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中国A股家族上市公司2009～2014年面板数据，从制度环境、政治关联角度对影响家族企业研发投入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检验。结果表明：用市场化指数、法律环境指数和金融发展水平衡量的制度环境与家族企业研发投入正相关，而建立政治关联不利于家族企业的研发投入。进一步分析表明，制度环境越好，政治关联对研发投入的抑制作用越强。
关键词：研发投入；家族企业；制度环境；政治关联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7.06.20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7）06-0091-05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Political Connection and R&D Investment of Family Business
REN Shuming， WANG Yanling
（School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116023）
Abstract：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Chinese listed Ashare family firms from 2009 to 2014，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R&D expenditure of family fir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political connections.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characterized by the marketization index， legal environment index， and financial development level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R&D investment of family firm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political connection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R&D investment. In addition， the inhibition effect of political connection on the R&D investment becomes stronger with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getting better.
Key words：R&D investment； family firms；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political connections
研l投入是衡量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指标，对于企业转型升级和持续健康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据2011年首份《中国家族企业发展报告》，我国家族企业研发尚不活跃，仅有37%的家族企业在2009年投入了研发。现有研究主要从家族所有权、家族管理权、家族权威等角度，对家族企业的研发行为进行了研究。传统代理理论认为家族企业是有长期导向的[1]，并倾向于更为创新的投资策略[2]。但是，近年来流行的社会情感财富理论认为研发投入会导致家族社会情感财富的丧失，从而导致家族企业降低研发投入[3，4]。
对于中国转型经济背景而言，仅仅从内部角度进行归因，存在一定的研究局限：大多数研究忽视了家族企业所处外部制度环境对其研发的影响。中国目前正处于转型时期，一方面，市场发展不完善，家族企业研发行为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风险；另一方面，政府主导的资源配置也使得家族企业面临严重的融资约束问题。这些都制约了家族企业的研发投入，但现有文献并未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面对正式制度的不完善，家族企业会通过建立政治关联等非正式制度缓解正式制度的不利影响，但是其集中的控制和治理模式，会诱导家族企业沉迷于政治关联的寻租收益，忽视进行研发投入等提高自身竞争力的能力培养，而学者并未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以2009～2014年中国A股家族上市公司为样本，深入探讨制度环境、政治关联对于家族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
1理论依据与研究假设
11制度环境与企业研发投入
制度环境不完善会削弱家族企业的传承意愿，进而降低家族企业的研发投入。企业进行长期投资的前提是可以持续经营。何轩等的研究发现，企业家对制度环境的不利感知会削弱他们的传承意愿，进而降低企业经营的长期导向[5]。目前家族企业已经到了交接班热潮，在制度效率低下的地区，企业的传承会受到制约，研发本身风险大，收益不确定性很强，家族出于保护社会情感财富，往往会采取更为保守的投资策略，减少研发投入。
人力资本市场不完善、人力成本较高，限制了家族企业的研发投入。在制度效率低下的地区，外部人力资本市场发展很不完善，代理成本较高，家族企业倾向于聘用更多的家族成员。相对于职业经理人，家庭成员缺乏具体的管理技能、知识和区分研发项目好坏的经验。面对研发人力资源方面的约束，家族企业会为了规避风险而降低研发投入水平。
金融市场不完善、企业融资难度较大，会抑制家族企业的研发投入。目前我国金融市场的市场化程度较低，政府掌握了大部分经济资源，并且通常会配置给国有企业，导致家族企业难以通过市场获取足够的资源。此外，家族企业出于对控制权的偏好，一般也不愿进行股权融资[2]，从而面临严重的融资约束问题。然而研发活动需要大量持续的现金投入，资金供应不足将导致研发活动中断甚至半途而废[6]。考虑到内部资金有限，而外部融资成本较高，家族企业会选择减少需要大量资金的研发活动，降低控制权稀释的风险，从而保护家族社会情感财富。 外部产权保护不足会削弱家族企业的研发动机，降低研发投入。研发活动风险高、投入大而容易产生技术溢出，如果外部产权保护不足，研发成果很容易被窃取而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导致企业研发积极性受到极大损伤。已有研究证明，产权保护与创新活动显著正相关[7]。现有研究表明，保持家族社会情感财富是家族企业的本质属性[8]，也是家族企业决策的指导原则[4]，而保护社会情感财富就必须保持家族的控制。产权保护不足，研发预期收益减少，而且一旦失败，企业可能陷入财务困境，而被迫让渡一些控制权给外部投资者，因此为了保持家族社会情感财富，家族企业会尽量减少研发投入。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1：制度环境与家族企业研发投入正相关。
12政治关联与企业研发投入
企业经常通过建立政治关联来缓解不利的制度环境对发展的阻碍作用[9，10]。然而目前学者关于政治资本对研发影响的研究并没有一致的结论，解决这种分歧的一种途径是考虑家族控制的影响。
企业建立政治关联，一方面可以通过信号效应和资源效应，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10]，从而促进研发投入；另一方面，可以为企业提供一定的产权保护[11]，降低研发风险，增强企业的研发意愿。但近期的研究发现，政治关联对研发投资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首先，为了与政府建立政治关联，家族企业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和资本，由于家族企业本身就面临较为严重的融资约束，寻租占用大量的生产性支出，对研发等实体投资活动产生“挤出”效应[9，12]。其次，拥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承担了更多的地方经济增长和就业的“政治包袱”[13]，研发具有投入大、风险高、收益不确定的特点，各地政府出于政治锦标赛，会降低对关联企业研发的支持。最后，拥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更容易获得特许经营权或者一些垄断资源，会更多地投资于风险低、市场稳定而又获利很快的项目，以求得资源的最大收益[14]。
家族企业与其他民营企业的控制结构不同，独特的治理模式和控制结构会导致家族企业对政治资源的利用不同。Chen等的研究发现，较为集中的控制模式可以降低信息泄露的风险，也可以降低协调各方利益的成本；同时，集中控制也可以使得所有者保有从寻租活动获得的私人收益，从而降低寻租成本，促进政治寻租[15]。家族控制权集中、信息不易泄露、所有权与控制权统
一、内部利益关系一致，极大地减少了利益协调的时间和成本，方便了政治寻租，家族企业也可以最大限度地保留寻租获得的超额收益。家族企业大多为风险厌恶，在传承和转型的重要时期，为降低风险，会更加沉迷于寻租带来的超额收益，进行低风险、获利快的投资项目，最大限度地利用寻租获得的政治资源使得家族财富最大化，而非进行高风险且收益不确定的创新项目。根据以上分析，提出研究假设：
H2：政治关联与家族企业的研发投入负相关。
13制度环境、政治关联与研发投入
在制度环境较差的地区，企业的生存更易受到威胁。如果企业拥有政治资本，为了生存，部分家族企业会利用政治资本提供的产权保护和资源加大研发投入。有研究表明，在企业绩效较差、生存受到威胁时，家族企业会提高风险承受能力，增大研发投入强度[16]，以期通过研发成功保证企业的生存，保护家族社会情感财富和经济利益。而在制度环境较好的地区，产权保护、金融发展水平均较为良好，家族企业受到的外部风险较小，也更容易在资本市场上募得资金，面临更少的融资约束限制，此时，建立政治关联更多是政治寻租，消耗大量的资金和精力，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挤出了可用于研发投入的资金。据此，提出研究假设：
H3：制度环境越差，政治资本对家族企业研发投入的抑制作用越弱。
2研究设计
21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参考现有文献，本文以如下标准定义家族企业：
（1）最终控制人可以追溯到自然人或家族，并且在研究时间区间内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实质变更；
（2）家族的持股比率大于10%；
（3）最终控制人必须是被投资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8，17]。
本文选择了2009～2014年A股家族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剔除金融类公司、上市时为国企后来改制为民营企业的公司、财务状况等有问题的公司、未披露研发支出的公司，最终得到3279个公司的年度观测值。家族持股信息、政治关联数据以及研发支出数据通过上市公司年报手工收集，其他财务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
22变量定义与测量
因变量。参考陈凌和吴炳德的研究[18]，本文以研发资金作为研发投入的代理变量，为了使数据服从正态分布，对原始研发资金数据做了自然对数处理。
自变量。
（1）政治关联。定义为虚拟变量，如果某样本企业董事长或总经理现任或曾任政府官员、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党代表，则定义该样本企业存在政治关联，虚拟变量等于1[9，13]。
（2）制度环境。用市场化指数、法律环境指数、金融发展水平3个代理变量来表示，分别来源于樊纲等编制的各省2009年市场化指数总体评分[19]、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指数评分[9]、金融业的市场化指数评分[19]。
控制变量。参考现有研究文献[3]，加入了家族所有权、盈利能力、公司规模、公司年龄、流动性、资产负债率、两权分离度等控制变量。其中，家族所有权定义为家族的持股比例；盈利能力定义为公司年度净利润与年末总资产的比值；公司规模定义为公司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公司年龄定义为公司创办至今的年数；流动性定义为流动资产与年末总资产的比值；资产负债率定义为长期负债与公司年末总资产的比值；两权分离度定义为家族对公司的控制权和所有权之差。最后，本文通过虚拟变量控制行业特征和年份特征对研究变量的影响。
3实证分析
31回归分析
由于本文数据为非平衡面板，可能存在异方差问题，因此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1。市场化指数变量、法律环境指数变量和金融发展水平变量系数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地区市场化水平越高，制度环境越完善，家族企业产权得到更好的保护，会降低风险厌恶水平，增加风险较大的研发投入。同时，金融发展水平较高，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更少，会有更充裕的资金进行研发投资，研究假设H1得到验证。 政治关联变量回归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均显著为负，说明家族企业建立政治关联降低了研发投入，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H2。这也表明，家族企业建立政治关联的目的并非是为了企业长期竞争能力建设，而主要是通过政治关系获得超额寻租收益。
为了进一步研究政治关联对家族企业研发投入的抑制作用是否因企业所在地区的制度环境水平而存在差异，将政治关联变量与3个制度环境代理变量的交叉项分别引入到回归模型中，对假设H3进行检验。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对交叉性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回归结果见表1中模型
3、模型5和模型7。交互项政治P联×市场化指数、政治关联×法律环境指数前面的系数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政治关联×金融发展水平前面的系数为
负但不显著，表明在制度环境越差的地区，政治关联对研发投入的抑制作用越弱，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H3。
32稳健性检验
本文通过以下稳健性检验来验证前述结论的可靠性：利用研发强度作为研发投资的替代指标进行回归，研发强度定义为研发支出与公司年末总资产的比值，同时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前后1%的winsor异常值处理，并进行Tobit稳健回归，回归结果见表2。从表2的结果可以看到，政治关联变量系数在模型1至模型7中均显著为负，3个制度代理变量市场化指数、法律环境指数、金融发展水平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政治关联与3个制度环境的交叉项均显著为负，与本文中31节回归结果保持一致，说明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是稳健的。
4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2009～2014年A股上市家族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制度环境、政治关联对我国家族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两者对于研发投入的交互影响。结果发现为：
（1）家族企业所在省份的制度环境与企业研发投入显著正相关，说明良好的制度环境可以为企业提供良好的产权保护、充足的资金来源，使得家族企业降低风险厌恶水平，加大研发投入。
（2）建立政治关联抑制了家族企业的研发投入，说明取得政治关联虽然可以获得产权保护，缓解融资约束，但是家族企业更多地利用家族控制的优势，花费大量精力和资源进行寻租，挤占生产性支出，取得寻租超额收益并保存于家族内部，而非投资于企业的能力培养。
（3）制度环境越差，政治资本对家族企业研发投入的抑制作用越弱。为了生存，家族企业在制度较差的地区，会利用部分政治关联的资源效应，加大研发投入。总体而言，政治关联作为一种非替代机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家族企业的长期发展问题，反而会使得家族企业沉溺于这种非市场策略，而忽视对自身竞争力的培育，对家族企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
根据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逐步完善市场制度，扫除企业发展的外部障碍，激励家族企业进行创新。
（2）改革资源配置方式，减少政府可支配资源，完善政府补助、项目扶持等创新激励政策体系，增加政策公平性和透明度，降低企业的寻租空间。对于企业来说，应从长期发展角度来考虑政治关联的利弊，科学地进行创新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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