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城市群；功能分工；时序演变；区域差异
一、引言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中国进入了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区域发展格局，如何构建面向城市群区域的新型分工格局，是促进城市群转型升级与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所在。从国际发展经验来看，20世纪50年代以来，欧美和日本等国家的城市群分工呈现出由产品内分工向功能分工（职能分工）转变的趋势。城市群功能分工具体表现为：生产性服务业主要在中心城市集聚，一般制造业主要在外围城市集聚；中心城市主要承担总部经济与研发中心功能，而外围中小城市则主要承担生产制造功能。同样，中国城市群发展过程中已呈现出较为显著的空间功能分工特征。尤其是2003年以来，长三角、珠三角等比较成熟的城市群当中，空间功能分工的特征非常显著且程度不断深化。贺灿飞（2012）则从跨国公司微观区位选择角度验证了跨国公司的相同功能和互补功能在相同城市集聚，中国城市群高端城市呈现出一定的功能专业化趋势。
因此，本文试图在已有城市群功能分工测度方法的基础上，以中国16座代表性城市群为对象，对城市群功能分工水平进行测度与分析，以便为客观地判断中国城市群发育程度以及区域分工与专业化程度，进而为出台相关城市群协调发展政策提供依据。
二、城市群功能分工测度对象、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对象
其中，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包括上海、杭州、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扬州、泰州、南通、嘉兴、湖州、宁波、绍兴、舟山、台州16座城市；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肇庆、江门、东莞、中山9座城市；京津冀城市群包括北京、天津、唐山、廊坊、保定、秦皇岛、石家庄、张家口、承德、沧州10座城市；山东半岛城市群包括济南、青岛、烟台、潍坊、淄博、东营、威海、日照8座城市；辽中南城市群包括沈阳、大连、鞍山、抚顺、本溪、丹东、辽阳、营口、盘锦、铁岭10座城市；哈长城市群包括哈尔滨、长春、大庆、齐齐哈尔、牡丹江、吉林、松原7座城市；中原城市群包括郑州、洛阳、开封、新乡、焦作、许昌、平顶山、漯河8座城市；长江中游城市群包括武汉、黄石、鄂州、黄冈、仙桃、潜江、孝感、咸宁、天门、随州、荆门、荆州、信阳、九江、岳阳15座城市；江淮城市群包括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滁州、池州、巢湖、宣城9座城市；长株潭城市群包括长沙、株洲、湘潭、衡阳、岳阳、益阳、常德、娄底8座城市；鄱阳湖城市群包括南昌、九江、新余、安吉、宜春、景德镇、鹰潭、抚州、上饶9座城市；太原城市群包括太原、晋中、阳泉、吕梁、忻州5座城市；北部湾城市群包括南宁、北海、钦州、防城港4座城市；海峡西岸城市群包括福州、厦门、漳州、泉州、莆田、宁德6座城市；成渝城市群包括重庆、成都、自贡、泸州、德阳、绵阳、遂宁、内江、乐山、南充、眉山、宜宾、广安、雅安、资阳15座城市；关中城市群包括西安、咸阳、宝鸡、渭南、铜川、商州6座城市。
（二）测度方法与数据来源
目前对城市群分工与专业化程度的测度，主要是从产业间分工或者产业内分工角度，运用区位指数、行业分工指数、企业集中度系数、DO指数、地区专业化系数等方法进行测度。但这类方法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忽视了服务业，难以全面反映区域分工水平。尽管一些文献使用制造业集聚的范式对服务业集聚进行了测算，但难以反映服务业自身以及制造业和服务业协同集聚的特点。尽管一些文献注意到了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集聚的重要性，利用E-G指数来估算产业组间（In-dustry Group）的协同集聚程度（Co-agglomeration），从产业上下游之间的分工来衡量区域之间的专业化与分工水平。但这类方法存在的问题是，由于缺乏细分产业分工的统计数据而只能进行案例分析。 针对城市间出现的功能专业化或功能分工特征，Duranton and Puga（2005）使用城市中“企业管理人员/生产人员”和全国“企业管理人员/生产人员”的差来测度城市间功能专业化程度。Bade et al.（2004）则使用城市白领（White Collar Workers）与蓝领（Blue Collar Workers）的比率（W/B-ratio）与全国城市白领与蓝领比率的平均水平的差，来度量城市中管理部门或生产部门的相对集中度，以此来反映城市间的功能专业化程度。本文借鉴Duranton and Puga（2005），Bade et al（2004）的思路和做法，以城市群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从业人员/制造业从业人员”与外围城市“生产性服务业从业人员/制造业从业人员”的比来测度城市群功能分工水平。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三、测度结果与分析
（一）中国城市群功能分工及其时序演变的特征
2 从城市群功能分工时序演变态势来看，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其中，辽中南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太原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关中城市群、北部湾城市群功能分工程度较低且保持相对稳定，均表现出波动中稳步上升的趋势。但是在金融危机发生后，由于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主要是制造业）比重的提高，上述城市群的制造业集聚度进一步提高，特别是承接转移的制造业更多地分布于外围城市，使得上述城市群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各自的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份额比发生一定程度的改变，具体表现为2010年后上述城市群功能分工水平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从空间分布特征来看，这些城市群大多属于中西部城市群，仍然处于经济活动向中心城市集聚为主的阶段，所以这些城市群外围城市制造业相对份额的提高会使得其功能分工程度提高。但比较例外的是珠三角城市群。金融危机发生后，珠三角城市群功能分工水平上升的原因可能在于：一是金融危机冲击带来的制造业企业倒闭使得制造业相对份额的下降，二是广东省政府主动实施“腾笼换鸟”战略后制造业向外转移改变了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相对比重。
（二）中国城市群功能分工的区域差异
我们进一步计算了按照四大区域划分的城市群功能分工演变趋势及特征。从图2中可以明显的看到，四大区域城市群功能分工水平存在明显的差异，东部地区远远高于东北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其中，东部城市群功能分工水平最高，大致在2-3之间；其次是东北地区城市群，大致在1.5-1.8之间；最后是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城市群功能分工总体程度大体相当、差距非常小且演变态势非常相似，大致在1-1.5之间。
从中国四大区域城市群功能分工趋势转折点出现的时序特征与金融危机对各区域经济增长冲击影响的时序差异来看，二者同样在总体上具有一致性。东部地区最早受到金融危机冲击，大量制造加工业倒闭或者向外迁移，使得其制造业比重下降；而中西部地区由于总体上处于产业链上游，金融危机影响的传递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同时产业转移需要一定的时间，政府新投资项目上马也存在政策迟滞效应。
本文根据城市功能分工的理论和相关测度方法，对中国16座城市群功能分工水平进行了测度，并对城市群功能分工的时序演变与区域差异进行了分析。测度结果表明：
1 中国城市群功能分工水平较低且存在金字塔式分布特征。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等发达城市群功能分工水平较高，位居第一梯队；辽中南、山东半岛、海峡西、长株潭、关中城市群等城市群功能分工水平位居第二梯队；其余城市群功能分工水平较低，处于第三梯队。
2 中国四大区域城市群功能分工呈现出空间分异特征。中西部城市群基本上呈现出波动中上升的态势，而东部城市群则呈现出波动中持续下降的趋势。
3 从城市群功能分工时序演变特征来看，受金融危机及大规模刺激性政策的影响，城市群功能分工演变态势大体上以2010年为拐点，出现了整体上由波动中上升向迅速下降的转变，其中不同区域城市群拐点出现的时间存在一定的差异，与金融危机对各区域经济增长冲击影响的时序差异在总体上具有一致性。
从上述测度结果来看，中国城市群功能分工水平总体上相对较低，只有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城市群功能分工绝对水平较高，而且东部城市群总体上高于中西部城市群。其原因在于：一方面中国经济活动空间分布正处于以集聚为主的阶段，城市间的分工水平处于低水平阶段；另一方面由于城市体系不合理，特别是城市行政等级体系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导致城市集聚效应不足、大城市数量和规模较小、城市体系扁平化，制约了城市群功能分工的演进。
我们认为，在中国城镇化进一步加快发展的时期，应在强调城市群发展的区域差异的基础上，不断提高城市群和区域的功能分工水平，最终实现城市群一体化发展：
1 加快推进城市群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加快城市群同城化交通体系和基础设施体系建设，完善包括道路、电力、天然气、给排水、能源等在内的基础设施服务网络，优化高速公路、城际轨道、快速路、城市群环线等路网衔接。同时，在城市群范围内推进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联动改革和一体化改革，实现城市群范围内的公共服务均等化。
2 以市场化方式促进城市群功能分工。以专项规划与主体功能区规划的衔接协调为抓手，统筹城市群的产业布局和城镇化格局，引导城市间专业化分工协作，适应制造业转型升级要求，引导生产性服务业在中心城市、制造业密集区域集聚，增强中小城市产业承接能力，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产业发展格局。
3 推动中西部新型城市群建设。加快中西部城市群产业集群发展和人口集聚，加快新型工业化进程，壮大现代产业体系，健全功能完备、布局合理的城镇体系，强化城市分工合作，提升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形成经济充满活力、生活品质优良、生态环境优美的新型城市群。
4 完善城市群协调发展机制。加强城市群规划与城镇体系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生态环境规划等的衔接，建立完善跨区域城市发展协调机制，重点探索建立城市群管理协调模式。调整基础设施、地方公共服务和住房供给、区域环境污染防治等方面的政策，加快推进城市群范围内财税体制改革，建立城市群成本共担和利益共享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