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台湾，被网友长时间刻意抹黑的年轻女艺人杨又颖不堪网络上流言蜚语的攻击，选择了自杀。“网络欺凌”这种新型暴力又多添了一位受害者。新通讯技术催生的“网霸”利用网络、手机等设备在虚拟的空间里对看不顺眼的人进行攻击，他们或在网站上公布其攻击对象的个人资料和隐私，或给对方发送威胁或骚扰邮件、短信，或伪装成所要欺凌的对象发布一些令其名誉受损的内容，散布谣言使对方成为别人围攻的对象。除了公众人物，这种暴力还在校园里弥漫，使得孩子成为网络欺凌的主要受害者。毫无疑问，杀人于无形的网络欺凌正在成为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然而无论是法律手段还是机构干预都显得滞后和无力，遏制从虚拟世界伸出的暴力之手，还需要更理性的对策以及更全面的共同应对。 棍棒伤身 言语夺命
“网络欺凌”几乎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瘟疫，它是最卑鄙和阴险的欺凌形式，因为“它可以发生在任何地方”。传统欺凌受害者还有诸如家庭、朋友圈等避风港和“喘息时间”，而网络欺凌可以每天24小时、每周7天不间断，且随处发生，受害者在欺凌者面前几乎是透明的，且信息随时会被传递给任何人，而欺凌者却看不见、摸不着。有超过半数的受害者声称，自己根本不知道那些攻击者是谁。既然有无处不在的受害者，就有无处不在的加害者。“网络欺凌”的暴力之手可以来自我们身边的任何一个人。在英国，有57%的熊孩子在网上做过冒险的或者反社会的事，约20%的人表示，他们曾通过网络暴力给其他人施加过压力。
漫长而低效的“公道”
“网络欺凌”可谓杀人于无形，早已引起人们的重视。各国政府、法律界人士和教育工作者等早就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并提出了种种应对之策。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相继开通了专门的网络热线，鼓励举报与网络欺凌有关的信息，一些国家政府专门成立了“儿童网络保护特别小组”，向受欺凌的青少年和家长提供建议和帮助。然而这些举措在网络暴力面前却显得无力而苍白。
加拿大中学生阿曼达在一次体验脱衣视讯的过程中，不慎被网友拍下裸照。时间过了许久，突然有个陌生人发短信给她，要求她继续脱衣视频聊天，不然将在她的脸书好友群中散播她的裸照。她当时没有答应。次年某日，一位警察登门拜访，并告知她“她的裸照被散布在网络上”。她得知此事后十分焦虑。之后，她担心的事发生了，许多朋友开始疏离她、耻笑她。甚至有人用她的裸照部分剪影作为脸书大头照来羞辱她。她尝试过以搬家、饮酒，甚至吸毒等各种手段来逃避被欺侮的痛苦。2012年，阿曼达拍摄了一段“以字卡代替语言”的影片讲述了这段故事，在上传到YouTube之后便选择了自杀，卒年16岁。
阿曼达并非没有“遇到欺凌要大声说出来”，她早就寻求过学校、社会和家长帮助。她的父母知道她被欺凌，积极帮助她应对;她的学校也知道此事，她的转学就是学校干预的结果;警方知道她的裸照被散布，还专门登门通知了阿曼达一家;她的妈妈是学区的技术辅导专家，熟悉学校、电脑和网络，也熟知网络各种潜在风险，却救不了自己的女儿;阿曼达本人曾在自杀前一个多月上传长达9分钟的YouTube视频，勇敢叙述自己被欺凌的故事，希望得到帮助……
这件事给了整个社会、教育和警政系统一记响亮耳光，以前的种种说法，如“遇到网络欺凌要大声说出来，老师、家长和专业人士会保护你们”是欺人之谈。阿曼达自杀后，加拿大皇家骑警宣布，已动员20到25名全职人员调查此案。尽管警方发言人收到来自世界各地400个以上线索，但迄今并无实质性突破。很显然，如此低下的应对效率，令网络欺凌成为低成本、低风险的施暴行为，而保护受害者、追究施暴者责任则变得困难且代价高昂。 “网络欺凌”粗暴而高效的伤害方式几乎天然地躲避了常规的监管和遏制。这种行为主要对青少年造成心理创伤，尽管这种心理上的痛苦有时甚至会超过现实生活中的欺凌，但监护人却不易发觉问题所在。比如几个印度的“网络欺凌”者曾设置了一个题为“票选本校十大最丑女生”的在线调查，嘲笑、羞辱同学。“当选”的一位女生伤心欲绝，萌生辍学之意，老师和家长却无从及时得知具体原因。如今青少年越来越注重保护个人隐私，不愿和家长交流，而家长和学校也把“不干涉青少年私人空间”当作理所当然的事，这导致许多网络欺凌事件直到后果很严重时才被发现。此外，许多美国学校建议制定遏制“网络欺凌”行为的尊重条款或荣誉规范，被某些人指为有侵犯言论自由之嫌。在言论自由的争议之下，很多针对网络欺凌的法令不易得到通过。
在孩子遭遇网上欺凌之后，很多家长的第一反应是向学校求救，可是网络世界早已超出了学校管理的范畴，爱莫能助。美国一名普通的母亲玛丽就经历了漫长而艰难地为儿子讨公道的历程。当玛丽的儿子遭遇在网络上被冒名的烦恼之后，玛丽一开始也是去找学校，最后只好选择让警察介入。警方先是让网站交出伪造个人资料的电脑IP地址，再命令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提供这台电脑户主的居住地址。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案情终于水落石出，原来罪魁祸首是儿子幼儿园时的同学。
“网络欺凌”主要以电子邮件、个人主页留言、即时信息、数码照片和电话等形式发生和传播，这一特点十分不利于有关方面对其进行控制和打击。 游离于立法与监管之外
正如现有技术手段无法解决黑客攻击一样，各国都很难对那些在网络上匿名进行侮辱和谩骂的人做出定位，更别提把这些人揪出来了。但网络欺凌问题有泛滥之势，呼吁将此问题纳入法律体系的声音也越来越大。加拿大政府正在加快修订刑法，希望就“网络欺凌”这一罪行做出更加明确的规定。澳大利亚反欺凌中心主席也呼吁在澳大利亚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标准，为打击“网络欺凌”行为提供依据，指导学校正确应对、处理这种不良现象。
欧盟一直以来对网络安全问题非常重视，各成员国设立网络举报中心，以便公众举报网上非法及有害的内容和行为;鼓励未成年人采取自我管理措施等等。去年，欧盟委员会重拳出击，与全球17家知名网络服务提供商共同签署了《保证未成年人上网安全协议》，以协议的形式明确了服务商对未成年群体所担负的社会责任，并对用户的安全权限做了设置。
为监控“网络欺凌”，英国政府有关部门开通了网络热线，鼓励举报涉及儿童色情、种族仇恨和其他非法内容的网址，并为儿童、家长和老师提供网络帮助。同时，英国政府还出版了一本应对“网络欺凌”的指导书，详细列出学校、家生和学生为预防及应对“网络欺凌”可以采取的一些必要措施，如要求家长及孩子掌握安全的网络技术，青少年在网络聊天室不要泄露自己的私人信息、不能上传自己的照片等。
在日本，一些学校和家长通过在手机和电脑上安装特殊的电子邮件过滤软件，阻挡来自可疑服务器和IP地址的信息，保护孩子不受骚扰。
除了这些政府行为，目前还有很多组织和个人在网上建立了反网络欺凌联盟和网站，以互助的形式反击网络欺凌现象，同时分享了很多合理的解决方案。14岁的美国女孩特丽莎・帕拉布发明了一种具有革命性的系统软件，帮助遭受网络欺凌的青少年受害者。在这一系统中，任何人想要通过网络发布具有攻击性的消息，都会得到提示，在提交信息前再三思考。匿名的优势是发泄，发泄的弊端是惹来“网络欺凌”，网络欺凌被管理、被禁之后，用户活跃度又自然下降，这是每个匿名社交媒体暴涨暴跌的必经之路，也是匿名社交难以上得了台面的重要因素。
在立法与监管之外，网络欺凌行为中还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复杂性。虽然不能将网络欺凌行为完全归咎于互联网，但社交媒体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社会中存在的刻薄、极端、攻击行为。使用社交网络的人通常只与和自己想法或意见差不多的人交往。因此，固有成见、偏见将在网络中得以加深。但在总结网络欺凌引起的自杀事件时，大众习惯于简化悲剧事件的原因，将过错归咎于数字时代的弊端。其实最根本的问题不是数字时代，而是我们在使用数字技术时所产生的固有的行为弊端。被媒体塑造成“恶人”的青少年，极易成为口诛笔伐的对象，成为新一轮网络欺凌的受害者。“非黑即白”的叙述不能帮助人们找到答案，深入地挖掘正反两方面的心理动机才能更好地追根溯源。社交媒体如何影响青少年的互动行为的关键在于探寻“隐私”与“公共”对当今青少年来说有怎样的意义;“隐私”并不是“公共”的对立面。社交网站设置专门的信息提醒系统，提醒青少年注意自己分享信息的对象是谁，可能会对遏制网络欺凌行为有所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