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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学术自由是一个古老而又富有生命力的大学理念。学术自由精神是一所大学的生命。一所大学要永葆生机与活力，必须最大限度地实现学术自由。西南联大在我国高等教育史上堪称为一颗璀璨明珠，其学术自由是西南联大成功的最根本因素。对其进行分析研究，结合我国大学学术自由的现状，提出实现大学学术自由的一些基本构想，无疑对我国建设高水平大学有一定的裨益。
论文关键词：学术自由；西南联大；办学理念
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世界高水平大学是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历史性选择，也是中国高等院校适应世界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必然结果。纵观多所世界一流大学，我们发现那些大学无一例外地重视学术自由。分析我国大学学术自由的现状，有学者认为我国大学从没有过学术自由，如韩水法先生曾经说过：“中国大学沿袭了欧洲的大学制度，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完整地建立过现代大学的独立性。”但是如果能够客观地回头看看，就会发现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是有过学术自由的“黄金期”，如上个世纪抗日战争时期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西南联大）。西南联大在昆明八年，创造出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与其先进的办学理念是分不开的，其中学术自由更是西南联大办学理念的精髓。
一、西南联大办学中践行着学术自由的思想
学术自由是西方大学理念中最核心的部分，正如美国学者布鲁贝克说过：“大概没有任何打击比压制学术自由更直接指向高等教育的要害了。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防止这种威胁。学术自由是学术界的要塞，永远不能放弃。”蔡元培先生在1917年执掌北京大学时就对西方的这种学术自由思想进行借鉴。他任北大校长时说过：“我对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自由之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未达自然之淘汰命运，即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在北大后来的发展中，这种学术自由的思想已经成为了北大的一种文化选择与精神气质。西南联大是抗战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合并起来的大学。当时联大常委中真正主事的是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他主持联大时就秉承了北大这种学术自由的传统。西南联大的学术自由思想具体表现如下。
1.教授治校、民主管理
教授治校、民主管理体现了学术自由的精神，其实质是让真正懂得教育和学术的专家来治理学校，一般体现在教授会、评议会和行政会这个“三会”制度上。梅贻琦主持联大时非常重视教授的作用，如“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联大当时设立了校常委会、校务会和教授会，这三级行政岗位的设立，真正体现了“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精神。其中只有常委会的三人是专职（另两位是原北大校长蒋梦麟和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其余的行政岗位都是教授担任。联大在其常委的领导下还成立了其他多种委员会，来处理各种教学事务及一些行政性事务，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这些委员会的岗位也都是由教授担任。教授担任行政职务是兼职，不是官员，没有薪水，正常上课。联大的教授通过担任各种行政职务参与到学校管理中来，真正地贯彻了“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理念。梅贻琦虽为一校之长，但在办学的一些重大事宜上都注意听取教授们的意见。正如他所言“吾从众”是其办学的主要经验之一。
教授兼职各种行政职务，正是教授治校的重要体现。依靠教授来办学，教授在学术事务中就有了相当的发言权，而且还能够增强教授的主人翁意识，进而进一步激发其敬业精神。
2.网罗众家、兼容并包
正如蔡元培所言：“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联大八年期间，对教授的聘任制度就采取了这种“网罗众家、兼容并包”的方针，即不受年龄、学历、资历、派别和国籍等这些非学术性标准的束缚，始终坚持以学术造诣为主要标准。
（1）不论派别。西南联大本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原则，容纳了不同党派的教授和学生，如联大的哲学系就有讲授康德、黑格尔的，也有讲中国封建哲学的，还有讲佛学的；有唯心主义的也有唯物主义的。在党别上，有老资格的共产主义的，有早期的“国家主义”派的，也有“三民主义”派的。师生的政治倾向不一样，左、中和右都有。他们之间的思想交锋有时十分激烈，但能各抒己见，联大管理层并不干涉。联大鼓励师生间的问难质疑，相互切磋，著书立说，形成良好的学术氛围。学术上自由争鸣之风相当活跃，真是兼容并包，异彩纷呈。
（2）不论年龄。从年龄上看，联大当时的教授既有白发苍苍的老学究，也有初出茅庐的青年才俊。从三个常委看，当时梅贻琦还不到50岁，张伯苓的年龄比较长些。教授中，像陈寅恪、刘文典等年纪就稍长，也有比较年轻的教授，像华罗庚、朱自清等，更有像社会学的费孝通等刚从学校毕业出来的年轻俊杰被联大聘为教授。
（3）不论学历。联大八年中常年教师维持在350人左右，其中教授及副教授就占一半以上。教授们大多是漂洋过海后回来的洋博士，但也不乏自学成才者。像华罗庚开始时只是初中学历，后因其数学方面特殊成就被清华大学破格聘为教授（在清华期间去剑桥大学深造，回来后任联大数学系教授）。
此外，联大当时还有好几位外籍教师，在那个时代的教师聘任上就已经突破了国别界限。西南联大正是在这种“网罗众家、兼容并包”治学方针的统领下，使得联大的师生虽然存在形形色色的党派和学派，但是却能相得益彰，互不相扰。
3.百家争鸣、自由讲学
梅贻琦曾指出：大学应“无所不思，无所不包”。[7]也即大学应该是能够容纳各种思想的圣地，应该荟萃着学术上的“流派”和“百家”。如前所述，联大既有早期的“国家主义派”，也有“三民主义派”；有教授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有教授坚持“全盘西化”；有唯物主义的，也有唯心主义的等等，无不反射出百家争鸣的气象。
联大的教授在讲学和研究时都有相当的自由。联大的许多课程没有统一的教材，也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不同学派观点的教授会根据自己的研究特长宣传自己的观点，独立地讲授。如联大的陈岱孙教授讲《经济学概论》时既讲凯恩斯学说，也讲马克思经济学；甚至有教师在经济系开设“社会主义”课程，宣传马克思主义观点，联大校方是不加干涉的。总之，课堂上，教授的教学思想和学术观点可以不受任何的限制，各抒己见。如联大教授陈寅恪曾公开宣布“前任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的、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以前讲过的也不讲，我只讲从来没有人讲过的东西”。他说到做到，因此每节课学生都能学到新的东西。此外，联大还常举办各种讲座，让不同“流派”的学术观点登台亮相。所以，联大无论在课堂上还是学术研究上都呈现出“百家争鸣、自由讲学”的局面。
4.门户开放、自由选学
门户开放、自由选学主要体现于联大教授的自由教学和学生的自由学习。联大在教学管理上实行的是学分制、选课制，除了本专业的必修课外，学生都必须要选择一定学分的选修课，对于选修课程，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自由选择。联大八年中，选修课可以说是“品种繁多，丰富多彩”，都是教授们自己在本领域里的研究成果。联大里甚至有同一门选修课由不同教授同时开讲，阐述不同的学术观点。如联大的中国通史就是由三位教授分别从不同的方面进行讲授。雷海宗用“横法”讲历史循环论；吴晗用“纵法”讲制度演变史；钱穆则讲中国史大纲。联大学生可以自由选课，甚至还可以旁听，这样学生自然会对各种流派、各种学术思想进行比较吸收，深受教益。
综上所述，在联大的办学实践中，无处不散发出“学术自由”的思想。正如联大北上后，著名学者、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所说：“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才得以“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二、我国大学学术自由的现状
中国近代大学从它诞生（1898年京师大学堂）之日起，就和政府有着极其暧昧的关系，再加上我国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使得大学的官僚化、政治化倾向尤加严重。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们的思想意识也不断发生着变化，功利性、商业性的思想也带进了现代大学之中，而且呈“欣欣向荣”之势。
1.官僚化
我国近代大学主要是行政力量干预和运作的结果（京师大学堂），再加上我国自古就有“学在官府”，“以吏为师”的办学传统以及官学一体的管理体制，这就使得现代大学无法摆脱政治干预，相反，现代大学无论其组织内部关系还是外部关系，都充斥着官僚主义。
政府把大学当成自己的一个部门，大学又把政府当成是自己的顶头上司。大学成了政府的附庸，失去了办学的自主权。大学的投资基本是来自政府，政府就像办国有企业一样去办理大学，认为政府出钱，大学就必须要听命于政府。大学从领导任命、人事制度、专业设置、招生人数甚至到高考和考研的命题上都事无巨细地听命于政府的安排。大学管理人员被看做是国家干部，按照干部来任命和管理，官本位被无限扩张进而强化，大学正在异化为以官僚机构模式运转的另类机构。大学和政府的关系模式也不自觉地影响着大学内部的运行模式。
在大学组织内部，也是按照行政体制实施科层制管理。校内的各种学术组织也都行政化，如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等等都充斥着各种行政级别的管理干部，大学里行政权力不断膨胀而学术权力不断受到侵蚀。没有行政职务的纯教授，在学校的资源分配、权力分享等方面都处于“劣势群体”的位置，更难以在学校的管理制度方面有话语权。虽然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在大学中设置学术委员会，但是在大学中并没有明确的制度或规章具体规定学术委员会的组成、权力和责任。学术委员会往往由行政机构决定其领导、决定其会议的召开和议程，这就造成了学术权力隶属于行政权力，造成学术委员会常常形同虚设的现象。社会上流行的一句话真切地描述了大学行政化和行政泛化的现象，即“大学里的厅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这种学术问题行政化、学术权威官员化、学术事务利益化、行政官员权威化已经成为我国现代大学中最大的问题。
2.商业化
当今正处于一个疯狂消费的时代，是一个市场规律和竞争发展影响和控制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时代。“市场至上”正成为人们的最高价值准则，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也正成为组织和个人的基本出发点和终点。大学机构并没有幸免于无处不在的商业化气息的影响，相反，大学的商业行为正日益演化为大学日常的基本行为，影响着大学的价值选择和发展方向，冲击着大学的学术研究，使得大学在公众中的信任度迅速下降。
大学商业化几乎弥漫和渗透到大学的每个角落。例如在课程设置上追求市场上一时热门的行业；办各层次的培训班，浪费教育资源从而贱卖自己的无形资产；大学的商业化尤对教师的价值取向产生了消极影响。为了功利性目的，教师在商业化的聘任制和奖励制的压力下，对自己的科研不得不重量而非重质，动辄一年发表多少篇论文或专著；也有教师触犯了学术道德的底线，剽窃、抄袭他人的学术成果；更有教师在功利心驱使下弱化自己的教学工作，而强化科研和校外活动，忽视学生的需要，忘记了“师垂典则，范示群伦”的神圣职责。
在政治泛化的年代里，大学学者已经失去了主体意识，当学术观点和权势发生冲突的时候，学者们往往按照权势的意志来修改自己的学术观点，而不是以学者的良知来捍卫学术自身的尊严。当学术观点和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学者们也往往会优先考虑自己的个人利益而忘却学术良知。
三、实现大学学术自由的构想
实现大学的学术自由，要从大学的外部环境和大学自身着手，双管齐下，内外结合，大学才有望实现真正的学术自由。
1.实现大学学术自由的外向诉求
系统论告诉人们，系统外部环境对系统内部机制的运行有很大影响，因此，要实现大学的学术自由必须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
（1）营造尊重知识和学术的氛围。学术活动是以知识为载体，这就要求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切实提高知识分子地位。尊重知识，既要对从事知识活动的人尊重，也要对科学尊重。只有学术得到尊重，才能获得自由，才有可能养成学术自由的风气。阿什比曾说过：“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在最终意义上都是依赖民意的。唯有当民意了解到大学是什么，并予以尊重时，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才能获得保障。”当整个社会都形成了学术氛围，自然会对大学产生推动作用。
（2）营造宽松和宽容的学术氛围。学术活动的主要目的是探究真理，在探究真理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失败或失误。宽松、宽容的学术氛围就要求能够允许学术活动失败或失误。有些科学领域里允许学者不怕失败的尝试，如自然科学领域里，科学家们的坚忍不拔和不怕失败精神是可嘉的；而有的领域如社会科学领域里，却不容学者有什么失误，这种不够宽容的氛围会影响很多社会学家进行真理探究。所以，要实现学术自由，就必须要给学者宽松的学术氛围，给学者以宽容的态度。
2.实现大学学术自由的内向诉求
这里的内向诉求是从学术伦理和学术道德意义上谈起的。
（1）重建学术规范。目前，中国学术界学术规范缺失似乎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原因也比较复杂，针对这种学术失范现象我们提出了要重新构建学术规范。重建学术规范，重要之举是使学术规范制度化，重建学术规范和完善学术奖惩制度同时进行。首先，对于学术人员，社会要承认其经济利益的合理性，完善其薪酬制度。承认学术人员的经济利益，不仅承认其学术价值，也能强化学术人员的风险意识和责任意识，从而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其次，要满足学术人员所追求的非物质利益，即除了必要的经济地位外，还要注重提升学术人员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声望，让其在社会上得到知识分子应有的尊重。此外，还要改革学术人员的管理体制，把学术人员从“官师合一”的处境中分离出来，明确其角色定位，让其在相对良好的软环境里从事自己的学术研究，不断满足学术人员在学术上自我实现的需求。
（2）维护学术尊严。每个学者都应该有自己的学术追求和独立人格，在探究真理过程中，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不断地追求进步、追求真理，不断地形成自己的学术思想。学者和学术都是有尊严的，这就要求学者们在学术面前、在真理面前，不能盲从学术权威、不能趋炎附势，更不能为了个人私利而左右自己的学术追求，要维护学术和学术人员应有的尊严。
3.实现大学学术自由的制度诉求
学术自由既需要外在的环境氛围，需要内在的学术道德，也需要相应的制度做保障。
（1）学术自治。学术自治是维护大学内部学术活动自由的有力武器，也是大学能够有效抵御外来干预的天然屏障。大学也因为学术自治而使得自己有了相对的独立性。大学学术自治的最终目标就是促进学术的自由发展，以及能够为学术自由的发展创造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术自治是实现学术自由的必要条件。所以，大学自治权的大小将影响着学术自由的程度，实现学术自由的前提就是要尽量争取学术自治权，并且能够践行学术自治，在实践中实现学术自由，在实践中强化学术自治的信念。
（2）教授治学。实现学术自由，除了学术自治这个外在的组织保障外，大学内部的约束和干预力量也会影响学术自由。如少数学术权威的存在、行政权力的扩大等等。所以，一个大学内部能否实现或者多大程度上实现学术自由，是与这个大学里的教师在学校的管理以及学术活动中拥有多大的权力有很大关系的。
“教授治学”制度是大学内部学术自由的制度保障。由于“教授治学”这一制度适应大学内部学术活动的内在逻辑，所以能够调动教授们追求真理和发展学术的积极性，有利于不断提高大学的学术水平。
学术自由的实现既包括“外在自由”的实现，也包括“内心自由”的实现，前者就是我们上面所提到的“外向诉求”，后者则是上面所说的“内向诉求”。对一所大学而言，学术自由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正如美国学者布鲁贝克所言：“大概没有任何打击比压制学术自由更直接指向高等教育的要害了，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防止这种威胁。学术自由是学术界的要害，永远不能放弃。”虽然我国大学目前的学术自由存在着相当的问题，但通过对西南联大学术自由的办学理念深入研究，以史为鉴，通过大学组织内外力量的共同努力，相信学术自由在我国高校中能够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