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会资本是社会治理的重要资源，有增强社会信任、协调社会关系、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作用。处理好传统性社会资本与现代性社会资本的关系、提高居民在社区治理中的参与度、界定多元治理主体的地位与职能，这是影响社会资本在社区治理中发挥作用的三个难题。基层党组织利用社会资本进行城市社区治理具有可行性，但中国社会资本的两重性，要求基层党组织克服传统社会资本的消极性。以政策指引社区的发展方向，用信任夯实治理基础，即从制度和信任两方面着手，这是基层党组织利用社会资本进行社区治理的基本维度。
〔关键词〕社会资本；社会治理；社区；基层党组织；党的建设；社会动员
“社会资本”概念自提出以来，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并被广泛应用于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研究中。社会动员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利用社会资本进行社会治理对于执政党而言意义重大。作为社会治理的主体和领导者，基层党组织如何利用社会资本进行社区治理、引导社区自治良性发展问题，却鲜有学者关注。基于社会资本视角，探索基层党组织与城市社区治理新思路新途径，对当前社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社会资本是社区基层党组织的重要资源
政党是社会整合的重要力量。在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对于社会的治理中，社会资本是非常值得运用的资源。中国的社会资本受特定国情、历史传统的影响具有两重性，即传统性社会资本和现代性社会资本同在、共同发挥作用。因而，在我国的社区治理中，社会资本既能起到增强社会信任、协调社会关系、解决公共问题的积极意义，同时受传统性因素的影响社会资本又会干扰现代制度的运行，对社会造成消极影响。
（一）社会资本的概念
本文主要采用普特南对于社会资本的界定，即社会资本是人际关系网络中倾向于通过合作与互惠来达到某一目的的态度，关注点在于组织化了的社会资本如何促进社会的自我管理与外部协作。首先，社会资本是一种“公共产品”，不具有排他性，即社会资本不能排斥其他组织成员的使用，即使这些成员没有为社会资本的积累作出贡献；其次，社会资本的积累是公民间互动与交往增多的结果，“社会资本不能由私人部门提供，这意味着社会资本一定常常是其他社会活动的副产品”〔4〕；再次，社会资本具有自我强化和积累的倾向，“一次成功的合作就会建立起联系和信任，这些社会资本有利于未来在完成其他不相干的任务时的合作”〔5〕。但社会资本非但不会随着使用而减少，反而会不断增加存量。这使得拥有社会资本的人能够通过尽量使用来积累更多的社会资本。
（二）中国社会资本的两重性
社会资本作为公共产品，对于当前中国公民的政治参与、多元社会主体的协调具有积极意义。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对于中国人的影响是深刻的，传统性社会资本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影响又是不容忽视的。将重点放在如何促进以合作与信任为特征的现代性社会资本的积累，促使其在社会参与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是亟需解决的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
1.传统性社会资本的大量存在。中国的社会资本存量很大，但是历史遗留的传统性社会资本所占比重较大，社会关系网络并不发达。传统性社会资本不同于现代性社会资本，主要是以个人为节点展开的关系网络，纽带是血缘、地缘，因此整个关系网络辐射范围小、不完整，对于现代制度有腐蚀作用。一方面，血缘、地缘作为纽带使得社会资本的范围小、排斥性高。传统社会的关系网络辐射范围小，同时个人、群体的信任范围重合。这导致群体内成员无法与群体外成员充分沟通，各个同质群体独立存在，群体间很难进行信息交换。基于血缘关系形成的宗族内部有着特定的规范，按照自身的逻辑运行。福山认为，这种社会资本的消极效果是对非血亲和非组织成员的排斥性。〔6〕另一方面，传统性社会资本不够完整，关系网络的脱节情况并不少见。相比于现代社会，传统社会的个人身份更加单一，边缘性、单一性、狭窄性的关系网络广泛存在。以个人为节点的关系网络，致使“人的因素”干扰了社会资本系统的运行。“对人际关系的过度强调的传统和个人在建构自己的社会资本时权力的广泛介入，使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缺乏法治精神，……权力和人际关系俨然成了资源配置的主要力量。”〔7〕
2.现代性社会资本的产生与发展。中国现代性社会资本的诞生几乎与中国的现代化同步，但是它的高速积累则开始于改革开放。在旧关系网络恢复的同时，新型社会关系网络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管理的现代化、文化的繁荣以及网络的兴起而高速累积。个人参与公共事务的同时，社会生活也极大丰富，以普遍信任为基础的公共性社会资本增加，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网络也大范围扩张。通过经验积累和训练养成的社会运行规则，是在与他人进行联系的日常交往活动中逐渐形成的默认的规则，也是固定的思维、态度和行为方式。这些行为实践包括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讨论、决策，社会团体活动的参与实践，与他人的协商合作等等。
（三）社会资本对于社区治理的效用
社会资本是重要的社会治理资源，它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源于其特殊效用：能够增强社会信任，能够协调社会关系，能够解决公共问题。这三点效用说明社会资本的良好运行不论对社会治理主体、社会组织，还是社会成员，均受益。 1.增强社会信任。社会资本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一种稳定的关系网络资源，这种信任建立在合作与制约上。普特南认为，因为密集的交往行为以及随之产生的公共舆论又限制着关系网络中的主体，所以普遍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一个指标，决定着一个社区甚至社会的社会资本的存量，影响着人们从事互惠互利集体行为的能力。社会资本增强社会信任是建立在合作与制约基础上。一方面社会资本为公民、群体间的沟通与协商提供便利，推进合作；另一方面它是一种道德评价或者惩戒，对于在行动中有悖原则的成员进行警示、威慑，甚至剥夺其社会资本。因而，基于合作、制约的社会资本迫使社会成员必须遵循集体的逻辑，符合集体的道德取向，从而使得行动的不确定性大大降低。
2.协调社会关系。社会资本的增加能够协调社会关系，增进社会和谐。社会资本的积累过程是居民对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增加的过程。社区居民互动越多，共享感情的可能性越大，越有可能参加集体活动，因而又进一步增进了居民之间的情感。而信任、规范便在社区网络中形成并扩散。社会资本所带来的信赖感可以增强公民参与社会活动的意愿，普遍互惠的信任关系增进了居民交往，使之结成不尽相同的关系网络，决定了不同社会组织的格局以及社会的总体结构。社区成员之间发生交互行为，从而形成关系网络。社区组织网络是多元利益主体在合作关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通过社区利益主体之间的协商、谈判、合作，实现公共事务的有效管理与公共产品的创造。
3.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社会资本的积累对于社区集体行动的达成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信任互惠程度高、邻里关系密切的社区，其民主的实践往往更加成功。足量的社会资本是社区有效自治的基础。社会资本一般通过参与社会、市场的活动来发挥功效，各个活动主体因此形成互动关系。社区建设是一项多元主体参与的集体行动，面临着个人“搭便车”、承诺难兑现、规则失效等集体行动的困境。从居民角度来看，“公民参与社群生活的原因不是庇护，而是因为公共问题的存在”〔8〕。有效的社区治理是公民持续参与的动力。若社区内能够创造丰富的社会资本，促进治理目标的达成，那么个人利益与社区整体利益的矛盾、社区治理的集体行动困境便迎刃而解。
二、社会资本在社区治理中发挥效能的制约因素
根据亨廷顿的观点，传统社会、已现代化的社会是稳定的，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则是不稳定的。后者不稳定的主要原因在于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的冲突。中国社会正处在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期，现代化过程中难免受到传统社会资本负面因素的阻碍，如何处理传统性因素与现代性因素的关系是亟需解决的难题。受经济、政治、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社会参与不足、多元治理主体地位与职能的界定等问题，也影响着现代社会资本的积累。
（一）如何处理传统性社会资本与现代性社会资本的关系
传统性社会资本具有腐蚀现代制度、干扰社会法治的消极作用，这是传统性社会资本主要的负面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应当控制传统性社会资本，避免其成为社会资本的主体。传统性社会资本对制度的腐蚀并不是特例，而是普遍性现象，这是传统性社会资本内部力量的合力。有一点值得注意，即传统性社会资本对政治、经济等理性的现代因素的干扰。在经济领域内，公平公正的原则会被传统性社会资本的排斥性与封闭性妨碍，造成经济收入分配的不公。这种干预在政治领域中更为常见。如基层农村中大的家族以人数优势对村委会施加影响，干扰村委事务；更有家族在村委会选举中依靠亲缘、血缘等传统性社会资本，对基层民主选举进行干扰。这些情况的发生，不利于人们遵守规则，挑战了法律的权威性，影响了国家与地方经济、政治活动的正常运转。因此，遏制传统性社会资本的消极影响极为必要。
但是，传统性社会资本与现代社会又不能完全割裂开来。完全排斥传统性社会资本，用现代性社会资本全面替代它也会影响个人与社会的良性发展，造成情感联系的缺失等负面影响。正确的处理方式是重新挖掘传统性社会资本中有价值的内容，实现传统社会资本的现代化。完全消除社会资本中的传统性因素是不必要的，因为它具有无法代替的功能。科尔曼认为传统性社会资本具有两种功能：一是社会保障和社会支持的功能，主要是在精神和情感方面；二是规范与赏罚功能。第一点功能是不能替代的，因为在家庭、宗族中人们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稳定，互相提供爱、关注、安全等情感因素。现代社会组织虽然能够替代传统社会关系网络的某些行为，但是没有弥补情感等方面的有效手段。以社区老年人的养老为例，保姆、居委会和社工能够为老年人提供生活帮助，组织文体活动，替代传统性社会资本的某些功能，但是很难满足老年人对于亲情的渴望。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幼儿抚养机构，他们可以保证儿童的安全和健康，但是无法替代儿童与父母的亲密联系，以及父母在儿童智力、情感、身体发育等方面的作用。
（二）怎样提高居民在社区治理中的参与度
近年来，各地对于社区公共服务工作的重视程度在增加，社区服务水平有所提高，但是居民的社区治理水平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在广东、上海、浙江等省份的社区试点中，积累了较为成功的经验。这些试点社区探索出了“网格化”管理模式、电子化信息传递、多主体协商促办等新模式新方法。为鼓励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管理，他们设计的一系列制度渠道，在提高居民社区治理参与度方面的实践较为成功。但是必须看到，社区居民对于社区事务的参与主要是被动的，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参与率、参与层次均未到自治水平。居民参与的社区治理层面较低，特别是直接的、面对面的政治参与程度很低，提高居民社区治理参与度在质、量两个方面均遇到困难，这个情况是社区社会资本不足和质量不高所造成的。社会资本不足致使社区居民对社区的依赖性低，居民人际关系淡漠，邻舍关系消亡，居民选择避免接触。社会资本质量不高，导致居民的主体意识、民主意识欠缺，小团体、小圈子广泛存在，排外、封闭意识浓厚，甚至拒绝外来成员参与社区活动。
中国正在经历由传统的熟人社会向现代陌生人社会转变的过程，法治意识、契约精神都在发育中，居民之间的信任度偏低。这种情况在混合式小区表现较为明显，这类小区内部人员构成复杂，居民流动性较高，居民拥有的社会资本具有多源性：与工作、志趣相关的社会资本丰富，这些社会资本不依赖于社区维系。他们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较低，对居委会、物业管理公司缺乏信任感，对社区事务漠不关心。居委会作为社区自治组织，本应实现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约束的功能，但实际上大多数城市社区居民与居委会之间的信任和联系十分缺乏。如何改变社区居民政治参与率低、参与意识不强的问题，是改善社区社会资本不足、质量不高的难题，也是社区自治的焦点问题。 （三）如何界定多元社会治理主体的地位与职能
积极有效的社会动员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对社会各个领域的领导，即政党以资源分配、政策制定与执行等方面的绝对优势，通过单位制度实现了党和国家对社会的自上而下的全面控制。整个社会是呈现“国家――单位――个人”的直线结构。个人在单位中的“小社会”，并没有与其他单位产生联系的必要性。村集体、工厂等单位从生产、生活两个方面全面覆盖个人生活，为“单位人”提供各种社会资源，满足个人对组织和社会的依赖与需求。街居作为单位的补充，管理没有纳入单位管理范畴的居民，这些人主要是社会弱势群体。这使得大部分人能够通过体制内渠道表达意愿，深入社会的各级党组织理论上能够管理、教育、约束每一个人。可见，这一时期党和政府是社会资本的主导力量。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街居制度改革后，单位全面撤出社会管理，居委会在管理居民方面的权限大大扩大。然而，居委会作为自治组织，面临社会管理任务过多、行政化色彩较浓、定位不清、权责不匹配等问题。与此同时，多种社会组织、多元社会主体参与社区治理是客观趋势，他们对于社区治理的关注与参与，使得社区治理成为多元治理主体的利益分配的博弈，这与传统的一元管理体制具有极大的不同。如何界定社会治理主体的地位与职能、处理多元治理主体的关系，成为社区治理的难题。在社区治理系统中，党组织、居委会的行动在整合能力、组织规模、组织吸引力等方面存在短板。政府掌握大量的权力和资源，如果权力深入到社会各个角落或权力越位，势必挤压社会资本的成长空间，影响社会资本的积累。如果长期保持这种趋势，社会活力将会不断丧失，社会阶层固化，导致权力滥用、腐败丛生、公民权受损等情况的发生，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因此，如何处理好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影响社会资本积累的关键。
三、基层党组织利用社会资本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改革开放新时期，基层党组织能否在新型社会资本积累、引导传统社会资本发挥积极性方面发挥正面效果，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综合党员构成、组织结构的发展趋势以及党的历史来看，基层党组织利用社会资本具有可行性。具体操作中，基层党组织应在生产与积累、投资、使用等环节发挥作用，利用社会资本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一）基层党组织利用社会资本的可能性
中国的现代性社会资本呈现出勃勃生机，但其存量远不如传统性社会资本。为了实现社会的转型，我们不仅需要进一步增加现代性社会资本的规模，还应积极挖掘传统性社会资本的积极效用。构建新的社会资本需要多元治理主体的积极、有效、有序的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这一内生于社会的主体――是构建新的社会资本的主力。
基层党组织的这一角色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第一，从基层党组织的党员构成来看，党员既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员，又是社区的居民。基层党组织以嵌入的方式存在于国家与社会之间，它既是党和国家政策精神的传达者，又是扎根于社会的居民代表，身份的重叠使其能够更灵活地使用个人、党组织的社会资本。第二，从基层党组织的组织结构来看，基层党支部的设置使得每个党员都在党支部委员会领导之下，党员广泛分布于社会各个领域。因此，基层党组织遍及社会各个角落，其辐射范围之广是其他社会组织所无法比拟的。第三，从党的历史来看，从建党之后的革命斗争，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各项建设，中国共产党始终扎根人民群众，践行群众路线，积累了丰富的历史资源。同时，执政党这一角色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拥有丰富的执政资源。总之，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是构建新的社会主体的重要主体。
（二）基层党组织利用社会资本的必要性
“政党领导并不一定依赖国家权力，却经常性地依赖社会力量对他们施展影响。”〔9〕中国共产党利用社会资本，能够实现社会发展、社区自治，具体环节有三个：在生产与积累环节，增强社会成员对执政党的认同；在投资环节，领导各社会主体解决社会问题；在使用环节，培育社区关系网络，提高社区自治能力。三个环节的实现都依赖于足够存量的社会资本。
1.生产与积累环节：增强对执政党的认同。中国共产党重视各类社区、社会组织的作用，并在各种社会关系网络中发展党的组织，使其成为关系网络中的一个节点，争取社会各界对执政党的认同。基层党组织担负着传播党和国家意识形态的作用，以大量政治性和非政治性的手段培养民众对党的情感、认同，提高党的影响力；基层党员主动参与各项社会活动，积极服务社会，履行党员义务，融入社会关系网络中，增加人民群众对党的认可度。
基层党组织是利用社会资本的重要主体。第一，社区的基层党组织把党的政策与社区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深化社区居民对党的认识，把党的意志内化为社会成员的自觉行动。第二，基层党组织承担着组织、配合和鼓励社区居民、团体的文化活动、志愿服务活动，丰富社区业余生活，指导居民的社会交往、政治参与等职能。如定期组织各类社会组织到社区进行文化科普活动，配合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的日常工作，联系其他基层党组织为本社区活动提供资源和便利。第三，基层党组织能够了解社情民意，运用党的执政资源，切实为社区发展提供帮助，收集居民的意见建议，并将其尽可能地贯彻到社区活动中。
社会资本是由诸多关系网络构成的，党员是基层党组织利用社会资本的主要联结点。“党员的‘联结点’作用，可以使群众之间形成普遍的合作和团队，一定程度上引导公民自我组织起来，形成社会‘黏合剂’。”〔10〕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决定了党员往往是社区活动中最易发动的积极分子，他们能够主动配合党组织的工作。党员乐于与社区居民进行交往，作为纽带将居民与党组织联系起来。由于党内组织生活的政治经验，党员能够在政治生活中起到“范例”作用，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向普通居民普及政治参与的基本常识。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需要党改变领导人民群众的方式策略，但是投资社会资本仍然是党的工作重点。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党对于社会的控制有所放松，中国社会也在经历以集体、单位为主体到以家庭、社会组织为主体的转变。当前，党和社会各界正在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是社会阶层的丰富与分化，社会关系的复杂化，都使得社会资本投资具有风险性。基层党组织对于社会资本的投资应当立足扩大党组织在社会的影响力，提高社会各界对于党的认同。
3.使用环节：提高社区自治能力。基层党组织利用社会资本的目的是提高社区自治能力，让社区与居民实现自治。一些治理较好的社区的案例表明，很多社区问题仅依靠个人、市场或者政府等单个主体是无法解决的，需要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稳定的邻里关系支持着社区成员相互之间的关心、信任，甚至能够形成非强制性的社区规范。社区关系网络中分散的私人信息对国家、市场来说并没有直接价值，但这种社会资本对社区生活具有重要意义。“社区能够解决国家和市场所无法应付的问题，在社会相互影响，以及通过契约提供公共物品与服务的机制不完善，生活成本较高的地方，尤其如此。”〔11〕
社区自治是治理意愿和治理能力的统一。政党对社会资本的利用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要处理党与社会组织、个人的关系，另一方面则要花大力气鼓励社会内部成员建立各种联系。广泛的联系能够增进社会成员的信任与合作，使社会拥有自治的意愿与能力。以天津市某社区为例，为解决社区内的住房改造问题，社区党组织、居委会采用“议事协商促办会”的形式，组织社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合开展议事协商促办活动；市、区两级人大代表多次召开现场座谈促办会，利用他们的社会资源实行“两级”代表上下联动，采取区人大代表提出建议、市人大代表转交的形式，最终使该小区纳入旧楼改造的范围。一些“老大难”问题的解决大大激发了小区群众的社区自治热情。该社区还举办了政策学习、意见反馈、爱心活动等活动，以此培养了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的规范和意识。事实说明：基层党组织利用社会资本能够显著提高居民的社区自治能力。
四、制度与信任：实现基层党组织、社会资本共赢互动的基本维度
制度与信任是实现基层党组织、社会资本共赢互动的两种手段。其中制度是刚性因素，体现着强制力对公共生活的确定；信任是柔性因素，体现着社会多元主体对某种自主个体的承认。从结果来看，制度和信任又会对主体形成两种约束――法律约束和社会约束。将制度看作解决一切问题的“万灵丹”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偏颇于某一方面而有损另一方的零和博弈思维不适用于现代社会治理，应当用良性互动的共赢思维予以代替。基层党组织的社区治理，同样是一个“刚柔并济”的过程：“刚”是指要把党的领导融入社会资本的各个方面，用制度为社会资本的积累搭建支架，以政策指引社区的发展方向；“柔”是指从社区到基层党组织，增加基层党组织的社会资本，用信任夯实治理基础，服务于社区自治的实现。
（一）制度：以党的领导融入社会资本，引导社区治理朝着制度化方向发展
基层党组织积累社会资本需要足够的制度支撑和制度空间。首先，社区关系网络无法代替有效的国家治理，法律制度与政策环境是社区良性运转的必要条件。其次，“设计良好的制度可以使社区、国家、市场相互补充而不是互相取代。缺乏制度设计，社区治理会被国家和市场所侵犯。”〔12〕再次，完善制度建设、推进法制化进程，是传统性社会资本向现代性社会资本转化的手段。基层党组织等治理主体无法在基本规范缺乏、行动难以预期的情况下开展工作，应通过法治等基本方式为现代法理型社会资本提供制度化保障。〔13〕最后，改善社会资本的性质、增加现代性社会资本容量，应借助外部制度环境从外向内施加影响。“改变外部环境可能提供一种导致社会资本变化的情境……外部环境的巨大变化能够导致社会的巨大变化。”〔14〕从制度角度来看，将党的领导融入社区的社会资本，还应当处理好两个问题。
2.社区党组织领导制定切实有效的自治规章。目前我国针对社区的法规是《居委会组织法》和《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二者由于颁布时间过长已经不符合实际工作需要，这使得出台新的针对社区治理的规章十分必要。基层党组织应当在权限范围内，督促社区管理部门领导多元治理主体探索制定社区自治章程，以及日常工作流程细则，并通过法律工作站等形式宣传、普及社区规章。社区规范的内容必须简单明了、具体易行，不仅要规定基层党组织的相关权责，还要规定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比如在定期举行的联席会等民意表达活动中，要规范意见表达机制：意见表达要在会前用表格登记，领取表格的流程，表格的填写示例、字数限制等。制度化要求活动内容规范、流程简化明晰，避免因规定模糊产生的不必要的误解和摩擦。 （二）信任：增加基层党组织在社区的社会资本，实现多元主体参与的社区自治
信任依赖于人们之间互助共济、相互守望意识与规范的形成。要想与社区居民建立真正的信任关系，进而积累社会资本，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需要积极、善于与居民、社会团体广泛接触。以多重途径来增加基层党组织在社区社会资本的目的在于，引导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活动，实现社区多元主体的自治。加强基层党组织与社区主体间的信任，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
1.进一步开放党组织的日常活动，增强群众对党组织的了解与认同，拉近双方距离。认同源于了解，以及由此产生的理解。开放党组织的日常活动，增加居民了解党组织的机会，让群众了解党员干部认真、积极为民服务的过程，这是胜过无数溢美之词的有效的宣传方式。与传统的社会调研、召开座谈会不同，开放党组织的日常活动是一项长期的活动。居民参观、体验党员干部的工作实况，同时可以进行询问和监督，这也能激发基层党员的工作热情。居民的不定期到访可能会对党组织的日常工作造成一定的影响，打断工作人员的日常安排，等等。但是，开放党组织的日常活动所增加的相互信任，为基层党组织积累的社会资本要远大于消极影响增加的工作成本。
2.密切党群关系，注意利用非正式的互动方式，以及挖掘党员个人社会资本为基层党组织服务。构建以党员为节点的人际网络，是实现党组织社会资本增殖的重要路径。“人与组织的沟通往往是缺乏温度和热情的，人与人的沟通才会凝结为深厚的友谊和同志般的信任，所以党员干部要用个人的精神气质和诚恳态度去打动群众。”〔16〕特别是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人们更加倾向于非正式的、个体性的、自发的参与途径，党员要善于利用这些非正式的互动方式增加社会资本。信息网络平台在城市社区已经广泛存在，大量具有共同爱好、共同理念或共同目标的社会成员，以网络为媒介聚集，规划、开展集体活动。党员可以在平台上发起以兴趣为主题的活动，组织休闲娱乐活动，如垂钓、烹饪、骑行等，在活动中拉近党员与居民的距离，增进彼此的信任。这些活动可以依据年龄而分门别类，由不同年龄段党员分别负责实施，覆盖社区的所有居民。如果社区老年人所占比重较高，应当更多地采用电话、当面询问的方式；以青年为对象的活动，尽量安排在周末，并且考虑幼儿能否同行等各种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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