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在这个特殊的年份里，我想起了我的爷爷――一位曾参加远征军入缅参战的国民党抗日老兵。爷爷虽然离开我们已经15个年头，但他在世时给我们讲述的他那段难忘的峥嵘岁月，不仅让我们后人了解了中华民族这段悲壮的历史，也了解了他从一名远征军抗日老兵，最终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并与胡耀邦同志结下深厚情谊的传奇故事。
太爷爷就是很任性
爷爷5岁开始读私塾，由于人聪明，深得老师的喜爱。从那时起，爷爷就很少下地干活。那时，太爷爷租种了许多土地，农活很多，一年四季，下种插播，忙种收割，忙得不可开交，但太爷爷把家中所有的农活都一人承担下来，农活忙时实在没有办法了，就请些长工和短工来帮忙，但就是不让爷爷干活，其目的就是想让爷爷一门心思读书，好为叶家光耀门楣。
爷爷读了9年的私塾，能吟诗作对，练出一手好毛笔字，在地方上下深得乡邻夸奖。1934年，爷爷与奶奶结婚，翌年我的父亲出生，在父亲出生的那年，爷爷在太爷爷的帮助下，开办了自己的学馆，招收当地孩子进学馆学习，就这样，刚满15岁的爷爷开始当起了私塾先生。开办学馆的3年时间里，我的叔父也出生了。这时，湖南各地燃起了抗日烽火，在湖南平江这块热土上，许许多多的热血青年报名参军，上了抗日前线。
一天，太爷爷把爷爷叫到身边说：“你有文化，现在国家需要你，你应该当兵去。”接着又说：“虽然你有自己的学馆，但这干不成大事业，我托人把你介绍到长沙去军官学校读书，到那里读书会大有前途。”转而又说：“现在国家需要你这样的年轻人去保家卫国啊！”最后太爷爷用无可辩驳的口气说：“后天，你就走吧，我已经安排好了。”
听到这，爷爷很吃惊，心里有许多的不情愿，但他知道太爷爷是个说一不二的人，就什么也没有说。
第三天，太爷爷为爷爷打点好了行装。该送儿子走了，这时，太爷爷拿出了全家所有积蓄――8块银元，交给爷爷作为路费和盘缠。爷爷这时手里抱着不到半岁的叔父，奶奶饱含泪水抱着2岁多我的父亲，真是有难舍的离别亲情啊。
记得爷爷在去世的前一月对我们这些孙辈讲：“我当时实在是不想去啊！谁能在这个战火纷飞的年代离开自己的亲人，而且你们的父亲还那么小啊！我离开家时，你的太爷爷由于多年的劳累身体已经是很不好，看着你太爷爷的身体和你们幼小的父亲，实在是不情愿走。这时，你太爷爷将手中银元用力甩到天井里，只听到银元在天井的石板上发出了清脆的响声。这时，你太奶奶走下去弯腰捡了起来，含泪说了一句‘孩子你去吧’！”
就这样，爷爷在奶奶和两个儿子凄怆的哭声中离开了家。太爷爷还亲自将捆好的行李，用扁担挑着，步行将爷爷送到长沙。爷爷讲起这段历史，哽咽着说：“这真是爷（平江土语“爷”就是指“父亲”）挑担子崽当兵啊！”
爷爷离开家时正是1939年8月，抗日战争正进行到最艰苦、最残酷的阶段。爷爷这一去就是13年，期间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和平建设时期，太爷爷与爷爷自长沙一别，就再也没有得到爷爷的任何音信。他老人家身患喉癌在1945年59岁那年不幸去世，去世前再也没有见到儿子一面。奶奶曾对我们讲：“太爷爷去世时，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是用手指了指门口，就闭上了流着泪水的眼睛。”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自己的儿子没有任何音信，是生是死，这大概是太爷爷心里至死都最为担心的事。
远征缅甸抗日
再说爷爷到长沙后，在太爷爷好友的推荐下，进入国民党中央军官学校长沙分校学习工兵指挥专业。在当时，中央军官学校号称是黄埔中的黄埔，在第十四期的学习中，他受到了杜建时（时任国民党中央军官学校长沙分校主任、陆军大学教务长，中将军衔。日本投降后一直到平津解放，任北宁路护路司令兼天津市市长，后与陈长捷一起被俘，作为战犯看押，1961年特赦释放。后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的认可和赏识。经过两年的学习，1941年他以优秀的成绩毕业，在杜建时的推荐下，进入杜聿明领导的第五军“铁甲王牌”第九十六师部队担任中尉副官，这支部队是国民党百万大军中惟一一支机械化装甲部队。爷爷曾讲：“能到这支部队去，是许多青年学生梦寐以求的。”
爷爷讲，入缅作战并不顺利，部队长驱直入，实在是太冒险，听说当时杜聿明是强烈反对的。果不出所料，4月9日，日军第三十三师团兵分三路，以重兵摧毁了“曼德勒会战”的远征军“长蛇阵”。但令日军没有想到的是，在日军兵力、装备都占优势并拥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中国军人克服困难，与日军苦战12天，歼敌5000余人，成功掩护英军撤退。这时，为避开日军的追杀，部队决定沿着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翻越野人山向中缅边境靠近，返回祖国。部队主力遁入野人山数天后，由戴安澜将军的二○○师担任后卫重任。爷爷所在的担任前卫的第九十六师的炮兵、工兵也摆脱日军追击，钻入有毒虫猛兽的原始森林，但他们很快迷失了方向，与长官部失去了联络。他们踩着野兽出没的小路，在阴暗潮湿的原始森林里走了10多天，居然来到一处神话般与世隔绝的地方。这里住着几户人家，地图上查不到这个地方，只能判断这是在喜马拉雅山山脚下。他们别无选择，惟有听从天命，在这个世外桃源住下来，靠打猎、捕鱼和采集野果，勉强维持半饥半饿的原始生活。幸运的是1个多月后，部队在藏族向导的带领下，翻越白马大雪山，于8月中下旬陆续经西藏返回国内。 爷爷还告诉我：“中国远征10万大军浩浩荡荡开入缅甸，作战不足两个月，而死亡总数高达6万人，其中作战伤亡仅为1万人，近5万人却死在深山密林的撤退中。我在这段非人的生活中，几次病倒，险些死在那里了，也许是年轻，我战胜了死神。其实我们是怀着满腔热血去，我所在远征军虽然只和日军作短暂的作战，但官兵奋勇作战，给日军以一定打击。部队为什么要那么快撤回来呢，这是我后来才知道上层发生了矛盾，听说是杜聿明与英军发生了指挥上争吵，杜聿明对英国人的欺骗和不忠不满，拒绝了时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要他撤往印度的指示，而是执行了蒋介石令他北上撤回云南的命令。”
寻着爷爷讲述的这段悲壮的历史，我查阅了朋友送我的一本《福贡县志》和一套《福贡文史资料选辑》。史料中有一篇署名胡正生的文章《我亲眼看到远征军归国》，文章中说：“远征军归国那年，我跟随母亲和一位舅父去了缅甸，在往返途中，亲眼目睹远征军官兵艰难穿行于野人山，不少人病倒、饿死在路旁的惨烈情景。……一幕幕发生于60年前、福贡百姓在怒江峡谷迎接为国征战归来的子弟兵的感人情景，清晰地再现在我的脑海里。当时福贡全县仅有1万多土著居民，除初生婴儿和老弱病残者，计有万把人，而取道福贡归国的远征军有7千多接近8千人。万把人拥戴7千多因归途奇险而疲惫不堪的官兵，这在中国乃至全世界二战反法西斯期间老百姓拥军史迹中当属绝无仅有。”
爷爷所在的第九十六师工兵团回国后，作了一个月休整，为提高部队战斗力，1943年在中国的昆明、大理和印度的兰姆伽等地分别设干部训练团和训练学校，对官兵进行兵器、射击、战术等训练，并配有盟军提供的新式装备，从而使部队的作战能力有所提高。爷爷作为教官，带领部队进行战术训练。
起义后修筑二郎山公路
筑路前，部队进行合编整编不久，就参加了四川邛峡、大邑县的剿匪斗争，爷爷经受了一次考验，思想上逐步走向成熟。部队在撤回新津时也进行了以诉苦为主要内容的阶级教育。在此期间，第十八兵团工兵师进行了整编，爷爷随部调入第十团编入第二营。此后工兵第十团即开赴康藏公路施工前线。
作为工兵第十团主要成分的原国民党军工兵第三团，是一个渡河团，有一定的渡河经验，可筑路却是生手。爷爷说：“不过，部队士气很旺，带着一些渡河架桥器材，手工作业的铁锹、十字镐，还有20多台美式载重汽车和百余匹日本马，行起军来很是气派。这些装备在当时还真让人羡慕哩！”
爷爷告诉我：这年5月，他们团第一次施工，就上了二郎山，任务是修筑从二郎山山麓的两路口至二郎山山顶，全长30余公里的公路。二郎山海拔3400多米，所修公路两侧，多峭壁悬崖，为原始森林覆盖，少见阳光，晴雨无常。由于天气闷热，植物腐烂后生成的瘴气令人难受，加上轻度高山反应和蚊虫、蚂蝗叮咬，更是让人难以忍受。特别是从团牛坪到山顶的地段，环境更为恶劣。
恶劣环境给施工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困难。由于天气时晴时雨，部队开石爆破时，开始没有下雨，可放炮后不出10分钟，便大雨骤至，使道路泥泞，难以行走。战士们施工，既要防雨淋还要防虫咬，只得穿上雨衣，戴上雨帽、口罩和手套，腿上还要打上绑带，浑身捂得严严实实的，行动很不方便。
恶劣环境也给部队生活造成了许多困难。山顶，白天和夜里的气温相差很大，白天闷热，夜晚则寒气袭人。晚上干部战士睡在一个通铺上，大家都不能脱衣服，被子上面还要盖上雨衣。到了午夜之后，气温骤降，房子里的潮湿空气凝结成小水珠，从顶上直往下滴，大家只好把头缩到被子里过夜。驻地的狭小和不平，加上雾气弥漫，也常给大家造成危险。
生活中的最大困难是吃饭的问题，但是在大家努力下也通过了这一关。由于公路正在修复，还不能用汽车把粮食送到施工点上，部队就用马来驮，并发动团直机关干部，不顾瘴气和高山反应，为分队送给养。部队没有菜吃，炊事人员和战士就在山上采集野菜来解决。高山气压低，炊事员又没有在这种条件下做饭的设备和经验，部队刚上山时经常吃夹生饭。团后勤部门便发动群众想办法，经过试验，找出了把水烧到气泡翻滚很高时再下米，就能把饭煮熟的方法，这样部队才不再吃夹生饭了。
尽管环境恶劣，病号增多，但干部战士的施工情绪却十分高涨。在上工时间，驻地看不到病号，医生要看病，只能到工地去找病人。驻地的两个哨兵，还是干部强行留下的病情较重的病号。施工工具缺乏，他们就地取材，自己动手用竹子编运土筐，用山藤打抬石头绳，解决工具器材不够用的问题。很多战士为抢时间，就干脆用手扒石渣，用棉衣背石渣铺路。对于施工中的难题，通过走群众路线的方法来加以解决。爷爷记得，有一段待修路，一边是高耸的悬崖峭壁，另一边是湍急的河流，不论是用石头从河中往上砌垫路面，还是在陡壁上劈石开路，其施工时间和现有工具情况以及现场条件都不可能完成。于是，团里发动干部战士开“诸葛亮”会，最后采纳了架半边桥的办法：在悬崖边开出一条车道，在靠河的一边架桥作另一条车道，汽车驶过时，一边轮子在开出的路基上，一边轮子在桥上，用这个办法迅速修好了这条路。战士们将这段路取名为半边桥。
在修筑二郎山公路时，军委还派文工团到这里来慰问，为他们写了一首歌叫《歌唱二郎山》，歌颂他们这些在此劈山开路的英雄。爷爷还轻轻地为我唱了一段：
二呀二郎山，
哪怕你高万丈，
解放军，铁打的汉，
下决心，坚如钢，
要把那公路修到那西藏！
……
二郎山环境险恶，部队由于营养不足，体力消耗又大，病号越来越多。团里的几位领导都很着急，认为此地不可久留，于是指示
一、二营加快施工，缩短工期，然后集中兵力支援三营突击抢修。这一来便提前完成了在二郎山30多公里的筑路任务，很快转移了施工场地。 撤出二郎山后，工兵第十团便由泸定桥通过大渡河，驻到了康定，负责修筑大渡河西岸经康定至折多山的一段公路，以后还参加了建谊塔公寺和架设忠烈桥的任务。
1950年11月，工兵第十团奉命返回四川新津整训。这个从国民党工兵部队起义的新生部队，圆满完成了修筑康藏公路的任务，受到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表彰。
与胡耀邦结谊
就在爷爷参加修筑二郎山公路期间，因为他的出色表现，1950年11月部队保送他进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政大学川西分校第一期学习，从一个起义军官，再到一名人民解放军军事学员，爷爷的心里是非常高兴和自豪的。
在军事学校学习期间，爷爷因有较扎实的军事素养，受到学校领导的嘉奖，也因为有良好的素质，经过3个月的学习培训顺利毕业并分配到川北军区警卫营任军事教员，具体负责军区首长的安全保卫和学员的军事训练科目。爷爷在机关负责首长警卫，就有机会与首长接触。当时，胡耀邦兼任川北军区政治委员，爷爷就是在这个时候认识他的。
爷爷告诉我：“耀邦同志经常听取我们的战术课。一次我正在带警卫战士练队列和射击，耀邦同志来了，听我讲完了一堂课，关切地询问了我的情况，当听到我是在国民党中央军官学校长沙分校工兵指挥专业的后，高兴地说：‘你是国民党的嫡系派啊！’接着又说：‘你是平江安定的，我是浏阳的，我们是乡里乡亲啊！’又说：‘要加强对学员的军事素质的教育，提倡能者为师，选拔学员中的射击能手、投弹能手、刺杀能手担任教员，要开展“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互教互学”的练兵活动’。”
自此之后，这两位乡邻、战友之间，有了经常交流和师生之谊。在教学之余，爷爷总是要找胡耀邦政委汇报一些教学方面的情况。胡耀邦也会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专门找时间了解学员的情况。教学相长，他们也日渐相熟。
1984年9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到平江加义镇拜谒新四军驻平江办事处英烈，叔父叶元章时任加义镇党委书记。胡耀邦同志听了叔父关于平江老区的汇报后，高兴地说：“平江是个英雄辈出的地方，这里的人民养育我们千千万万个革命军人，平江老区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摇篮，新四军驻加义办事处的血案，是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一个惨案，我们一定要记取，永远铭记那些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牺牲的同志。”
接着他说：“平江有许多原国民党起义的同志，他们虽然在大革命时期在国民党军服役，但随着人民战争的胜利，许多国民党军老兵随部队光荣起义，为我们的解放事业作了许多有益的贡献。”转而又说：“我在川北军区当政委时，有位警卫教员就是从国民党嫡系部队任教官时起义过来的，他后来在军区当教员，就是你们平江人，我们还是要好的朋友，他的姓名叫叶学贤。”
此时，坐在对面的叔父不禁心里为之一动，高兴地回答：“总书记，您提到的这位叶学贤就是我的父亲！”
手执一把大蒲扇的胡耀邦，一边扇着扇子，一边惊诧地说：“这么巧啊！”并关切地询问：“学贤同志现在怎么样啊？”
叔父回答：“挺好的，只是文革期间差点被杀了头！”
胡耀邦颇为感慨地说：“那个年代，你父亲身份特殊，可能也难逃一劫啊！现在已经过去了。”说完用大蒲扇一扬做了赶蚊子苍蝇的动作。
胡耀邦接着又问：“你父亲现在住哪儿？”
叔父回答：“安定镇小田村。”
“哦，目前不在你的身边生活？”
“我是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这里工作的。”叔父回答。
胡耀邦遗憾地说：“我今天公务在身，没有时间去看望他了，请代我向你父亲问好啊！”
叔父回家把这件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爷爷。爷爷高兴地说：“老政委他还记得起我来啊！”兴奋之情真是溢于言表。
残酷的迫害
日子终归平静，转业回家后，在乡领导的动员下，爷爷担任了村文书，这一干就是十多年。在担任文书期间，他受村领导的委托带领全村同志发展养殖业，自己在领导的同时，还承包了一个养殖场，和奶奶早出晚归，辛勤劳作，每年出栏肥猪20多头，受到村民的一致好评。
1966年，“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平江这样一个偏远的山区县也被这股热潮所激荡，到处是跳忠字舞，表忠心。爷爷那时作为村文书，带头领着大家背语录，跳忠字舞。正当他热火朝天地带领村民开展运动的时候，厄运悄悄地降临到他的头上。
1968年7月6日晚，爷爷刚从村委会回到家，桌上摆好的饭还未及吃，就被几个冲进屋的人抓走了。爷爷走到大门口回头告诉奶奶说：“不要怕，快去告诉书记李漂。”后来，奶奶领着我的父亲抱着衣物，跑到县里、乡里，四处打听爷爷的下落。
一天，县里突然来了一群人，当头那个就是邻村的一位表舅亲，他阴阳怪气地对奶奶说：“知道我们找你干什么吧？！”
奶奶说：“知道。”
“他的历史不清白，是国民党的军官，现在需要你们配合调查，县里、乡里和村上都成立了专案组，你们这段时间不要出门，要老老实实地在家等着，配合我们调查。”
原来，自那天晚上抓走爷爷后，爷爷被当作“叛徒”、“特务”一直关在县监狱，代号541。在狱中爷爷不仅经受着政治上的迫害，还承受了肉体上的摧残、生活上的虐待和精神上的折磨。他们的目的就是一个，逼他承认从缅甸远征回国后，与人民军队为敌，与共产党军队作战打死打伤过解放军战士等等罪行。
无论他们怎么逼迫和用棍棒毒打，爷爷宁死也不承认。他说：“我从缅甸回国后，一直在国民党军中当军事教官，没有上过前线，也没有与人民军队打过仗，这个你们可以去查我的档案。”
专案组人员经过反复调查和核实，在爷爷的档案中，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正当他们灰心丧气的时候，突然接到一个举报信：“叶筱清曾说过林彪是个高鼻子，这个人很奸猾的话。”
这个情况无疑是专案组的一根“救命稻草”，他们立即对爷爷进行审讯。
爷爷听到他们的讯问后，知道这是自己的一个亲戚去告的密，不得不承认的确是他亲口讲出来的。
几个月的专案工作算是没有白费，专案组成员个个露出了笑容。
在忍受饥饿和折磨中，爷爷一天天地消瘦，瘦得连自己的亲人都认不出来了。就这样在监狱中度过了3个春秋，1971年9月初，一纸判决书下达了，爷爷被判处死刑。判决书上这样写道：“抗日战争时期，投靠蒋介石反动派与人民为敌……起义投诚后，干着假革命，真反社会主义的思想，特别是污蔑攻击林彪同志，罪大恶极，判处死刑，择日执行。”
得到这个消息，全家人悲痛欲绝，远在加义的叔父特地赶回来看望自己的父亲最后一眼。看着骨瘦如柴的爷爷，叔父心如刀绞，将自己身上一件毛衣脱下来穿在爷爷的身上，什么话还没说，就一头晕倒，重重地磕在门框上，头上顿时血流如注。
9月13日，林彪乘机叛逃，摔死在外蒙古。这个消息很快传遍全中国，判决爷爷死刑的判决书，也就成了一纸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