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上大学、参加工作上严格要求毛远新
毛远新中学是在北京一○一中学读的。1960年暑假毕业时，他被学校保送哈军工。回家后，他告诉伯伯毛泽东，毛泽东说：“保送算什么本事？”毛远新毅然决然地回答：“那我考！”毛泽东说：“你考什么学校？”毛远新说：“考最难考的。”毛泽东说：“那就是北大、清华。”结果在统考中，毛远新考取了清华，并到清华读书。后来，有个高干子弟跟他说：“远新，你还是应该去哈军工。”毛远新有些心动。回家跟毛泽东说：“伯伯，我还是想去哈军工！”毛泽东笑着说：“那就看陈赓接收不接收你了。”当时，陈赓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当动员毛远新“还是应该去哈军工”的那位高干子弟把这个消息告诉陈赓后，陈赓立刻打电话给毛远新，说：“热烈欢迎你来哈军工！”就这样，毛远新从清华转到了哈军工，成为哈军工的一名高材生。
1965年暑假，毛远新从哈军工毕业。谈到工作问题，毛泽东叫他去空军找吴法宪。吴法宪热情地接待了他，将他安排到某团部当参谋。毛远新回来跟毛泽东说了这个情况。毛泽东说：“没当兵，怎么就当官？不行，再去找吴法宪，重新安排。”其实，一个团部参谋也算不上什么官。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毛远新又去找吴法宪。吴法宪听了毛泽东的意见，非常感动和感慨，说：“主席对亲属要求真严格！”这样，吴法宪就把毛远新安排到空军某高炮独立营（即地空导弹部队）当了一名技师。
毛泽东要求毛远新帮江青整理文件提要
1975年，毛远新在做毛泽东的联络员期间，有一次江青把他叫去，要他把她保险柜里的文件给登记一下，以便她查找。这件事没法拒绝。他就把她保险柜里的文件，编成目录一一登记下来。交她看后，江青说，这样我还是只知道题目，不知道内容，能不能每个文件都搞个内容提要？他觉得这样做，很费时间，很难做，没答应。江青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谈这件事，还是要求毛远新给她搞每份文件的内容提要。在这封信上毛泽东画了一个圈，没批语。毛远新不知是什么意思，他怕江青拿着毛泽东画了圈的这封信找他，就去问毛泽东。毛泽东说：“你帮帮她的忙吧，我们家剩的人不多了！”
毛泽东选华国锋做接班人的情况
2008年还是2009年，有一天一位朋友拿着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国史第8卷，指着上面说华国锋做接班人是毛远新推荐的内容，问我是不是这样的。我说：“不知道。这件事需要问毛远新本人。”于是我拨通了正在南昌照顾老妈妈朱旦华的毛远新，跟他说：“现在有书上说，是你推荐华国锋做接班人的，是吗？”他笑了，说：“我有什么资格向毛主席推荐接班人，再说，我对华国锋也不熟悉、不了解。”接着，他向我介绍了毛泽东选华国锋做接班人的过程。他说：
周总理逝世后，毛主席就翻来覆去地考虑谁做总理，在几个副总理中，掰着指头数。说实话，毛主席当时最看中和属意的还是张春桥，但又觉得他不能服众。毛主席问我对张春桥的看法，我说：张春桥有思想、有能力，仿佛又有点阴，往往不知道他想什么，说什么。就在毛主席经过再三考虑选定华国锋做总理、做接班人时，还是希望张春桥做军师，辅佐华国锋。毛主席叫我向张春桥传达一句话：‘从1935年遵义会议起，我不就做了10年的副手嘛！’我向张春桥传达了这句话，同时我也把这句话告诉了华国锋。”
毛远新坚决否认毛泽东关于身后谁任常委的传闻
多年来，通过网络流传着这样一则材料，其内容是：
张玉凤回忆：主席在（1976年）4月至9月中旬，思维还正常时，多次就身后党政军领导班子圈划，但未有定论，忧虑政局会有剧变。主席是圈了、提了5个人名：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对此，毛远新和我都有记录资料。
主席在1976年7月15日，曾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江青、汪东兴和我提出毛后政治局常委班子名单，毛远新、汪东兴、我作记录。名单顺序为：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我。
江青听后，要主席再重复一次，并问：洪文、春桥呢？
主席当即指着江青说：“你好幼稚！”举手往左右方各斩一刀，说：“老帅，王（洪文）、张（春桥）都不进！”
打倒四人帮后，汪东兴曾以党中央的名义，命令我将此记录交出，并不准对外透露主席对中央领导的评价。我称：该记录已毁掉了。（摘自《张玉凤揭示若干重要历史事件的真相》）
对这则传闻我不大相信，认为是编造的，也核实过，但没有公开澄清。但不断有人问我这件事情。2009年11月18日，河南开封薛开震先生给我一封信，该信说：“……几年前，我看到此资讯（按：张玉凤披露的毛泽东身后常委名单），便判断是真的。后来，辛子陵先生在《文革黑匣子解密》一文中详细引用张玉凤的回忆，并认为确有其事。然而，这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尚需获得更多的证实，张玉凤的披露只是孤本。目前最佳的办法，就是请您于方便之时电话询问一下毛远新先生，甚至到南昌去面见一下也是必要的……我以为毛远新也应当坦诚直面这个事实的。”
诚如薛开震先生所说，这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对研究“文化大革命”、还原“文化大革命”的本来面目，非常必要，务须辨明查清。读者的恳切心情，也强烈要求和促使我尽自己能尽的一点责任。我和江青“文革”中第二任秘书杨银禄同志商量，认为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应该做点工作。杨银禄负责询问汪东兴、张玉凤，结果他告我：他们都否认有这事。我打电话询问了毛远新。毛远新明确、坚定地回答：“胡说八道，从1976年以后，除了‘你好’之类的简单话，主席说话谁也听不懂了，连张玉凤也听不懂，相互交流都是用笔写，谁要说有这件事，请他拿出文字根据来！”毛远新还说，我听到和看到这样的谣言多了，很多人这样说。
我们据此撰文澄清这件事情。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意见，发表文章质疑我们的澄清。我把质疑的文章转给了毛远新。当我打电话问他时，他说：你的信我收到了，附来的质疑和商榷你同老杨那篇历史传闻（指毛关于他身后中央常委名单的事）“真伪”的两篇文章也看了，我看对这件事情表明态度就可以了，不一定答复。另外，你信中还提到这样一个传闻，传说我在一次同学聚会中，酒后吐“真言”：关于接班人，主席说的既不是华国锋，也不是江青，而是我，七名常委中我名列第一。这完全是瞎编。我从不喝酒，过去在军队时都不喝；我不喝酒，怎么会有酒醉后的胡说八道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