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三种人”，是一桩说来复杂又评骘纷纭的公案。
《星火》是“第三种人”编辑出版的刊物。
二
“第三种人”的出现，始于一场文艺自由的论辩。
1931年年底，胡秋原主编的《文化评论》创刊。胡秋原自称“自由人”，在《阿狗文艺论》等文中宣扬“文学与艺术，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受到左翼理论家的批判，双方开始了针锋相对的辩驳。1932年7月，论战正酣，杜衡以“苏汶”的署名，发表了《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声援胡秋原。他指摘左翼文坛只要行动，不要理论；只要革命，不要文学；只要煽动，不要艺术。他打出“第三种人”的旗号。所谓“第三种人”，指属于不满左翼文坛并要自由创作的小资产阶级作者。“一般人则大抵解释‘第三种人’为国共以外的知识分子。”（胡秋原：《关于一九三二年文艺自由论辩》）杜衡的文章扩大了论辩的事态，招致左翼的大张讨伐，本来左翼与胡秋原的论战却转到了左翼与杜衡论战的“新战场”。
杜衡（1907-1964），原名戴克崇，常用笔名另有苏汶，浙江余杭人。上海震旦大学毕业，1926年开始文学创作及翻译。1930年加入“左联”。
1933年年初，“第三种人”的阵容有了变化。一是杨人进入了这一行列，二是韩侍桁卷入论辩的旋涡。
杨人（1901-1955），原名杨望d，广东潮安人。1925年在武昌高等师范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与蒋光赤、阿英等人开办春野书店，创办《太阳月刊》。1930年参加“左联”。左翼剧联成立后，担任第一任的党团书记。1932年夏秋，杨人曾去湘鄂西苏区工作。不久，杨回到上海，发表了《赤区归来记》《离开政党生活的战壕》，宣布脱离共产党。与此同时，又有《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一文，标举自己文艺观的改变：“无产阶级已经树起了无产阶级文学之旗，而且已经有了巩固的营垒，我们为了这广大的小市民和农民群众的启发工作，我们也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号召同志，整齐队伍，也来扎住我们的阵营。”不仅自命为“第三种人”，而且还要“扎住”“第三种人”的阵营，摆开阵势与左翼文坛分庭抗礼。
韩侍桁（1908-1987），原名韩云浦，天津人。南开中学毕业后，1924年去日本留学。1929年回国，曾在聊城山东省立第三师范教书。1930年到上海，参加“左联”。韩说：“1932年7月，杜衡提出‘第三种人’口号时，我还在广州，根本没有参与这个事情。”“但我有个想法却为时已久”，“我认为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对立的形势之下，并不是非此即彼，还有另外的道路，小资产阶级文学还有发展的可能。所以我赞成‘第三种文学’的主张”。（《我的经历与交往》）1933年上半年，韩侍桁先后发表《论“第三种人”》《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等文，全盘肯定了杜衡的文艺理论。
1935年年初，三人组建星火文艺社。5月5日，在上海出版了社刊《星火》。
“第三种人”与左翼的论争，迁延六年之久。七七事变之后，韩侍桁在重庆发表《“第三种人”的成长及其解消》一文，宣称在团结抗敌的新形势下“第三种人”不复存在。这个文化团体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后消失。
三
《星火》的创办，韩侍桁的回忆是：“1935年初，杨人、杜衡和我，还有一帮年青的朋友组织星火文艺社，想办一个刊物，那就是《星火》月刊。我们人手不多，也没有钱，我拿出二十元，杜衡拿出二十元，其他各人拿出四五元，才凑了一百多元作为本钱。以后据说社员每月得交三元的出版费。《星火》没有什么背景，不是专门针对谁的，也不是《现代》的继续。《现代》是商办杂志，《星火》就是我们几个人集在一起搞的，由上海杂志公司经营，每期只印二千份。这本月刊大三十二开本，一百多页，很不起眼，社上影响很小。出至第五期就蚀了本，卖出的刊物收不回钱。欠印刷所二百多元。印刷所上法院告了状要打官司，结果第六期出了一大张算是终刊号，就停刊了。它从5月创刊，前后延续了半年。”（《我的经历与交往》）实际上，《星火》共出八期，前四期为第一卷，32开本。1935年10月1日之后出版的第五期《星火》为第二卷第一期，开本改为16开，钱君甸设计封面。1936年1月第二卷第四期出版后停刊。《星火》存在不足八个月。
创刊号署名“本刊同人”的《前致辞》，申明《星火》是一个同人刊物。我们的同人“都是诚恳的为文艺而努力的青年”。之所以要创办这个刊物，是因为“我们看到，在目前这充满了黑暗的文坛上，形成了军阀割据似的局面的文坛上，并不是每一个诚恳的为文艺而努力的青年都能得到他应得的立足地。我们有创作的欲望，我们也都有发表的欲望，但是我们的作品是只配丢到编辑先生的字纸篓里去。我们知道也许自己的作品并不完全成熟，但我们也知道，即使是成熟的作品，要找到个发表的机会，也是像抽彩票一样的困难。在这种文坛已经被垄断的情况下，每一个有点自爱心而不屑于钻营逢迎的文艺青年，想要不消极，不灰心，便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有一个完全是自己的刊物”。
版权页上编辑兼发行为星火文艺社，杜衡、杨人、韩侍桁是刊物的中坚。
《星火》每期大体分为文艺短论（论言）、创作小说、诗歌、散文、小品、剧本、论文和翻译，显示了多样化的特色。创刊号小说七篇，多是凝视现实生活、关注下层民生疾苦之作：方之中的《庙祝老六》从侧面描写了农村破产；耶草的《太阳》表现农村大旱中新旧思想的冲突；徐转蓬的《室家》写一家人中父亲失业后妻和子失望的情态；刘飞的《八珍梅》写一个渔行学徒因为恐惧被解雇而抱病干活，以求生存；萍草的《猎人》写洋鱼充斥市场，渔民生活雪上加霜；流冰的《被祖国遗忘的人》写流落他国的华人想回归祖国而不能；辛尔的《五百番》写一个刚出狱的囚犯又被冤入狱。同期，有署名“编者”的《编辑室谈话》，对小说逐个点评，估计出自杜衡手笔。第二期《星火》又有他的《关于文艺创作的若干问题》（署名“苏汶”），指出创刊号小说艺术上的不足，并论及文艺创作的问题。他说：“人物没有一个是上层阶级的，尽是些农民、工人、学徒、渔夫、囚犯、流浪汉之类，描写的人事似乎也都离不了衰落或贫困。特别是农村经济破产一事，仿佛已经成为我们的新作家所一致的爱写的题材，就像若干年以前大家都爱写着男女青年的恋爱故事一样。自然，我亦是承认写下层民众的疾苦，是要比写三角恋爱有意义得多，但一旦成为风气，一方面是把文艺所描写的领域不知不觉限制得非常小，另一方面，用同一题材的许多作品难保不陷入一种刻板文章的恶习。尽有许多作者，他可以单单凭借着一些粗浅的概念，再参考几篇别人的类似的作品，而就能敷衍成章，照这样，创作的意义就完全失掉了。”道出了小说创作主题先行以及公式化、概念化产生的原因。杜衡强调：“文艺作品应该不单单是表现一个社会现象，更重要的，是要表现社会现象对于人的灵魂所造成的影响；不单单是表现某一种人的物质生活的状态，最重要的是要表现物质生活对于精神生活所造成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