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是曹雪芹先生逝世250年。笔者的拙作，并非是要触及红学、曹学以及清史的相关话题，只是对两座睿王府与《红楼梦》存在的各种联系感兴趣，而将自己的心得与感悟抒发出来，以飨读者。
和硕睿亲王是清初的“八大铁帽子王”之一，世袭罔替。第一代睿亲王是多尔衮。多尔衮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十四子，在对锦州明兵和察哈尔蒙古的战争中，利用自己的智谋连连取胜，从此深得皇太极的赏识，在初设六部时，就把六部之首的吏部交给了他。
皇太极死后，多尔衮与其他众王商议，立皇太极九子福临继位，对清朝政权的稳定过渡起了重要作用。之后，多尔衮在明朝投靠的总兵吴三桂协助下，大败农民军。在占领了北京城之后，他制定了一系列措施使京城稳定下来。接着，又令哥哥英亲王阿济格，弟弟豫亲王多铎进兵江南、中原，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为清朝鼎定大局，打下了基础。此时，这三兄弟可谓是权倾一时。而《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先曹振彦正是镶白旗旗王英亲王阿济格家的包衣（总管）。
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多尔衮改变策略，以“攻抚之策”相继平定江南。顺治四年（1647年），《大清律》颁行全国。同年，郑亲王济尔哈朗的辅政权被罢免，由多尔衮独揽摄政大权。
京城的多尔衮王府建在紫禁城东墙外，那里曾是元代太乙神殿和明代南城太上皇朱祁镇东苑内的洪庆宫。当时，诸位亲王的王府均建在皇城外，唯有睿亲王府和他的哥哥英亲王阿济格府建在皇城内，足以证明这二人在诸亲王之上的地位。
顺治六年（1649年），多尔衮的弟弟多铎出天花病亡。顺治七年（1650年）十一月十三日，多尔衮“以有疾不乐，率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及八旗固山额真、官兵等猎于边外”。多尔衮因狩猎坠马，膝盖受伤，涂以凉膏，竟于十二月初九（1650年12月31日）猝死于喀喇城（承德市郊木兰围场），享年39岁。灵柩运回北京，顺治皇帝“诏臣民易服举丧。丙申柩至，帝率诸王、贝勒、文武百官，易缟服出迎于东直门五里外，哭奠尽哀”。顺治帝追尊他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多尔衮的葬礼依照皇帝的规格举行，埋葬在北京东直门外。因多尔衮身后无子，故过继弟弟多铎的第五子多尔博为嗣子，承袭“睿亲王”。
这时，多尔衮唯一在世的嫡亲英亲王阿济格在争夺摄政王的权位中败下阵来，成了囚犯，并很快被赐令自尽。英亲王倒台后，曹雪芹的祖上转入内务府，成为内务府包衣。
顺治八年（1651年）正月，多尔衮的贴身侍卫苏克萨哈向顺治帝检举多尔衮生前曾与党羽密谋，企图率两白旗移驻永平（今河北卢龙县）“阴谋篡夺”；又说他偷偷制成了皇帝登基的龙袍服装，家中收藏着当皇帝用的珠宝。二月，13岁的顺治帝第一次亲政，公布郑亲王济尔哈朗的奏折，历数多尔衮“显有悖逆之心”的罪状，他向诸位王爷大臣宣告：“多尔衮谋逆都是事实。”随后，以“逆谋大罪”“撤去庙享，并夺封典袭爵”。多尔衮一家被着令“籍所属家产人口”、“黜宗室”。接着又追降死去的多铎为信郡王。令多尔衮的“养子多尔博、女东莪给信王”（信王即多铎二子多尼），多尔博封贝勒衔。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睿亲王府被废后改建为“玛哈噶喇庙”。
顺治十年（1653年），大学士明珠迎娶了阿济格的第五个女儿。
康熙年间，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由内务府包衣出任江宁织造，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做过康熙皇帝的伴读和御前侍卫，后继任江宁织造，兼任两淮巡盐监察御使，极受康熙宠信。康熙六下江南，其中四次由曹寅负责接驾，并驻跸曹家，曹雪芹祖上三代四人相继担任江宁织造近60年之久，成为显赫一时的官宦世家。曹寅的长女（曹雪芹的姑母），由康熙帝指配给礼亲王代善的五世孙平郡王讷尔苏为福晋。因此，曹家与一些王府的关系保持密切。但曹家不幸于雍正六年元宵节前被抄家，家境随之败落。
到了乾隆朝，前朝大学士明珠的曾孙宁L的第四女嫁给了高宗皇帝乾隆，第二女嫁给了一等忠勇公傅恒，三女嫁给了愉郡王弘庆，而曹雪芹的表哥则迎娶了宁L的长女。
受过良好教育的曹雪芹，自小对王府的生活就很熟悉，曾耳濡目染了家境败落的过程，在心中不断咏唱着那段家事的挽歌。而此时阿济格的后代敦敏、敦诚虽为宗室，地位仍然很低。祖上的共同经历，使他们与曹雪芹结为好友，但由于曹雪芹祖上的包衣身份，使他仍有仆人下贱的内心情结。在日后曹雪芹成就的大作《石头记》（即《红楼梦》）中，对有些情节的描写细致入微，反映了其生活经验或真实的历史事件。
乾隆朝，乾隆皇帝对多尔衮的后代逐渐眷顾。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多尼之孙信郡王德昭逝世时，乾隆让多尔博的后代辅国公如松承袭了信郡王。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已改为“玛哈噶喇庙”的睿亲王老府重修后改名“普度寺”，原睿亲王府的“银安殿”改建成普度寺大殿，此时，为多尔衮平反的迹象愈来愈明显。
随着皇亲国戚对多尔衮兄弟三人的再认识，民间对那段经历也有了较为松动的传说。这时，曹雪芹结合自己的家事、经历以及口耳相传的故事所著的《石头记》（即《红楼梦》）也在他的至亲好友和一部分宗室贵族的小范围内流传。
《石头记》（即《红楼梦》）中的许多表述让人感到扑朔迷离，小说中对许多史实的隐喻描写更让人充满了联想。例如：宁国府是否暗指多尔衮府？因为小说中有许多故事似乎让人很容易地联想到多尔衮。在小说中描写被抄家时的场面指出“抄出黑狐皮18张”，在那时黑狐皮制品只有皇家御用，在官宦家里抄出黑狐皮确属逾制。而现实中，顺治帝确实给过多尔衮两顶黑狐皮帽子，也给过多铎黑狐皮帽子。再有，小说中的贾赦、贾政，不正是“摄政”二字的索隐吗？贾王薛史是否通假“家亡血史”，甄士隐是否寓意将“真事隐去”…… 小说中把甄英莲这个女孩拉到“家国君父、武侯三分、武穆之二帝”的高度，又有“有命无运，累及爹娘”的境遇。而甄英莲的名字，让人很容易与“真应怜”联想到一起。而“英”字，不正谐音英亲王阿济格“真可怜”吗？这不由得让人想起多尔衮三兄弟的身世。
多尔衮15岁，父亲努尔哈赤病故。当时多尔衮兄弟已辖正黄、镶黄二旗，实力雄厚。他们的母亲阿巴亥掌握实权，且年富力强、智慧超群。有母亲做后盾，多尔衮成为除皇太极和代善之外唯一一股可能问鼎汗位的力量。但是，多尔衮毕竟年少，对皇太极不具有压倒性的优势，这时，代善出于政治稳定的考虑，决定立皇太极为汗。皇太极继承汗位之后，为了除掉政治上潜在的对手，立即率诸贝勒赶赴阿巴亥居所，逼她自尽，为努尔哈赤殉葬。阿巴亥死前要求皇太极善待“恩养”多尔衮兄弟，皇太极答应了她的请求。阿巴亥殉葬后，多尔衮丧失了继承大统的可能。
而在多尔衮的摄政下，顺治帝一统了大清的江山之后，却因为多尔衮从马上跌伤而导致其身亡，不是让人蹊跷吗？贾雨村的名字是否寓意“假语存焉”？小说中对元春暴寝的描写，是否隐喻了多尔衮死得太突然？真是“千红一窟，万艳同杯（千红一哭，万艳同悲）”啊！
怡红院谐作“遗红怨”、潇湘馆谐作“消香馆”、蘅芜院谐作“恨无缘”……正是曹雪芹在小说中故意走在政治悬崖边上的感慨和叹息，《红楼梦》的抄本才在那些有同感的宗室贵胄家族中传播开来，风靡一时，而曹雪芹最终却是穷困潦倒而亡。
就在曹雪芹死后十余年，乾隆皇帝却对多尔衮的后代关照有加。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正月“帝阅《实录》见睿亲王多尔衮于开国之时厥功最著……因命复睿亲王封号，追谥曰‘忠’，补入玉牒，并令补继袭封。”多尔衮案在127年后被乾隆皇帝平反昭雪。其后，对多尔衮已作古的后代多尔博、苏尔发、塞勒、齐努浑、功宜布、如松均追封“睿亲王”。如松之子淳颖承袭“睿亲王”，并继承位于石大人胡同（后称外交部街）的信郡王如松府为“睿亲王”新府。
淳颖被时任大学士英和称为“天资高秀，誉望早崇”。淳颖府上的幕僚王芑孙也称誉他“才量子建奢”，“诗赋一家谁得似，翩翩才子又黄书。”淳颖的嫡福晋为一等忠勇公傅恒之女富察氏。从这对夫妻的诗作看来，在那个时代，他们的感情已经是十分和美了。
但从淳颖的《无题诗三十首》中似乎还透露出淳颖早年曾有一位“殷勤欲定相思约”，“愿将红线系伊侬”的意中人，从“金屋空言贮阿娇”的原典看，或许还是亲戚关系。在幕僚王芑孙的跋语也点明“驯有深情至致，溢乎言外”。从中我们仿佛又看到了《红楼梦》的影子。可见在那个时代的皇亲贵胄中，有宝玉、黛玉那样遭遇的故事绝非个案。
1986年6月，在哈尔滨国际“红学”研讨会上，公布了一幅乾隆辛亥年（1792年）睿亲王淳颖《读〈石头记〉偶成》的诗稿原件，引起了社会关注。这幅诗稿长卷，长约410厘米，高约310厘米，纸装粗裱，存诗共计84首，曲一支。其中一首诗为：“满纸喁喁语不休，英雄血泪儿难收。痴情尽处灰同冷，幻境传来石也愁。怕见春归人易老，岂知花落水仍流。红颜黄土梦凄切，麦饭啼鹃认故邱。”由此《红楼梦》早期在清宗室中流传的踪迹，又汇聚到淳颖及其幕僚王芑孙这条线索上来。
王芑孙与在京搜罗《红楼梦》残稿遗篇的程伟元是苏州同乡，又与程伟元的好友即与程伟元共同承担“细加厘剔，截长补短，抄成全部”而三印《红楼梦》的高鹗为乾隆戊申顺天乡试的同科。1791年春，王芑孙到淳颖府做幕僚，《石头记》有可能由王芑孙带给淳颖，而淳颖将自己的诗稿让这位“不屑为时俗科举文字，独肆力于诗”的先生作跋，自然也是情理之中。
当然，这本《石头记》也有可能由淳颖的妻子富察氏从自己的家族中搜罗而来。更有可能从其他的亲戚关系中得到。但从《读〈石头记〉偶成》的诗稿中不难看出淳颖当时所读的《石头记》，应该是一个有着完整结局的版本。
“满纸喁喁语不休，英雄血泪几难收”的诗句，显然是淳颖概括对《红楼梦》的总体印象。就对《红楼梦》的感知、理解和共鸣而论，淳颖的这句诗比同时代任何读者留存下来的笔记都要准确而强烈。就当时读《石头记》的宗室贵胄来说，淳颖的地位是最高的，对这部作品和作者的评价也是最高的。而淳颖读《石头记》是否会有什么政治上的触痛和感慨，更是值得后人研究和深思的。
嘉庆元年（1796年），淳颖授正黄旗领侍卫大臣，领补正白旗侍卫内大臣。嘉庆二年调补镶红旗满洲都统，嘉庆四年总理理藩院事务，授御前大臣，调补正黄旗满洲都统。嘉庆五年十一月淳颖去世，享年四十岁。
而后，题咏《红楼梦》在嘉、道年间蔚然成风。当今天人们在紫禁城中的长春宫看到《红楼梦》的壁画，便能感知《红楼梦》在宫阙大内中的影响。至于它何时传入宫中，目前尚不得而知。看来《红楼梦》的确与清宫保持着一种神秘的关系。
光绪二年（1876年），淳颖的后代魁斌世袭睿亲王爵，民国四年（1915年）魁斌去世。为了表达哀婉之情，当时尚保留着皇帝称号的溥仪赏给睿王府陀罗经被，并赏银2000圆用以治丧。魁斌的两个儿子，中铨、中铭，根据宣统皇帝退位时《优待条例》中“清王公世爵概仍其旧”的规定，长子中铨承袭睿亲王。按照民国四年十月七日睿亲王府的房契记载，当时这座王府共有灰、瓦、楼房288间。
中铨承袭睿亲王时与弟弟中铭均为二十多岁，平日过惯了奢侈生活，而今轮到这哥俩当家，更是一掷千金，斗阔比富、挥金如土。修房子、修花园，学洋人吃西餐，买汽车添马车，府中的许多房间都装上电话……尚不知王府外早已是换了人间天地，失去了清廷保护伞的睿王府开销如此巨大，渐渐花光了祖上留下来的财产。1923年中铭逝世。中铨为了维持生计，在1923年5月将这座偌大的王府卖给了由张学良夫人于凤至负责的华北江淮水灾协赈会，用以抵债。而华北江淮水灾协赈会又在1933年将这座府邸转卖给了私立大同中学校，其最终的实际成交价为56057元。清代最后一任睿亲王“世子”金寄水曾在《王府生活实录》中对这座王府有着详细的描述。 私立大同中学进入睿王府后，基本保留了睿王府的所有建筑形态。睿王府大门成为了学校的大门，银安殿成为学校礼堂，神殿成为学校图书馆，东大院习射骑马地成为学校操场，遗念堂成为学校的办公室……
而失去了王府的睿亲王中铨，则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1931年，中铨又因盗卖祖坟里的陪葬品被判刑下狱。1939年，最后一代睿亲王中铨在贫病交加中死去。
中铨弟弟中铭之子金寄水，在王府中当了近九年的“世子”。就在王府即将被变卖的那一年，还曾“恭代”其伯父在除夕家祭与清明扫墓中担当主祭，有过当王爷的体验，出府八对宫灯引路，郊游四辆汽车跟随。
而当金寄水随全家迁出王府后，就不断搬家，房子越住越小，乃至只能居于斗室之中靠卖文为生。日伪时期，金寄水主要靠典当度日，伪满“宗人府驻京办事处”想诱他去“新京”承袭睿亲王爵，被他断然拒绝。新中国成立后，金寄水加入北京大众文艺创研会，担任《说说唱唱》编辑，后又任《北京文艺》编辑，也曾在卫生出版社校订过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退休后与周沙尘合著了《王府生活实录》。
作家吴晓玲曾到过金寄水住的崇文门外豆腐巷一间窄窄的西房，感叹道“显赫一世的睿亲王多尔衮的后裔清贫一至于此，人方忧之。”京味儿作家邓友梅曾说金寄水“……都混到一天两顿窝头一碗粥了，咸菜还要切得像头发那么细，凉窝头得切成片要用油烙着吃。”
舒乙先生曾这样评价金寄水：“他是我见到的最后一位贵族出身的现代文人，一个非常可爱，非常儒雅，非常纯真又有学问的人。他的身上带着强烈的时代痕迹，令人惊奇的是，这些痕迹竟全是那么优秀，那么美妙，那么讨人喜欢，正因为如此，他便成了一个特殊的典型，使人们想起来便有一种心痛、惋惜和赞誉的感情，全搅在一起了……他就是文化！对金寄水就能说这句话，他配！”
金寄水晚年住在紫竹院附近的一座高层居民楼中，他将居室命名为“野石斋”，并有诗云：“凤城西北有高楼，薄醉凭阑易感秋。毕竟晚晴无限好，闲云虽懒不知愁。”由此可见他依然开朗、知足的生活态度，直至1987年金寄水先生逝世。
历史与现实的循环往复，有时真不知是必然还是巧合。有趣的是金寄水先生又是小说《红楼外编之一・司棋》的作者，在他身上我们似乎又看到了淳颖对《石头记》如痴的影子，就像是他祖上的一个轮回。发生在睿亲王府真实的故事与金寄水先生最后的结局，不正是《红楼梦》现实版的演绎吗？
进入新世纪，对《红楼梦》的研究更加深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历史事实与文学作品的相互索引、文学作品与历史事实的相互结合是研究《红楼梦》的重要方法。曹雪芹越来越清晰的经历，以及他带隐喻的艺术文笔，更加显示出这部文学作品与历史事件的张力。
而今，位于北京东城区外交部街31号的原睿亲王新府故址，现在是北京市第二十四中学校，过去的遗迹已荡然无存。若是站在这块已经失去了历史文化载体的故址上，向那些读书或嬉戏的学生们讲起《红楼梦》这部世界名著时，定要发挥他们的想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