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全球不平等形成的根源在于落后国家政治制度的束缚，而发达国家的侵占与挤压又进一步加深了落后国家的贫穷程度。全球不平等发展不仅造成落后国家人民而且造成发达国家人民的片面发展。因此，后发国家应抓住发展这一主题不放松，变革国内落后政治制度，积极参与全球化，探寻适合国情的、跨越式发展道路。同时，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不同国家都要遵循整体、协调与和谐的全球发展理念，才能使全球化朝着平等、公正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全球不平等;后发国家;全球发展理念
在当代全球乐观派看来，全球化带来了世界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全球问题会因全球化的进一步拓展而得以解决。但不能忽视的是，随着全球贸易的加速发展及科技的不断进步，全球不平等状况在持续恶化，后发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全球绝对贫困人口有增无减。“一个世界中，超过12亿的人口每天的生活费不足1美元，世界46%的人口每天的生活费不足2美元，而占世界人口20%的人却享用它的收入的80%。”[1]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全球化正处于由工业化的推动而不断上升发展时期。马克思立足于世界历史性视域，从以资本为动力的现代化扩张的角度考察了当时德国、俄国、中国、印度等一些落后国家的社会转型，指出现代化的全球扩张虽然促使落后国家由民族历史性向世界历史性转变，但同时也使全球不平等处于从无到有、不断加剧的演变过程。因此，全球不平等不是天然的产物，而是人为造成的结果，既有落后国家自身政治统治等内因，又有西方资本殖民掠夺等的外部原因。全球不平等是造成各种全球问题及全球不和谐发展的根源，应通过转变后发国家不合理制度，走跨越式发展道路及遵循全面、协调、和谐的全球发展理念等努力促使全球不平等状况得以改变。
一、全球不平等形成的原因
马克思从青年时期开始就一直关注当时德国、印度、中国、俄国等国家之所以落后的原因。他指出，当时德国落后的原因在于其封建统治制度，“相反，现代德国制度是时代错乱，它公然违反普遍承认的公理，它向全世界展示旧制度毫不中用。”“现代的旧制度不过是真正主角已经死去的那种世界制度的丑角。历史是认真的，经过许多阶段才把陈旧的形态送进坟墓。”[2]5落后的小农生产方式和长期的闭关自守是东方国家固有的特点。建立在小农生产基础上的封建专制制度把人的思想束缚在狭小的范围内，使落后国家与世界文明进程相脱节。“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2]765封建专制制度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从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扼杀人们的创新意识，阻碍社会的变革。因此，囿于封闭和缺乏创新是后发国家无法发生大规模社会变革的根本原因。
在外因方面，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性的形成使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关系不断加强，为后发国家提供了发展机遇，但同时又使落后国家的发展依附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着重论述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对后发国家的极其复杂的影响。“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2]276。世界市场和国际贸易的形成和发展，为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创造了条件，对落后民族来说，就有了突破狭隘的民族、地域藩篱，加入到全球交往中、利用国际分工合作来促进本国落后生产力发展的可能性。但同时，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又是在无限追求资本增值的动力推动下形成的，其实质是资产阶级在不断追逐物质利益的动力驱动下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整个世界，它所建立的世界秩序是使处于“外围”的落后的东方国家依附与服从于处于“中心”的西方国家。马克思认为这种依附与服从具体表现为“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2]277马克思指出，西方发达国家的殖民侵略对后发国家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复杂性在于，一方面“摧毁了它们的经济基础;结果，就在亚洲造成了一场前所未闻的最大的、老实说也是唯一的一次社会革命。”[2]765另一方面，由于“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受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而且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也很愚蠢。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态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命运？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干了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工具。”[2]766
可见，在全球化发展进程中，长期封闭保守、小农生产方式的大量存在及封建专制统治等是使后发国家未能成为早发的现代化国家的内部因素，而资本主义中心国的掠夺是其处于依附地位的外部原因。“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3]8这样，全球不平等形成的根源在于落后国家政治制度的束缚，而发达国家的侵占与挤压又进一步加深了落后国家的贫穷程度。
二、全球不平等造成的后果
马克思揭示了以追求不断增值为目标的资本全球扩张所造成的后果，他指出所谓的“自由、民主、人权”，其实质是资本用来侵略、压迫、掠夺落后国家的幌子，“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2]766
首先，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是伴随着枪炮的轰鸣声而推进的，是赤裸裸的掠夺行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船坚炮利、武器先进，在全世界到处挑起争夺殖民地侵略战争。落后国家国门被迫打开，外国资本大量入侵，人民和平安宁的生活被破坏，人权横遭践踏，生命安全无法得到保证，同时，大量的自然资源被掠夺，黄金白银流入到发达国家，其结果必然是全球贫富两极急剧分化。 其次，全球的不平等贸易使得落后国家处于不利地位，人民生活日益贫困。“英国政府公开宣传毒品的自由贸易，暗中却保持自己对毒品生产的垄断。任何时候只要我们仔细地研究一下英国的自由贸易的性质，我们大都会发现：它的‘自由’说到底就是垄断。”[2]720因此，世界市场的开辟虽然打破了民族、区域的狭隘性，但由于不平等贸易的存在，落后国家的人民不但没有摆脱贫困，反而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础，“许许多多人仅仅依靠自己劳动为生――大量的劳力与资本隔绝或甚至连有限地满足自己的需要的可能性都被剥夺，――从而由于竞争，他们不再是暂时失去作为有保障的生活来源的工作，他们陷于绝境，这种状况是以世界市场的存在为前提的。”[2]87马克思举例说，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历史性条件下，英国资本家为了获取巨额利润，发明了一种机器，不仅会导致落后国家无数劳动者倾家荡产，而且会使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对其经济社会特别是民族工业的发展等产生巨大的冲击[2]88-89。当前一些发达国家利用各种关税壁垒对本国产品进行贸易保护，同时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进口产品征收各种关税，增加各种贸易壁垒等，这些措施无疑进一步加剧了全球贸易的不平等发展。
再次，全球不平等发展不仅造成落后国家人民，而且造成发达国家人民的片面发展。马克思认为，由于资本的无孔不入的渗透与无可比拟的购买力，在资本所推动的全球化条件下，人们唯资本是从，一切自然形成的关系都被打破，获取更多数量的资本被当作主要的或根本的目的。在单一的经济增长观的支配下，政治、社会、文化及生态等其他方面的协调、均衡发展被极大地忽略，发展被定义为单一的GDP增长。与对资本的追求欲不断膨胀形成巨大反差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精神文化生活领域的萎缩，“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4]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片面发展的同时，人也不断“物化”。所谓“物化”是指人内在心性的迷失及对物质财富的占有欲望的不断膨胀。人的一切聪明才智都被用于最大限度地攫取物质财富上，提升自身道德品质和丰富文化生活的诉求被抛在脑后，导致人的道德及精神境界低下。“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及时行乐的享受主义甚嚣尘上，人们的贪财欲湮没了对追求其他一切东西的欲望，这种只注重对物质财富的占有而忽视人的本真存在的生存方式只能导致人的片面发展。当代一些发达国家的年轻人参加到像“伊斯兰国”这样的恐怖组织中从事反人类的恐怖活动，再一次让人们警醒以追求无限增值为唯一目标的资本现代性所造成的人的道德品质和精神生活的萎缩与异化。
三、全球不平等的消除路径
对于在全球不平等演变中处于落后状况的后发国家来说，发展是其摆脱落后、消除贫困的根本途径。没有发展，后发国家就连起码的生存权都无法得到保障。因此，后发国家应抓住发展这一主题不放松，推翻国内专制制度的统治、积极参与全球化，探寻适合国情的、跨越式发展道路，同时，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不同国家都要遵循整体、协调与和谐的全球发展理念等，才能使全球化朝着平等、公正的方向发展。
第一，后发国家要推翻国内落后专制制度的统治。马克思指出，专制制度是阻碍后发国家社会变革的罪魁祸首，因此要“向德国制度开火！一定要开火！这种制度虽然低于历史水平，低于任何批判，但依然是批判的对象，正像一个低于做人的水平的罪犯，依然是刽子手的对象一样。”[2]4后发国家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推翻专制统治，建立起人民政权，在此基础上才能充分利用外部环境的积极因素，才能使劳动人民享受参与全球化发展所带来的积极成果，并促使东西方发展差距不断扩大的全球化朝着更加公正、平等的方向发展，因为“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2]773
第二，后发国家要积极参与全球化，探寻适合国情的、跨越式发展道路。19世纪70年代马克思指出，各国在其具体发展过程中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会表现出各自鲜明的个性，各国社会发展道路呈现多样性的特点。到了80年代，马克思在考察俄国公社的实际状况后，明确指出其应在保持自身优势的基础上，积极参与世界历史性进程，吸收西方经济、政治等方面的积极成果，走跨越式发展道路。马克思通过考察俄国公社的发展指出，后发国家由于“它的历史环境，即它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同时存在，则为它提供了大规模地进行共同劳动的现成的物质条件。因此，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5]770，没必要再去经历资本主义所经历的种种曲折。具体地说，在经济方面，通过开展国际交往直接获取资本主义所取得的发达的生产力（获得机器、轮船、铁路等）和实现市场化（建立银行、股份公司等一整套交换机构），发展发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尽快地融入到全球化社会大生产中去，利用国际分工合作提高自身的劳动生产率。在政治制度方面，定期召开议行合一的人民代表会议，“用各公社自己选出的农民代表会议代替乡这一政府机关就行了，这种会议将成为维护他们利益的经济机关和行政机关。”[6]766在这里，马克思明确指出后发国家应在保持本国优势的同时，主动地参与到世界历史性进程中吸收一切积极因素，致力于国内经济、政治等制度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使人民尽早享受世界先进文明成果。
第三，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不同国家都要遵循整体、协调与和谐的全球发展理念，以“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3]10首先，促进全球范围内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自然是人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6]56人不仅从自然界中获取维持生存所需要的物质资料，而且还通过劳动实践在不断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人通过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不断超越人与自然之间的占有与被占有的利益关系，建立起一种超功利的审美关系。面对全球环境危机不断加深的现状，各国都要奉行可持续发展理念，积极促进节能减排、发展循环经济等各项环保措施的实施。其次，实现全球范围内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人与社会的发展之间是密不可分的，人的各种需求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得到满足。“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6]83全球化进程中，各国可以通过相互借鉴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生态文明等方面的建设经验来推进国家的系统整体建设，为人与社会和谐发展奠定基础。再次，实现全球范围内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全球化发展的根本目标是改变不合理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建立公正、平等的国际贸易格局，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认为人的发展并不仅仅是占有、拥有，而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6]85在全球交往的不断深化条件下，人通过自由自觉的对象化劳动，不仅实现物质财富的增长，以满足自身的物质生活需求，还要不断提升自身的精神文化素质和道德品质，同时通过建立和发展各种社会关系，实现人的发展的能动与受动、贡献与享受、个性化与社会化的统一。
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等的发展速度不断加快，全球化进程中的新情况、新难题不断出现，全球反恐、打击跨国犯罪、毒品、走私等任重道远。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世界历史性思想对我们把握当代全球化本质及其发展趋势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一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受马克思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性不平衡发展思想的启发，创立了依附论、世界体系论等.有的学者则提出要重思全球现代性事业，主张在全球化进程中后发国家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发展多重现代性[7]85。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断创新论则以马克思世界历史性思想为指导，从世界历史性视域关照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主张积极主动融入到全球化之中，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促进现代化发展，同时，通过自身的全面发展带动其他国家的发展，力求使全球不平等的现状得以改变。当前中国政府所推行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将对全球化整体发展格局带来深刻影响。这些无疑都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性思想的当代拓展。
参考文献：
[1]戴维・赫尔德.驯服全球化――管理的新领域[M].童新耕，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125.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96.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70.
[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7]艾伯特・马蒂内利.全球现代性――重思现代性事业[M].李国武，译.上海：商务印书馆，2010：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