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莫言和威廉・福克纳这两位不同时代的异国作家塑造了一系列动人的女性形象来揭示社会现实、表达社会理想。《冰雪美人》和《献给艾米丽的玫瑰》分别是莫言和福克纳的非自传体短篇小说，两部小说的叙述者讲述了两位鲜明生动的女主人公的命运悲剧，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本文从比较两部小说叙述者身份角度入手，分析小说是如何通过男性叙述者口述出女性形象和她们沦为社会、文化边缘人的生存困境的。同时，通过女主人公和男叙述者的关系，推断这两部女性小说中隐藏的男叙述者身份。
关键词：《冰雪美人》 《献给艾米丽的玫瑰》 边缘人 叙述者身份
Identity Construction of the Marginal Female
――A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A Beautiful Girl and A Rose for Emily from Perspective of Narrators’ Identity
LI Shan-shan
（Foreign Languages Department， Beijing Sport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4）07-0385-01
一、引言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艺术创作最突出的成就或许并不在于女性形象的塑造，王德威指出“莫言小说的阳刚趣味的确胜过其他，女性就算容有一席之地，也以母亲、奶奶形象致胜。”[1]而美国意识流文学代表人物威廉・福克纳则十分注重女性形象的塑造。莫言的《冰雪美人》和福克纳的《献给艾米丽的玫瑰》这两部短篇小说分别讲的是女主人公孟喜喜和艾米丽的故事，更准确地说，一个是叙述者“我”讲的孟喜喜的故事，另一个是叙述者“我们”讲的艾米丽的故事。当读者为孟喜喜和艾米丽的遭遇扼腕叹息时，也好奇这两个故事的讲述者的身份。本文分别在对这两部小说的叙述者身份比较分析基础上，论述小说如何通过叙述者的声音传达构建出两位处于社会边缘地位女性身份的过程。
二、孟喜喜的理想幻灭
《冰雪美人》是莫言作于2000年的一部短篇小说，主人公孟喜喜是一名长相出众、个性活泼的女学生，在 “十分保守” 的乡镇中学里总显得“太过分”。被学校以“ 作风不正 ”宣布开除。回家后与母亲合力经营鱼头火锅餐馆，因她化着浓妆招揽顾客而招致种种非议。一日，她来到镇上惟一的私家诊所就诊，由于医生忙于给两个后来的急诊患者施治，延误病情的她竞寂然倒毙。孟喜喜短暂的一生被排除各种社会群体之外，是社会的边缘人。整个故事以“我”的所见所闻为线索。从孟喜喜被学校开除到她在叔叔诊所死掉，孟喜喜仅存在于“我”的讲述中。可是孟喜喜何以在小说的第三部分才姗姗来迟？第一、第二部分颇为冗长地讲述我去叔叔的诊所学徒的起因经过，浓墨重彩地叙述与孟喜喜毫无关系的前情，莫言耐人寻味的谋篇意味深长。开篇“我”初到叔叔家时，“叔叔正与婶婶为了一件什么事情拌嘴，地上躺着铁皮暖瓶，瓶胆破了，水流遍地。”[2]小说的结尾写道：“婶婶紧张地说：我们没有任何责任。叔叔瞅了婶婶一眼，低沉地说：你他妈的闭嘴！”[3]小说以吵架开篇，以吵架结束，“我”正是在这样一个家庭中讲了孟喜喜的故事。叔叔对婶婶发脾气的情节是一种暗示。仅就家族相似性看，我的父亲脾气大抵也不佳：“父亲突然对我发起火来，‘年轻轻的，眼睛里一点营生都没有！难道还要你叔和你婶支使你？’”[4]弗洛伊德认为每个人心里都有“弑父娶母”的俄狄浦斯情节――纵使不能真正弑父，也会通过挑战父亲的权威来建立独立人格。孩子对父母一方的强烈妒忌反映能够产生足够的破坏力，并因此对人格的形成和人际关系产生永久性的困扰和影响。一个男孩必须通过弑父来完成成长，否则在成年后就会表现出恋母综合征，不敢承担责任、不能勇于表达情感。故事的叙述者“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所以，小说表面上写的是女主角孟喜喜的悲剧，实际上更多地表现出“我”这个男性的爱情观。与其说《冰雪美人》是her story（她的故事），倒不如说是his story（他的故事）：叙述者借用孟喜喜的故事“暴露癖”般地揭示了一个弗洛伊德式的“本我”，“我”恰恰处于弗洛伊德理论中身份和权威不立的年纪，可偏偏又“学问不能，庄户不成”，“只能斗鸡走狗”，[5]可想见父亲的冷眼热斥自不会少。小说中母亲的“缺席”可能是“我”有意为之，这是对母亲的一种隐晦性的保护。叔叔和嫂嫂的争执是一面镜子，也暗示了父亲和母亲对我的态度可能也有所不同（慈母严父）。但毕竟父亲的威严增加了“我”的自卑感――弑父的冲动与父权的钳制形成了巨大的心理张力。正是在这种失衡状态下，“我”讲了一个有关孟喜喜的故事，把压抑的自我注入到对孟喜喜的性幻想中去，把女主人公逐渐被社会文化边缘化的过程表述出来。王德威说过：“莫言小说中的‘小我’以他们卑微古怪的方式，重新定义作人的代价，也重新召唤一己想象欲望的能力。”[6]在《冰雪美人》中，“我”一直被说不争气不上进，一切都按父亲的安排去学医，就是在这种心理受挫的精神状态下，孟喜喜出现了，孟喜喜或许正是“我”的母亲的形象，实际上男孩对性的想象主要来自于母亲，但父亲（叔叔）的力量一直在压抑“我”的力比多（libido），最后导致了一种精神上的阳痿，这是通过孟喜喜戏剧性的死表现出来的。“我”体验到了那种挫败感，孟喜喜不过是一个幻影。“我”最终发现了自我的真相――故事以孟喜喜戏剧性地“脑袋突然地歪向一边”戛然而止。性想象的失败与理想的挫败，其同构性并不仅存于象征意义上。“力比多”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这一现象。于是孟喜喜和“我”的欲望一样沦落风尘，“等她从温泉宾馆卖完了回来时，大雪已经把我彻底覆盖，就着我的身形在大街上出现了一道小小的丘陵，宛如一座修长的坟墓，她站在我的墓前，脸色惨白，犹如一尊大理石的雕像。”[7]结局明明是孟喜喜的“死”，而我却想着自己的“死”，在讲述者混乱的意识中，“我”和孟喜喜模糊不可区分。这一对沦落风尘的母女，就像一尊“圣杯”，等待着“我”堂吉诃德式的找寻，“当孟喜喜从她的母亲方才走出来的方向款款而来时，我感觉到了神秘现象的存在。”[8] 三、艾米丽的生存困境
相较于《冰雪美人》，《献给艾米丽的玫瑰》更女性化。主人公艾米丽少女时期在父亲的严苛教育下没有跟男孩子接触的机会。父亲死后，骄傲的艾米丽与身份地位都不般配的北方佬包工头荷马？巴伦谈起了恋爱，两人经常坐着马车出双入对，引得镇上的人议论纷纷。可是这位北方佬一面与她出双入对，一面却到处扬言决不会结婚，后来竟准备溜之大吉。倔强的艾米丽默默准备了一包老鼠药把他毒死，然后伴着他的尸骨过了几十年。与《冰雪美人》中孟喜喜一样，艾米丽也基本上隐匿在故事叙述者对她的细碎零散的描述中，是一个画中人，“高贵，宁静，无法逃避，无法接近，怪癖乖张”。[11]不同的是，福克纳安排的小说叙述视角是变换的，小说中的叙述者也不再是单一的“我”。而是有多种人称代词如“老一辈人”、“下一辈人”、“他们”、“她们”。故事中第一人称复数叙述者指代不明确。叙述者“我们”到底是什么人物呢？“我们”既身在故事中，以见证故事的眼光叙述，又跳出故事，用更客观的眼光来叙述。“我们”称艾米丽“从一个时代跨越到另一个时代――依旧那么可爱，无可避免，坚定，安详，固执”。[12]作为与艾米丽同时代的人，“我们”似乎也跟着她跨越了时代，而且比艾米丽还活得更长久，因为“我们”能在艾米丽死后追忆她，把她的故事讲述给人听。“我们”既是“故事的参与者，是故事中人，又是故事的回忆者，是故事外的人。”[13]这个既身在其中又置身事外的边缘位置给了“我们”很大的客观的叙述空间，把“我们”对艾米丽前后矛盾的态度淋漓尽致展示出来。小说使用了“老一辈人”、“下一辈人”、“他们”、“她们”等不同的人称代词，因为当时的“我们”对艾米丽看法与镇上人不同，不使用不同的人称代词就无法准确表达不同群体的看法。这也是“我们”对艾米丽怀着矛盾态度的原因所在：当年的“我们”身在其中，对她冷嘲热讽、幸灾乐祸，而在艾米丽死后，“我们”身在其外，怀念和追忆她并后悔以前自己的做法。1957 年福克纳在弗吉尼亚大学的讨论会上曾说到， 他所写的冲突“与其说是南北之间的冲突， 不如说是人身上善恶之间的冲突”[14]。德里达在阐述二元对立时说：“在一个传说哲学的二元对立中， 我们所见到的只是一种鲜明的等级关系， 绝无两个对项的和平共处。其中一个单项在价值、逻辑等等方面统治着另一个单项， 高居发号施令的地位。”[15]《献给艾米丽的玫瑰》正是这样一个解构二元对立的绝佳文本。故事表面上看似一场人性善与恶的冲突和对峙， “实则呈现出善恶难分、美丑莫辨的价值困境。”[16]通过叙述者“我们”的描述，小说客观地展现出一个活生生的处于社会、文化边缘位置， 被新兴和传统社会制度摧残的、父权所压制的南方传统女性的生存困境和悲剧命运。
四、结语
两位女主人公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而讲述故事的男叙述者们更引发了读者的好奇心。叙述者“我”和“我们”不仅向读者展示了两位女主人公的生存困境和命运悲剧，也侧面表达出两位作者的女性观。很多批评家认为福克纳厌恶女人，他笔下的女人几乎没有一个在道德上会受到所在社会的赞许，也有批评家认为他对妇女充满了同情。在弗吉尼亚大学的座谈会上一个学生问他写男人还是写女人容易，他回答： “写女人更有趣味，因为我认为女人了不起。”[17]而在接受吉恩？斯泰恩的采访时他说：“成功是阴性的，像女人，你要是在她面前卑躬屈膝，她就会对你不理不睬，看不起你。因此，对待她的最好的办法是看不起她，叫她滚开。那样，她也许会匍伏前来巴结你。”[18]莫言在一次创作谈上说： “我没有理由不赞美女性，因为女性是我们的奶奶、母亲、妻子、女儿。”又说“男性对女性的第一态度就是性爱。”[19]两位作家都成功地通过叙述者把无处不在的矛盾赋予了女主人公，使读者身临其境感到许多个“孟喜喜”和“艾米丽”正孤独无奈地站在社会、文化的边缘，疏离于现实和理想之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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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德威.高密东北乡寻莫言.[EB/OL]. （2012-10-11）[2013-03-06]. http：//culture.ifeng.com/huodong/special/2012nuobeierwenxuejiang/content-4/detail_2012_10/11/18170735_0.shtml
[9][10][11][12] [美] 威廉・福克纳. 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M] 杨岂深，译. 福克纳短篇小说集.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1： 29-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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