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宋代张舜民《芸叟诗评》、蔡d《百衲诗评》和敖陶孙《J翁诗评》皆以“诗评”之体品评诗歌，开启了我国古代以意象批评方法评诗之风气，三家“诗评”具有着触发直觉感受的诗性特征，它们在对抽象的诗歌风格作出形象解说的同时，又能不失其审美意蕴，这是其它诗歌批评难以企及的独特优长之处。
【关键词】《芸叟诗评》；《百衲诗评》；《J翁诗评》；审美特征
郭绍虞在《宋诗话考》中论及《J翁诗评》时指出：“诗评之体……盖用象征手法，以状作者之风格，此实诗话中之别体。……宋人为此者亦不少，如张舜民有《芸叟诗评》，蔡d有《百衲诗评》，皆在敖氏之前。”①所谓“用象征手法，以状作者之风格”，亦即意象批评方法，也就是说，“诗评”特指用意象批评方法品评诗歌的一种体制，作为诗话中一种特别的体制，它随诗话一并兴起于宋代，如刘明今《方法论》所言：“将古今诗人并举，大量地譬喻，这在宋人诗话中已形成一种固定的品评类型。”②而这种固定品评类型的最终形成，正是在张舜民《芸叟诗评》、蔡d《百衲诗评》和敖陶孙《J翁诗评》出现之后，可以说，正是此三家“诗评”开启了后来集中运用意象批评方法评诗之风气，其影响及至后朝，历代诗话中皆有“诗评”一体。
“诗评”之所以能在历代诗话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与其独具的审美特征与价值是分不开的，“诗评”具有着触发直觉感受的诗性特征，它在对抽象的诗歌风格作出形象解说的同时，又能不失其审美意蕴，这是其它诗歌批评难以企及的独特优长之处。
一、对抽象感知的形象解说
诗歌的风格气韵通常抽象而难以言说，三家“诗评”遂通过设譬立象，将对诗歌的抽象感知化为了形象的解说，把深刻的审美判断融入了一系列具体传神的意象之中，这不仅增强了诗歌批评的形象性、审美性，同时又易于触发读者丰富的美感想象，为审美再创造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三家“诗评”所取意象小至蝼蚁，大至宇宙，实至生活器物，虚至禅思哲理，其用譬大都恰切传神。
《芸叟诗评》作为出现较早的作品，它在取象上还比较单一，多以物为譬。对于石延年诗，张舜民以夜归之“饥鹰”和岩上之“春冰”为喻，极言其诗之“迅逸”；又以丰盛却“适口者少”的“筵席”喻郭祥正诗风之多样性与不适用性……自然物象是最具直观性的意象，以之为譬往往能收到简洁明了的效果。
《百衲诗评》中亦不乏以物为譬者，但其用之最多的，则是以人为譬。蔡d以“久隐山林之人”喻王维诗风之旷淡，以“村寺高僧”喻韦应物诗之野态，以“巧匠矜能”喻刘禹锡诗之少见朴拙，以“苏小”喻白居易诗之风尘味，以“学语之小儿”喻王安石诗之清丽可爱，以“三馆画手”喻欧阳修诗之复古，以“新及第少年”喻杜牧诗之稍欠酝藉……以如此众生之相比拟诗歌风格可谓是《百衲诗评》取譬用类的一大特征，以人为譬不仅能使读者直观地感受到诗歌的风格气韵，同时亦赋予了诗歌以生命的灵动感。
在以人为譬的基础上，三家“诗评”还采用了一种较之更为复杂的譬喻方式――以事为譬。以多用典故喻诗的《J翁诗评》为例，敖陶孙以淮南王刘安得道仙去之事喻李白诗之仙逸，以韩信囊沙破敌、背水一战之事喻韩愈诗之奇险，以邓艾偷渡阴平入蜀之事喻王安石诗之险绝……以历史典故形容诗歌风格，新奇别致，相较于单一的以人为譬而言，以事为譬在生动性与形象性上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此外，宋代“诗评”在对意象批评的运用上还表现出一个不同以往的特征，便是以禅为譬。三家“诗评”中皆有以禅喻诗之语，如《芸叟诗评》评王安石诗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人皆闻见，难可琢磨”，《百衲诗评》评黄庭坚诗似“参曹洞下禅，尚堕在玄妙窟里”，此二句皆以禅道之幽深微妙喻诗之艰深难解，《J翁诗评》中则以“散圣安禅，自能奇逸”评吕本中之诗。以禅为譬所用之意象往往剔透空灵、缥缈迷离，虽然不及人、物等具体意象一目了然，但其亦为诗歌的体悟架起了一座理解的桥梁。
意象具有直观性，“诗评”以之喻诗能够形象地概括出诗歌抽象的风格意蕴，同时，这些意象又具有含混多义的特点，这就使得“诗评”在对诗歌作出形象解说的同时，又不会约束读者的想象，“诗评”因此具有着广阔的诗学解释空间。
二、触发直觉感受与诗歌感性特质的契合
吴沆《环溪诗话》有言：“诗有肌肤，有血脉，有骨格，有精神，无肌肤则不全，无血脉则不通，无骨格则不健，无精神则不美。”③诗歌作为一个具有艺术生命力的有机整体，它的风格意蕴如同人的精、气、神一样，是不容分割的整体，这就决定了对诗歌的接受也必须是从整体上进行的直觉体悟。“诗评”通过意象所传达出的，恰恰就是对诗歌的整体直觉感受，它避免了文字对诗歌感觉的破坏和逻辑分析对诗歌意蕴的抽象与支离。
宋代“诗评”好以禅喻诗，这是因为宋人已注意到了“观诗”与“悟道”在内在机制上的相通点――整体体悟性，如严羽《沧浪诗话》所言：“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④诗与禅都是一个“浑整”的象，这使得它们在思维模式和阐释方式上都追求一种“体悟”，这种体悟是整体性的、直觉性的。诗歌与禅道都具有着涵纳万物而又不确定的属性，因此，一味用概念明确的逻辑思维方式和语言对诗歌进行拆解分析，只会破坏诗歌“有意味的形式”，并将其内在无限丰富的审美意蕴变成枯燥的概念分析和机械的逻辑推理。相比之下，“诗评”所用的意象化表达方式，有助于触发读者的整体直觉感受，这与诗歌重兴象意味的感性特质是甚为契合的。
“诗评”所用的意象是内在主观情意与外在物象的融合，是一种基于主观感觉的感性形象，它的模糊性与多义性充分维护了诗歌风格的完整性。如《J翁诗评》评白居易诗如“山东父老课农桑，言言皆实。”白居易诗歌整体呈现出平易浅切的风格，若“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观刈麦》）之类，而从内容题材来看，其诗又多反映世俗疾苦之作，若“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卖炭翁》）之类。对此，敖陶孙以“山东父老课农桑”比之，在概括其风格特征的同时，亦兼涉到了其诗作的内容题材，将白诗在风格与内容上的整体特征一并涵盖到了一个意象当中，如此高度的概括力，若非借助意象是难以达到的。苏联文学理论家米・赫拉普钦科说：“要复杂得多的，是断定为一些艺术作品的总和所固有的独特性的原则和类型。如果不做到这一点，那么，任何关于作为风格主要特征来看的独特性的议论，都会失去真正的认识意义。”⑤艺术作品的风格总是多方面的，要想全面把握其风格特征实属不易，而“诗评”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诗评”反映出的往往是对诗歌整体风格的一种直觉感受，它具有着“审美经验完整性”⑥的特点，这使得读者可以结合自身经验，与其所提供的意象相互印证，从而更加真切地把握住诗歌的风格意蕴。
三、诗性创作与理性批评的统一
作为评诗之体，“诗评”本身在行文方式、意境营构等方面亦表现出了极富诗性的审美特征。行文方式上，有着“评诗最精”⑦之誉的《J翁诗评》历来备受称道，敖陶孙每评先以意象状写诗家风格，再概括其总体特征，通篇以排比句式行文，排列有序，整齐有致，所下评语几乎皆为四言二句，字数亦大致相等，如此一人一喻，一句一评，读来雅洁有致而又气势恢宏，其结构形态与节奏韵律之美已堪比诗歌。除了具有诗歌之形式，三家“诗评”亦有着含蓄蕴藉的诗性意蕴，这首先表现在其对意象的选择上，“诗评”选用的意象多为一些本身就颇具意蕴的审美形态，如《百衲诗评》评韦应物诗如“浑金璞玉”，评韩愈诗如“山立霆碎”，《J翁诗评》评刘禹锡诗如“镂冰雕琼”，评孟郊诗如“埋泉断剑，卧壑寒松”，如若没有这些意象的呈现，直说韦应物诗“不假雕琢成妍”、韩愈诗“自成一法”、刘禹锡诗“流光自照”……意思虽然相同，但却没有了“诗评”所有的意蕴，美的呈现就此变成了枯燥的解析，论评顿时变得索然无诗味。其次，“诗评”的诗性蕴藉还表现在其对意境的营构上，如《芸叟诗评》评欧阳修之诗如“乍成春服，乍热N醅，登山临水，竟日忘归”，乍暖还寒时候，终日携酒游于山水之间，如此佳境恰如欧阳修诗之清新自然，令人神往；又如《J翁诗评》评谢灵运诗如“东海扬帆，风日流丽”，评孟浩然诗如“洞庭始波，木叶微脱”，评柳宗元诗如“高秋独眺，霁晚孤吹”……无论是风和日丽的海上风光、波光粼粼的洞庭湖水，还是深秋雨后的登高远I，无一不是极富诗意的佳境，这种以诗的语言和思维观照诗歌的方式，正是“诗评”的绝妙之处。
罗根泽曾说：“中国的批评，大都是作家的反串，并没有多少批评专家。”⑧三家“诗评”的作者亦是如此，他们的身份首先便是诗人，作为诗人，他们拥有着敏锐的直觉和感悟能力，其情感也更为细腻丰富，在“诗评”的创作过程中，他们凭借着对诗歌创作的切身感受和体验，有意无意地将诗歌创作的思维方法、表述方式甚至是思想情感融入了其中，这也正是“诗评”之所以具有浓郁诗性特征的重要原因。当然，在“诗评”意蕴无限的意象群背后，亦暗涵着批评家理性的判断，如《J翁诗评》评秦观之诗如“时女步春”，是为指出其“婉弱”之弊；而由最后一句“独唐杜工部，如周公制作，后世莫能拟议。”则又可见出其对杜诗之尊崇。“诗评”虽然未对诗家的成就高下作出直接的判别，但却将自己对诗歌的评判标准与审美旨趣融入了意象之中，这是理性判断在深层制约的结果。三家“诗评”集品赏、评论、创作于一体，虽然没有系统的解析和论说，但仍不失为一种理性的批评。
从本质上来说，诗歌是一种意象式的艺术，而“诗评”则是一种与之特质甚为契合的批评方式，它以意象化的言说方式来表述抽象的批评概念，为诗歌批评的理性思致蒙上了一层形象化的艺术面纱，具有着其它诗歌批评难以企及的审美特征与价值。
注释：
①郭绍虞.宋诗话考[M].北京：中华书局，1979.157.
②刘明今.方法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287.
③[宋]吴沆著.环溪诗话选释[M].李复波选注.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36.
⑤[苏联]米・赫拉普钦科.作家的创作个性和文学的发展（中译本）[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188.
⑥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2.200.
⑦王士祯.香祖笔记[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44.
⑧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