿在内的工商界著名人物，应保持名节。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南下前，也与宋谈过其个人打算。堪称一流企业的东亚新厂，因地处英租界，生产尚可维持一时。宋卿珍爱公司新厂，声称：“为东亚公司员工同人的生计考虑”，表示虽留在沦陷的天津，但决不任伪职、当汉奸，必要时或也将去大后方;而宋氏族人、亲属已有一些人在不同方面参与抗日活动，其长子辗转到了大后方重庆，直接参军抗战。至于间接支援抗战，事例则更多。
为应对已经沦陷的局面，宋卿请出与天津上层汉奸等人物熟识的大股东王雨生代替他出任公司董事长，请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陈锡三出任公司副经理，这是由于陈与教友中亲西方、亲日的两派人都熟悉。由于进口澳洲羊毛断绝，生产难以为继，宋卿通过一名过去与其家族有业务关系的日本人本原定光疏通，办妥了经日本三井洋行获得了澳毛供应，并同日本正金银行建立账户，开始了与日商“合作”。1940年，东亚公司在日本侵略军胁迫下，又增设了生产麻袋的项目，产品为日军征用。1941年，日寇轰炸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八年抗战期间，身处沦陷区的宋卿，虽推出了王雨生等能与敌伪方面应付的人物，也未能摆脱“在夹缝中挣扎”的艰难处境。
关于东亚厂为日本侵略军一八二部队生产麻袋的事件，有多个版本。据与宋卿合作创业的赵子贞称：经上海商业银行（天津分行）经理，也是东亚股东的资耀华介绍说，上海有一套纺织麻袋的新机器，宋极感兴趣，执意要买来生产麻袋。赵则认为麻袋原料产地受已沦陷的敌伪控制，不易收购，故而不同意此事。东亚厂麻袋开工，拿着日本军需部一八二部队的公文，到东北各省按军需品以极低的价格收购原料，成品全部售与一八二部队。赵子贞正是因这一与宋卿的分歧，卖掉东亚股票，拒绝董事会和宋卿的一再挽留，离开了亲手参与创建的东亚公司。
东亚公司股东、新厂房的业主、国民党军委会中将军事参议官孙桐萱则控诉宋卿“与敌人一八二部队订立合同，专为敌人大量织造麻袋。并派人持敌军护照，分向津南、芦台及沧县、保定……济宁一带强购农产品”，“实是丧心病狂，罪大恶极”，等等。
上述不同版本的记载，叙述词语有别，细节也有差异，但有一个共同点――东亚厂为日军一八二部队生产、供应过麻袋，则是确有其事，至日寇投降，东亚厂仍存有为一八二部队加工的麻袋近二十万条。尽管是处于日寇侵略、地区沦陷的大环境之下发生的事件，终究是宋卿心中难以抹去之痛。
“洗白”之路
1945年8月15日，日寇战败宣告投降，举国欢庆，沦陷区人民尤其感到不再做屈辱的亡国奴而万分兴奋。宋卿和东亚职工同广大天津人民一样，终于熬过了八年的亡国奴生活，其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为庆祝抗战胜利，大家欢欣鼓舞，参加了天津人民举行的盛大庆祝游行活动。东亚的队伍尤其引人注目，公司为职工置办了统一款式的服装，国旗、厂旗，本厂的军乐队，东亚小学师生、职员、女工、男工列队有序，彩车上的鼓乐队一路擂响，打着“欢迎盟军”、“欢迎张市长”、“拥护张市长”……等横幅、标语，十分“抢眼”。不久，“双十”国庆，在厂内还举办了大型的联欢活动。
宋卿在沦陷时期虽然也冒着风险，做过支援抗日的爱国行动，甚至被日本宪兵队抓捕关进过黑牢，但终究因沦陷期间东亚厂为日寇一八二部队生产过麻袋，远非什么“光彩”之事。在日本宣告投降，新的社会秩序尚未建立，各路“劫收大员”纷纷出笼之际，以宋卿“附逆”，是“经济汉奸”，准备把东亚作为“敌产”，强行“接收”的舆论屡屡发生。不久，东亚的股东、新厂房的业主、时任国民党中将的老相识孙桐萱，也以同样理由起诉宋卿，讨要历年厂房租金和股份红利。处境尴尬的宋卿，急欲洗白自己，于是，想到远在大后方的老友、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请公司副经理陈锡三以基督教团名义联系到已经登陆天津的美国军方人士，得以搭乘美军飞机前往重庆，面晤张伯苓校长，并经张介绍结识了即将赴任天津的市长张廷谔，又辗转结识已先期到津的国民党天津市党部主任时子周等，从而使宋卿与一批新的权势人物打通了关系，且随即获得重庆方面的重视，被时子周推荐为天津市“工业界代表”，二赴重庆参加“工业界（复兴经济）座谈会”。此行还见到了前燕京大学校长、已受命出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并被引荐与蒋夫人宋美龄晤谈，还受邀往蒋氏官邸做客，是共同的宗教信仰和同受西方教育的背景，拉近了彼此的关系。当谈及国家未来的复兴建设，蒋、宋都设想建立一个棉毛纺织业的“托拉斯”大公司，拟委托其主持，然而却被宋婉言谢绝。总之，一度出现的为日寇一八二部队生产麻袋，“附逆”、“经济汉奸”等罪名，风消云散，很快得到化解，宋卿又重新获得官方信任。当天津市市长张廷谔因病卸任后，被宋卿邀往北平颐和园其租用的“写秋轩”闲居，投桃报李，个中缘由不言自明。
然而，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一心忙于内战，置经济建设、民众生计于不顾，使工厂在原料短缺，物价剧烈波动的状况下，经营更加困难，作为民族实业家的宋卿深感苦闷与无奈。而且因国民党“中统系”控制的“官办工会”在厂内屡屡制造事端，于1946年先后爆发了两场前所未有的大罢工，在全市影响颇大。为保障东亚的经营，宋卿再次使用了沦陷时期的做法，聘请与国民党上层人物熟悉的姬奠川（河北省银行经理、天津市商会会长）取代王雨生出任公司董事长，以应付各方关系。同时，竭力奔走，对来津的国民党政府要人，如孔祥熙、李宗仁、谷正纲、孙连仲等，请他们到厂参观，拉拢包括天津中统头子在内的地方要员，力求疏通与官方的关系，才使公司从“美援”物资中分得一些原料，勉强维持生产。但“抵羊”毛线由于质量下降，更被涌入的美国进口毛线排挤，境况大不如前。艰难的处境，使宋卿决定前往香港建立分公司，将部分资产转移。
1948年，国共内战局势日益明朗，共产党军队已占优势，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此时，已然奔赴解放区的原东亚职工、中共地下党员石小东，秘密返津约见了宋卿，转达了中共华北局主要负责人之一黄敬，关于中共对民族资本家和私人工商业的政策，希望争取宋的合作，保护工厂，为将来发展实业、建设新中国出力。此次接触，得到宋的响应。由于宋卿在工商界有一定声望，且热衷业内事业，此前便已同部分工商、金融界人士组成了一个名为“三五俱乐部”的小团体，从不同渠道知晓了中共关于形势、政策的一些信息;甚至早在1947年6月就领衔公开发表过《三五俱乐部商讨全津各工厂组织自卫团通知并附组织简则》的文件，协力维护地方秩序。
客死异国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宋卿被宣布担任政协委员。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不久，又被任命为政务院（即现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按说，这与旧中国宋卿为企业发展，千方百计主动求助官方上层不同，这是中共新政权重视统一战线，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发展民族工商业的举措。被邀参政，理应得到宋的响应，但据其家人后来说，这两个职务都是在宋事先“毫无所知”的情况下发生的。宋卿早在抗日胜利之初，从他的经历中便已有了“在政治的这条钢丝上蹦Q”难免要“跌下来”的不祥预感，此时，“深怕卷进政治漩涡”，婉拒了上述的邀聘。这显然是宋卿对中共政策仍有存疑，而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不同的价值观、世界观所决定的。
不久，新中国体制下的东亚厂工会成立，连续提出了早在工作组进厂后即已主张的许多关于企业管理、维护职工权益方面的要求，这都是宋卿难以适应的。特别是之后全国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肃清反革命”运动，他在宗教界、工商界的一些旧友多有涉及而遭逮捕;甚至有人重提东亚厂为日军生产麻袋等旧事，无不在宋卿的心头蒙上了日益加重的阴影。当1950年5月宋卿第二次赴香港时，便与其几个亲信透露了可能不再回来的信息;在临行前召开的董事会上则谎称，赴港办完业务即会返津，实则去意已决。
宋到港后不久，便称病要其妻子、女儿去港。6月，朝鲜战争爆发，香港东亚厂的经营也不尽如其意，在港的中共与国民党双方又都在争取宋。恰好原天主教南京教区大主教于斌在港，邀约宋同往美国，而当时中美对立，美国驻港总领事因宋与中共的关系拒绝给予签证，宋卿不得不转赴陌生的阿根廷。在人地两生的异国，诸事难以如愿，加之香港东亚厂的财产以及家族间的种种纠葛，倍受打击。1955年7月17日，一个本来事业有成的著名实业家，竟在郁闷中客死异邦，以57岁的人生落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