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霸权兴衰的辩证紧张
在世界政治中，衰落是个十分复杂的概念。它可能是绝对的，即是对自身的衡量结果；也可能是相对的，它是与外部力量比较的结果。一个国家的衰落，既可能是其外部力量不断强大导致的，也可能是其自身不断腐败造成的。中国的清王朝从盛极一时的帝国败落成倍受凌辱的弱国，更多的原因是自身的腐朽。按照历史学家霍勒斯·沃波尔的看法，英国“从一个强大的帝国衰弱成一个像丹麦或撒丁那样无足轻重的小国”，是因为外部力量特别是美国的崛起和殖民地民族主义兴起造成的。但是，不管怎么说，衰落总是相对于别国优势地位的丧失。“衰落现象”往往会造成国际秩序的变化，进而导致新秩序的产生。它一般而言是“无序—有序— 无序”辩证循环的先决条件。然而，判断一个国家的“衰落”与认定一个国家的“ 崛起”一样是相当复杂的。除了衡量“衰落”、“崛起”的各种指标以外，这两个概念还包含着“相关的心理预期”，这种预期往往造成负面的结果。譬如西方人认为苏联“衰落”了，便顺理成章地判断俄罗斯的所有行为都不具有敌意了。相反，他们认为中国“崛 起”了，就自然地判断中国有“扩张”的企图。导致“衰落” 的因素不仅仅是实力的变化和所谓“霸权的转移”，“软力量”的作用同样是巨大的。所谓“软力量”就是思想和对利益得失具有重大影响的规则。海湾战争结束后，挟胜利之威风的美国总统布什“硬力量”可谓登峰造极，但在竞选连任时却仍未能免于“衰落”。耐人寻味的是，苏联在冷战中不敷为继而终致崩溃，而许多美国学者得出的结论却是美国的衰落势不可挡。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写道：美国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例自1945年以来一直很自然地下降着。但在过去的几年里，美国下降的速度超过了它所应该下降的速度”。戴维·卡利奥则认为：“由于经济的过度扩张和管理不善，相对衰落已开始变成绝对的衰落”。[10] 二霸权的衰落：概念
西方社会要阻止这些分配联盟势力的增长是有极大困难的。政府要摆脱这种压力的办法要么是进行干预和征税，要么是提供有选择性的刺激如补贴。随着政府能力的下降，社会就会越来越陷入僵局和无效率状态。奥尔森在《国家的兴衰》中对西方社会利益集团瓜分公共物品进而导致社会僵化、国家衰落的现实和前景表示极大的忧虑。但是，毫无疑问，奥尔森在忽视许多“超理性动机”和“文明传统” 对社会集团成员伦理、行为影响的同时，显然也没有太在意现代法律的某种独立性及其对社会利益集团的制约。此外，奥尔森从理性选择角度的分析过于偏重市场的 “理论层面”，却忽视了市场的“实践层面”。从理论上说，较多的竞争，即大量的利益集团存在会带来较少的公共物品和社会福利。在市场实践中，往往是竞争带来较多的公共物品的效率。这个理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预先假定了公共物品。公共物品在奥尔森的理论中变成了固定的、想当然的东西。但是，在现代社会，有许多重要的有益于政治的公共物品却不是想当然的，是需要公众来定价的。比如我们能把空气预定为公共物品，但无法把“清洁的空气”预定为公共物品。哪些物品能够被进一步确定为公共物品，这往往是一个政治参与过程。有些物品是经过利益集团的交涉、冲突和讨价还价后才成为公共物品的。利益集团的这种在市场和政治中间的活动客观上会刺激效率的提高。以上几个近几年在西方学术界颇为流行的理论，虽然都有缺陷，但确实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指出了“美国衰落”的根源。进入70年代，美国的实力已大不如前了。世界变得更具有竞争性，也更复杂了。冷战终结以后，一方面世界相互依赖的程度在加深，另一方面民族宗教及文明的差异性也在加大。当年卡特政府一上台，就为美国的前景描绘了一个不那么令人乐观的局面：①一个正在兴起的全球性经济，它的管理有赖于加强体制上的合作，承认国内国外利益间传统界限的日益模糊，现实要求用分离和独立的方式来看待各种问题；②日益发展的有形的相互依赖，反映了世界资源、人口、地理（海洋、空间、太空）和社会（恐怖行为、核扩散等）的关联性；③美国的实力日益衰退；④重要行为者增多（包括跨国公司，跨政府的杰出人物等）；⑤军事力量的可利用性日益减小；⑥公众对政府日益丧失共识和信任。[27]在这种现实条件下，管理国家的难度日益增大，对现实的洞察力变得更加宝贵。相反，政策及战略失误的成本骤然增大了。基辛格在 70年代末就承认，让美国成为一个普通国家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虽然美国正日益成为一个普通国家；美国不能只是为了维持力量均势而在世界上继续有目的地存在下去，除了维持力量均衡，还要推广美国的观念和价值。[28]基辛格利用东西方缓和之机，在美国的霸术中引进了“软力量”。在过去半个世纪，美国一直是世界头号大国，而今天正如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B·赖克所说：“看来明白无误的是美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正要与别国分享权力，美国当经济霸主的日子无疑已经过去了。” [29]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在争夺世界领导权的竞争中，美国还没有到拱手让人的时候。美国仍是世界上最有实力的国家。虽然欧洲和东亚作为两大力量集团正在崛起，也确实对美国构成一定的挑战，但美国也正在以某种方式从这两个日益自由化日益开放的市场体系中获利。这两个市场集团对美国的市场资金的需求也在增加。约瑟夫·奈、塞缪尔·亨廷顿、亨利·R·诺这些“新生代”战略家，反对“美国衰落论”。亨廷顿认为，热衷于证明美国衰落是无济于事的，重要的是指明美国正在面临哪些威胁和挑战，进而指出美应该怎样行动才是有意义的。美国的力量虽然下降了，但它并没有失去行动能力。今天美国面临的威胁不止在经济领域，更主要的是在文明方面。[30]
亨利·R·诺对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支配地位念兹在兹。他认为，美国的实力来源于自由价值市场规则，只要自由价值和市场规则还有生命力，美国的实力就不会衰落。关键是美国确定什么样的国家目的以及采取怎么样的政策才最符合自由价值和市场规则。如果说美国的实力在近些年大不如前了，那恰好证明美国采取的政策有问题。同亨廷顿一样，亨利·诺也主张与其证明霸权转移不可避免并将导致冲突，不如研究美国应采取何种政策选择以加强在未来的影响力更有价值。他的理论与新现实主义只着眼于力量和财富的循环不同，它更关注国家组织形式即政治共同体，认为政治共同体的性质决定着财富的增长，换言之就是国内民主政治和国外市场竞争就能够导致繁荣。大国兴衰并不完全是由于经济增长和技术变化不平衡的结果，政策选择对世界发展的影响有时会超过力量均衡的变化，自由竞争的国际市场也是一种影响兴衰的无形力量，它越来越形成一种影响机制并以其巨大的灵活性影响着国家行为。但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美国采取有效的政策并促进世界各国保持市场开放，避免保护主义；维持国内价格稳定，防止汇率急剧波动；鼓励国内市场的灵活性，按国际竞争规则重新配置资源。在亨利· 诺看来，美国完全没有必要感到悲观，因为美国的民主价值及其政策是能够有所作为的。这就要求美国不但不能削减它在国际上的作用，相反要继续为此付出代价。他认为，1944年7月在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召开的联合国经济会议上所达成的经济政策由于未能注意到各国国内政治差异，未能排除保护主义进而也就未能建立开放的有效率的国际市场。这使得美国的力量无法发挥。从1947—1967年，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使欧洲各国采取了新的经济政策，促进了贸易自由化，促进了资本、商品和劳动的自由流动进而使西方资源获得了有效配置，结果促进了稳定和增长。1967—1979年，美国和西方国家放弃了自由经济政策，凯恩斯主义财政和货币政策开始统治各国政府决策，国内市场受到干预，贸易自由化遭到阻遏，因此出现了危机和震荡。而从1980年至今，在亨利·诺看来，由于美国实行并促进了降低通货膨胀、减少政府干预和贸易自由化政策，再次促成了“西方的繁荣”。但是后来，美国的这些政策又遭到了挫折， [35]更具有“国家主义”色彩的国会剥夺了政府预算和贸易政策的领导权。这种理论已把宝押在了世界市场和政府政策上。而要实现这一点，就要建立一个开放、稳定和增长的世界市场，这包括三个必不可少的要素：①以适当的凯恩斯主义财政和货币政策促证国内价格、汇率的稳定；②减少贸易壁垒，促进贸易自由化，利用竞争机制有效利用国内国外资源；③政府避免对市场进行非经济干预，促进劳动力灵活流动，资金得以有效利用。亨利·诺认为，西方国家可以形成政治共同体，只要它们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宏观经济政策上协调一致，“西方的繁荣”就可望实现，西方就可望继续支配国际经济秩序。亨利· 诺的理论无疑显得很雄辩，但是不乏理想成分。世界各国都在竞争自我利益，如此高难度的政策协调实非易事。此外，世界各国体制、文化属性、地缘政治战略均有较大差异，他所要求的理想竞争状态难以实现和维持。当然，按照美国的体制资源，如果这种状态出现，对美国的利益是最有利的。但也恰是因为这一点，它就不会轻易出现。这种“政治市场论”认为， 国家的目的不仅在于追求实力，还在于实现政治共同体，因此它既反对力量决定论，也反对财富决定论，更反对技术决定论。它将国际政治中的道德内容置于国家安全之上，进而将这种所谓的“道德政治共同体”强加于世界各国。罗伯特·奥斯古德写道：“一味追求与理想目标没有关系的国家安全，有可能会导致牺牲个人自由、社会目标以及另一些超然的价值；而安全之所以值得追求，原本就是为了这些价值”。[36]这种极端的理论甚至也遭到道德主义者的反对，查尔斯·克劳萨默认为，道德与生存的冲突要从整体角度评价，个人的自我牺牲是合乎道德，整个文明的牺牲却毫无道理，因此生存问题应当优先考虑，它是其他所有价值得以存在的基础。[37]因为政策选择可以承载较高的道德目标，但政策实施则必须取决于现实世界的条件，世界政治的现实将使道德政策遭到扭曲，这正是“世界政治的历史趋势” 的内在作用。[38] 三余 论 以上我们分析了近些年美国学术界流行的几种理论。我们从这些理论中可以发现，不管是支持“衰落论”还是不支持“衰落论”的，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对美国霸业的忧虑。衰落与崛起是相对的，是比较而言的。但是衰落与崛起的事实对国家政策有着重要的影响，政策选择反过来又直接影响国家实力。
进入80年代，由于实施了改革战略、中国摆脱了文化大革命灾难性的自我摧残，开始进行社会经济体制的改革与重建，经济和社会恢复了增长与活力。中国的经济增长和体制变革是相互关联、彼此促进的过程。一方面，中国对已明显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社会体制进行了坚定的变革和制度创新，另方面逐步冲破自我满足的思想文化体系，摆脱了冷战意识形态思维，为适应体制转型的文化创新准备了条件。中国十多年来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和实力的增强令西方战略界若芒刺在背。主张“围堵中国”的理论成为报章杂志的抢手货。许多现实主义战略家如布热津斯基则主张西方应加速促进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尽量使中国成为“全球强国”而不是“全球问题”。新自由主义战略家如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等则看到美国“实力霸权”大势已去，再无力支撑，转而暗示政府注意掌控国际经济秩序的新规则，以控制国际经济的“规则枢扭”，促进合作，重建优势，再塑霸权以因应新兴的挑战。在21世纪即将来临、我国正在进行社会转型而国际环境相对严峻的历史时期，选择怎样的国际战略，使国际行为角色与国家利益协调一致，确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注释：
[1]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纽约1987年版，第146页。
[2]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世界经济的政治学》，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1页。 [4]参见曼库尔·奥尔森：《国家的兴衰：经济增长，滞胀与社会僵化》，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5]参见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6] 亨利·诺：《美国衰落的神话》，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绪论。 [8]约瑟夫·奈“关于衰落的错误类比”，载美国《大西洋》月刊，1990年3月号。 [10]参见约瑟夫·奈“关于衰落的错误类比”，载美国《大西洋》月刊 1990年3月号。
[11]乔治·莫德尔斯基：《世界政治的长周期》，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第40页。
[12]威廉·R·汤普森：《全球战争》，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章。
[13]亨利·诺 ： 《美国衰落的神话》，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8章。
[14]赫伯特·斯坦：《总统经济学：从罗斯福到里根及其以后经济政策的形成》，纽约，西蒙和舒斯特公司1984年版。 [16]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以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2页。
[17]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 剑桥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4页。
[18]迈克尔·莫菲特：《震荡、僵局和焦土：里根经济学与美国霸权的衰落》，载《政治政策杂志》1987年秋季号。
[19]乔舒亚·S·古德斯坦：《长周期：现代的繁荣与战争》，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第357页。 [21]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剑桥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章。
[22]道格拉斯·诺斯：《历史上的市场及其他分配制度》，载《欧洲经济史杂志》1977年第6期。 [25]曼库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哈佛大学出版社，1965年版。 [27] 格拉海姆·艾利森和彼得·詹顿：《重构外交政策：组织性联系》，纽约，1976年版第45页。 [29]美国国会季刊社出版《社论研究报告》，1989年11月24日。
[30]美国《外交事务》1993年夏季号。 [32]罗伯特·A·达尔：《谁在统治？：一个美国城市的民主与权力》，耶鲁大学出版社1961年版。
[33]理查德·N·罗斯克兰斯：《贸易国家的兴起》，纽约，1986年版，第160页。
[34]约瑟夫·奈，“关于 ‘衰落’的错误类比”，载美国《大西洋》月刊，1990年3月号。
[35]肯尼思·奥伊等主编：《鹰的复兴：里根年代美国的外交政策》，波士顿，1987年版，第7页。
[36]罗伯特·奥斯古德：《美国外交关系中的理想与自我利益》，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444页。
[37]查尔斯·克劳萨默：《论核时代的道德》，载詹姆斯·沃尔西主编《核武器：伦理、战略与政治》，1984年版，第17页。
[38]约瑟夫· 奈：《理解美国的实力》载美国《外交政策》杂志1988年冬季号。 [40]拉尔夫·霍特利：《主权的经济层面》，伦敦，1952年版，第61页。 [42]尼克松文章《拯救和平红利》载美国《纽约时报》1992 年11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