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以西汉社会变革和文化形成为背景，从思想史、政治史、制度史、文化史角度探究西汉关中崛起的内在原因主要在于：礼法兼备、刑德并用的政治文化；统一与多元相结合的思想文化；举贤任能的人才方略和空前繁荣的对外交流。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涵对于当前中国崛起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文化资源。
关键词：关中；崛起；政治文化；思想文化；人才方略
“八川分流绕长安，秦中自古帝王州”，关中因四塞之固，物产丰饶，成为中国历史上建都朝代最多，都城历史最久的区域，尤其是历史上周、秦、汉、唐等强盛王朝都曾以此作为当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因而使关中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和文化发源地。古代关中在西周、秦汉、隋唐三次崛起，由弱变强。西汉是中国文化形成期，《史记》《汉书》对西汉关中崛起原因都有论述。《史记・高祖本纪》云：“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1]394《汉书・武帝本纪》云：“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尤多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兴之立功。”[2]212西汉关中之崛起核心原因在于思变与创新，其中包含礼法兼备、刑德并用的政治文化，统一与多元结合的思想文化，举贤任能的人才方略，空前繁荣的对外交流等诸多合理因素。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涵对于当前中国崛起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文化资源。
一、礼法兼备、刑德并用的政治文化
西汉时期，鉴于秦政之弊，统治者寻求治世之道，自高祖至宣帝，在创新与思变中对各家政治文化取舍、整合，形成了“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不仅塑造了大汉盛世，而且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政治文化模式。
（一）文景之治――无为与刑德并用
西汉前期，鉴于秦朝暴亡之教训，自高祖至景帝皆以道家“黄老之学”为治世之指导思想。一方面将道家之无为与儒家之仁德结合起来，为政温和，与民休息。奖励农桑，实施轻徭薄赋。高祖废除了战国的“十税一”和秦王朝的“秦半之赋”，文帝在其二年和十二年两次“除田租税之半”，采用“三十税一”，使之遂成为汉之定制。自文帝前十三年至景帝前元年十三年甚至全免田赋，事事以无烦扰百姓为宗旨，务仁德以化民，百姓几无田赋徭役之苦，经济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将无为与刑德并用，用儒家礼仪制定规范，同时又注重法律在统治中的作用，坚持约法省简，务在安民。刘邦入关中时曾经“约法三章”，后又命丞相萧何根据秦律制《九章律》，约法省禁，对秦律中严苛之处予以废除。高帝时废除“族刑”与连坐之法，汉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废“挟书之律”高后元年（公元前187年）再次重申“除三族罪，妖言令”，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下令“尽除收律、相坐法”，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因淳于意之女堤萦上书救父，废除肉刑。无为与刑德并重之下，使人知耻自重，人心安定，人给家足，国力强盛。
但黄老思想治世之弊渐已体现，对内造成诸侯割据，势力膨胀，对中央产生离心倾向，最终导致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产生“吴楚七国之乱”，对外一味无为退让，使匈奴在边境不断侵扰。无为之政治虽然对于恢复秩序、发展生产有积极作用，但并不足以成为长治久安之道，统治者必须在各种思想的整合中寻求新的治世之道。
（二）汉武盛世――尊儒尚法、儒法并立
汉武帝时期是西汉政治文化模式的形成期。元光元年（前134年），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主张，以儒学作为封建国家的统治思想，兴太学、尊儒术，以教化人心代替了思想钳制，这是治国方略更加成熟的标志。但武帝更重视的是董仲舒的“大一统”理论。加强中央集权，打击地方割据势力，加强军队建设，北击匈奴，并且收复了周边许多少数民族的区域，统治版图得到扩张。
另一方面武帝汲取了董仲舒思想中的德刑兼顾理论，“刑者德之辅，阴者阳之助”，“庆赏刑罚，异事而同功，皆王者之所以成德也”，重用法术之士，以整顿吏治、抑制豪杰、打击游侠。御史大夫张汤奉命与中大夫赵禹共同修订法令，将法律细致化、条文化，“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2]1101使法网空前严密。在汉武帝时代，“阳儒阴法”的治国策略已经初步形成了。
但是汉武帝在政治实施中偏重霸道刑罚，致使刑德失衡。征和四年，汉武帝颁布了《轮台罪己诏》，对以往之行事表示悔悟。他在诏书上说：“囊者，朕之不明……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2]3913《轮台诏》标志着汉武帝统治政策向德治的偏转，为政开始转向宽松温和、轻徭薄赋、力农富民上。
（三）昭宣中兴――霸王道杂之
昭宣时期，在继承武帝政策基础上进行改造，宣帝“霸王道杂之”的提出标志着西汉政治文化模式的正式确立。
汉昭帝时期，以霍光为首的“宽厚长者”与以桑弘羊为首的“深酷用法者”于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围绕盐铁专卖这一经济问题展开论辩，这是儒法思想在政治层面上的一次对决，亦是对前代政治得失的总结。主德治者认为“礼用敬明，不从者，然后等之以刑”，先礼后法；主法治者认为“令严而民谨，法设而奸禁”。主德治的贤良文学占据主流，沿袭武帝轮台诏所推行的与民休息的政策，使昭帝时期生产得到发展。汉宣帝时期正式提出“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宣帝一方面劝课农桑，鼓励生产，限制土地兼并，减免赋税；另一方面多用文法吏，一改武帝任用酷吏的局面。同时设置了“廷平”一职，专助廷尉决断疑案，平冤狱。把武帝开创的“阳儒阴法”的治国策略发展成了真正成熟的模式。“霸王道杂之”的模式下，一方面施行儒家王道“轻徭薄赋”的政策发展生产，用儒家思想进行道德教化，并用儒家礼制维护社会等级秩序；另一方面继承秦朝律法中的大部分内容，用法家霸道的法术刑名治理国家。这种措施使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政治也比较清明，因此迎来了“昭宣中兴”。
自汉以后，中国的统治者都不同程度地借鉴“汉家制度”以强化其统治。唐太宗之“文武之道”；宋太宗之“宽猛得中”；明太祖之“文武相资”；清雍正之“宽严相济”皆是沿袭了汉家的经世之道。以“人治”为前提，礼法兼备、德刑并用，体现出德治和法治的融合统一。史学家吕思勉认为“汉家制度”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意义重大：“宣帝所谓霸，便是法家；所谓王，是儒家；以霸王道杂之，谓以督责之术对付官僚，以儒家宽仁之政对待人民。质而言之，便是‘严以察吏，宽以驭民’，这实是最合理的治法。”[3]汉代王霸并用之道开中国百代政制之规模。
二、统一与多元相结合的思想文化
汉朝鉴于秦朝实行学术专制的覆辙，采取包容自由的文化政策。汉初竭力使诸子百家从秦始皇焚书的灰烬中复兴，政府在官学广立诸子学说，并恢复秦初的七十博士。武帝时虽“独尊儒术”，但并未“罢黜百家”，《汉书・艺文志》序云：“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2]1701武帝时期打破文化的地理畛域，融汇秦文化、楚文化和齐鲁文化等区域文化中的精髓，形成了具有统一风貌的汉文化。同时亦形成了以儒学为正统，兼具各文化之长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统一与多元相结合的思想文化对后来的历史文化发生了规范性的影响。
一方面重视书籍收集整理，广开献书之路。刘邦时萧何即收秦丞相御史的律令图书，收存图籍；惠帝时又除挟书之律，武帝时，诸子百家的典籍逐渐汇聚，《汉书・艺文志》列出了儒家有五十三家，836篇；道家37家，993篇；法家十家，217篇；名家七家，36篇；墨家六家，86篇；纵横十二家，107篇；杂家二十家，403篇；农家九家，114篇；小说十五家，1380篇[2]1701。这是中国文化在“秦焚”后重新搜集、整理、恢复的重要历史时期。
另一方面重视文化的整合与创建。打破了学派壁垒，广开言路，“悉延百端之学”。秦时失意的儒家学说，崭露头角，向政治领域和学术文化两方面发展；法家学说以其权术势的实用，受到政治家的青睐；论辩之风盛行，形成了继先秦之后学术界再度活跃的局面。同时打破了文化的地域界限。吸收了西周的礼乐文明、秦的尚武进取、楚文化的绚烂浪漫、齐鲁文化的典雅凝重，从而形成了具有包容型、整合型、进取型的文化特色。
汉文化在制度、法律、朝仪等方面，承袭了秦制，但扬弃了秦朝的专制主义。惠帝四年“除挟书律”，吕后元年“除三族罪”，黄老思想、儒家学说、法家主张得以自由议论争辩。汉人承袭了秦人的尚武习俗和进取精神。秦人“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的同仇敌忾与汉人大呼“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英雄气概一脉相承。汉武帝《求茂才异等诏》“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这种积极进取的精神感召着汉代的士人大夫们，“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的建功立业精神、好高尚义、轻死重气的气节品格在大汉放出光彩。
在文化艺术上，汉承袭了楚文化的楚声和浪漫色彩。长安的宫廷里早已舍弃了秦之音，盛行着楚歌、楚舞。在清越的楚歌声中，诞生了“铺采文，体物写志”的汉大赋，那包括宇宙，总揽人物，状物写貌，铺陈百事的鸿篇巨制呈现出雄浑瑰丽的大汉气象。如李泽厚所说：“汉代艺术却更突出地呈现着中华本土的音调传统：那由楚文化而来的天真狂放的浪漫主义，那人对世界满目琳琅的行动征服中的古拙气势的美。”[4]
在学术思想和文化教育上，西汉文化还融合了齐鲁经学文化。齐鲁之地兴礼作乐，号称“礼仪之邦”，并研修儒家经典甚兴。“汉兴，言《易》自淄川田生；言《书》自济南伏生；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燕则韩太傅；言《礼》则鲁高堂生；言《春秋》于齐而胡毋生，于赵则董仲舒。”[2]3593汉时，自高祖至宣帝，颁行以实关中的移民政策，齐鲁名儒从关东迁徙至长安，带来了齐鲁儒家文化的传播与交融。尤其是在汉武帝设置五经博士和兴办太学之后，齐鲁之学影响更大，由区域文化而逐渐影响到全国，儒学取得了法典性的地位，上升为主流文化，并逐步成为“经学”。儒家的仁德观念成为中华民族认同的价值观念，对中国传统文化范式的建立，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西汉关中正是吸收各种文化之精华，从而形成了具有包容型、整合型、进取型的文化特色。因其京畿之地，关中文化一经形成便具有强劲的辐射力和深远的影响力。它同地方文化不再是平行关系，而是统驭关系。文化思想、文学风尚也以长安为中心向地方传播、扩散。儒学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核心，经学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同时儒、法、道交融，多种文化形态依然并存。西汉文化不仅是三代、春秋、战国文化的发展，而且完成了一个新的综合与创造，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自此后，中国文化的风貌大都没有脱离这个基础的规范。
三、举贤任能的人才方略
人才关乎国家之兴亡。西汉重视人才选用和人才培养，改变前代官吏贵族世袭之制，进行选才、育才制度改革。在选材上，实行察举制和征召制，扩大选才范围，并形成了以德御才，延揽百端的人才思想。在育才上，兴办太学，提高人才质量，拓宽人才选用途径。举贤任能的人才方略，为西汉关中崛起提供了人才资源，是关中长治久安的重要因素，对后世亦产生重大影响。
（一）征召察举――西汉选才的标准、方式及其价值
西汉对人才的选用是自上而下的征召制和自下而上的察举制相结合。帝王征召始自高祖。在建国之初高祖即发布求贤诏书，求天下之“其有意称明德者，必身劝为之驾，遣诣相国府，署行义年。”[2]71这道诏令明确提出了人才的标准即明德。汉文帝三次下诏要求举荐“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文景之治时期人才选用标准亦是专务德政。武帝即位后，自建元元年至元封五年（公元前140―前106年），六次大规模征召人才，依然沿袭以德统才的人才思想，同时能够根据当时“名臣文武欲尽”的现实因时制宜。元封五年下诏“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不拘一格选用人才。武帝用人没有年龄、学派、家世限制，唯才是举。申公几近八十而安车蒲轮征召，霍去病年仅18而为侍中；学派中有法家者张汤，黄老之汲黯，纵横之主父偃；论身世，“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2]2633正如司马迁赞曰“博开异能之科，悉延百端之学，通一伎之士班得自效，绝伦超奇者为右，无所阿私”[1]3224。武帝时代汉代人才思想成熟，不仅以德统才而且能够延揽百端、唯才是举。
西汉时期创立了新的选官制度――察举制，即依靠丞相、御史、列侯以及地方官员，选拔在道德、品行、才能方面符合当时需求的人才入朝为官。汉武帝时期，察举人才的标准、科目、数额、时间等有了更为明确的规定。察举的科目主要有：孝廉、茂才（秀才），察廉（廉吏），光禄四行（质朴、敦厚、逊让、有行），贤良方正等。以德为主的有：孝廉、方正、质朴、敦厚等；以法为主的有：明法科；以才为主的有：治剧、勇猛知兵法、阴阳灾异等。察举制将有才能之人纳入仕途，为国所用，扩大了选官范围，提高了人才质量，改变了官吏结构；其次在选材标准上以德为先，兼具才能，在实行的过程中将荐举与考试并行，根据成绩量才授官，逐步建立比较完备的选官制度。
（二）兴办太学――西汉的人才培养方式及其价值
西汉武帝时期，采纳了董仲舒之建议“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建立了人才培养制度，以育才来保证选士。太学生选拔自民间仪状端正者，接受五经博士的训导。武帝时初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昭帝时增至百人，宣帝末增达两百人，成帝末增至三千人。太学以讲授儒家经典为本，《汉书・艺文志》云“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2]1723太学教习儒家伦理道德，同时兼治安邦之道。弟子受业一年，经课试射策合格，即进入仕途为国效力。西汉太学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明确记载的官立大学，培养了大批贤才，为官吏选拔提供了储备和保障。太学将儒家经典纳入教育体系，推动了儒学的传播与普及，为儒家成为主流思想奠定了基础。太学在培养人才时以德政贯穿其中，对人才的要求不仅具有儒家之忠孝仁义伦理道德规范，而且具有治国安邦之道。以德统才的人才标准得到逐步规范，由儒生而官僚的文官政治体系初步创建。
四、空前繁荣的对外交流
空前繁荣的中外文化交流是西汉关中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丝绸之路”“南海道”“身毒道”的开通，加强了关中地区与异质文化的交流与沟通。西汉都城长安融合了中亚、印度等异域文化，开始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大都市。
张骞出使西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封闭走向开放，他打开了通向世界的大门，被司马迁称为“凿空”。武帝建元三年，张骞率百余名随从出玉门关，越葱岭至大宛，又经康居抵大月氏。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先后到达乌孙国、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等国。从此，中西交通线正式开通，西汉与西域及中亚以至欧洲地区的友好关系迅速发展。
汉武帝时期，还开通了“南海道”，加强了“身毒道”的往来。“南海道”经过越南抵达南海诸国和印度，是一条“海上丝绸之路”，沟通了西汉京师长安与南海诸国的直接交往。“身毒道”是由四川经云南到印度的道路。在汉之前这条道路上即有民间贸易，汉武帝时期对其又有开拓，《西京杂记》载：“武帝时，身毒国献连环羁，皆以白玉作之……自是长安始盛饰鞍马，竞加雕镂。”[5]作为与东南亚及南亚等地区交流的通道“身毒道”，在汉武帝时不断疏通与加强。
“丝绸之路”“身毒道”和“南海道”的开通，打破了东西方文明的隔离状态，西汉王朝与异质文化发生碰撞与交流。汉朝向西域输出丝绸、漆器、冶金技术、养蚕技术等，丰富了西方人们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生活。同时域外文化也进入到京师长安，长安社会中逐渐形成一种崇尚外来文化的“胡风”。关中饮食结构发生变化，葡萄、石榴、胡桃、西瓜、甜瓜、黄瓜、菠菜、胡萝卜等食物传入，扩大了饮食来源。幻术、寻撞和印度乐舞等传入，丰富了西汉百戏表演艺术，不但颇受西汉王公贵族们的喜爱，而且还发挥着一定的外交作用。
文化交流开阔了视野，改变了汉朝人的世界观，人们从先前模糊的“荒服”概念逐渐认识到域外世界的丰富多彩，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接纳了世界，中西交流的序幕正式拉开。开放带来了宏大的中外文化交流规模，当时世界上文明的主要中心罗马帝国、安息帝国、贵霜帝国，皆与汉建立了交流关系。出现了中国与西域各国使者往来“相望于道”的繁荣局面。通过相互交流，双方既吸收又输出，不仅有力地促进了自身文化的繁荣发达，而且大大推进了世界文化的发展。
丝绸之路在后代不断被开拓，成为沟通东西文明的重要桥梁和通道。唐代迎来了贸易最繁荣、文化交流最活跃的全盛时代。东罗马、阿拉伯半岛、印度、波斯等国都和唐王朝通过丝绸之路建立了友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
丝绸之路在当今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中仍然发挥着重大的作用。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访问中亚四国时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东连亚太经济圈，西系欧洲经济圈，建构“世界上最长、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加强地理上彼此相连的国家和地区物质与精神的相互交往、交流、合作、互动。这是一项具有全球视野和前瞻性的战略，对开创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促进世界和平发展，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文化是民族精神之根，是活力和灵魂。探寻文化的根源与精义对于民族的发展与重塑具有重要意义。西汉关中崛起对当前建设颇具启示意义：在政治文化上，民为邦本，应以“人治”为前提，礼法兼备、德刑并用，将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融合统一；在思想文化上采用自由的文化政策，广开言路，坚持统一下的多元文化，建构包容型、整合型、进取型的文化特色；在人才观念上，贤明具有责任感和忧患意识的领导是文化发达的有利保证，科学的人才培养方式和选拔制度是文化发展的基础；在对外交流上，开放是文化繁荣的根本途径，加强与异质文化的沟通和融合，使一带一路再放异彩。我们应汲取前代历史文化的精髓，复兴合理内涵，使古老文明与现代意识交相并存，再造辉煌。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吕思勉.中国政治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2.
[4]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
[5]刘歆.葛洪集.西京杂记.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