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必备的法律素养，已成为现代市民特别是青年大学生立足社会的基本要件。然而，实践中源源不断的各类大学生犯罪现象，频频向我们告示：一年一度的“法制教育”课并未让学生们真正懂法，传统的法制教育模式走到了非改不可的尽头。
鉴于此，本文拟将从教育学和法社会学视角对我国高校法制教育的合理性改革予以多维度探索。 论文关键词：大学生，法律素养，法制教育，改革 一 从社会学角度讲，我国正在融入法治社会。
对置身于未来社会的任何一个人，是无法摆脱法律而生存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和加入WTO，所有市场主体都得遵循统一的规则或制度，在这种高度规则化的社会里，“法制手段”将越来越广泛地运用于我们的现实社会关系中。
这意味着，从个体人的日常生活行为到丰功伟业之创造，均离不开一定的法律知识或法律技能。当我们以审思发展和关切生活的态度来判断实践视域时，自然会发现，必备的法律素养，已成为现代市民特别是青年学生们立足社会的不可或缺的基本要件。
何为法律素养，简言之，是指认识和运用法律的能力或素质。一个人的法律素养如何，是通过其掌握、运用法律知识的技能及其法律意识表现出来的。
法律知识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制定法中关于规则的知识，即所谓的法律条文体系；二是法律学问中关于原理的知识，即所谓的法律原理或法律理论。一般意义上的学法、懂法，就是要求既熟知一些基本的法律条文，同时又掌握一定的普遍适用的法律原理。
而法律意识，它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是人们的法律观点和法律情感的总和，其内容包括对法的本质、作用的看法，对现行法律的要求和态度，对法律的评价和解释，对自己权利和义务的认识，对某种行为是否合法的评价，关于法律现象的知识以及法制观念等。” 良好的公民法律意识能驱动公民积极守法。
公民只有具有了良好的法律意识，才能使守法由国家力量的外在强制转化为公民对法律的权威以及法律所内含的价值要素的认同，从而就会严格依照法律行使自己享有的权利和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就会充分尊重他人合法、合理的权利和自由；就会积极寻求法律途径解决纠纷和争议，自觉运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就会主动抵制破坏法律和秩序的行为。另外，良好的公民法律意识能驱动公民理性守法，实现法治目标。
理性守法来自以法律理念为基础的理性法律情感和理性法律认知。法律意识，一般由法律心理、法律观念、法律理论、法律信仰等要素整合构建，其中，法律信仰是法律意识的最高层次，也是大学生法制教育的核心。
所谓法律信仰，就是人们对法律的无限信服与崇拜，并以之为行为的最高准则。“一个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生成相当重要，它是一个国家法治化的关键性要素。
正因为如此，伯尔曼的至理名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才会广为流传，成为所有崇尚法治的人们确信的一条真理性原则。”法律信仰是人们对法律的一种认同和依归，其实质是追求法律至上和法律统治。
只有信仰法律，才可能守法。法律作为公平、正义的象征，守法仅是法信仰的外在表现形式，守法精神才是法信仰的灵魂。
守法精神要求的是主体不仅遵守法律，更重要的是把守法内化为道义上的一种责任和义务，变被迫守法为自愿守法，由强制守法到良心守法，由他律守法到自律守法。 综观人类社会发展史，越是民主化和秩序化的社会，该社会场景下的市民对法律的崇尚和需求就越强。
这些市民之所以追求法律（规则）至上，首先是他们习惯于信赖法律规则；更重要的是他们有条件通过法律规则来保障自身权利实现的最大化和对政府权力控制的具体化。这是因为“法律规则是一种普遍、稳定、明确的社会规范，是一种公共权威，而非人格权威、特权威严及亲情，在调整社会向高层次发展中，能自动地排除或抵制偶然性、任意性及特权的侵害，使社会在严密的规范化、制度化的良性运动中，形成一种高度稳定有序的秩序和状态；其次，法律规则对人们的生活安排方面，它要求个人之间、个人与政府及组织之间有一种默契，一种自我调节的机制，这种‘默契’和‘调节机制’经法律的确定性配置后，能促成人类生活的高度和谐，予以人的自由与尊严最大化保障，让人有绝对的权力，不依赖于阶级或国家，设计的是一幅自由自在的充满人性关怀的生活模型。
”因此，要提升一个国家公民整体的法律素养，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是传授给公民法律知识和培育其法律意识乃至法律信仰；二是大力推进社会的民主化和法治化进程。 二 勿容置疑，作为造化育人的高等学府，主导性培育和快速提升青年学生的法律素养，是其参与社会现代化进程和塑造“现代型人才”不可推卸的职责。
然而，近年来一升再升的大学生犯罪数据，频频向我们告示：校园并不平静，大学生们的法律素养还十分贫瘠。广州市司法局的吴云南等同志对广东全省49所普通高校进行了调查，结果念人震撼，1981—1998年，这49所普通高校曾有违法和犯罪的学生626人，约占同期在校学生总数的干分之二。
浙江嘉兴市秀洲区人事劳动保障局两名公务员2003年4月3日下午在办公室里遇刺。警方确认，犯罪嫌疑人周一超时年22岁，是浙江大学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农学系应届毕业生。
原来，他在该区公开招考公务员中，已通过笔试、面试，但健康检查不合格，未被录用。因情绪悲观，产生报复念头，遂迁怒于人事部门的招考人员，最终导致行凶杀人。
2003年3月28日，在南京市浦口区检察院挂牌成立了全国首家大学生犯罪预防中心，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南京10所高校成为首批中心成员。之所以要建立这个“大学生犯罪预防中心”，是因为该院通过调查分析发现，2001年该区在校大学生的犯罪率比上年上升300％，2002年比2001年上升120％，并且还得出结论，大学生犯罪大多是因为不懂法。
面对这些触目惊心的大学生犯罪数据，能够予之以较为恰当的解释是：现行的学校“法制教育” 课，根本没有让学生真正懂法。正如“硫酸伤熊”案当事人刘海洋（清华大学学生）所言：“我们上大一就学了《法律基础》课，学了民法和刑法等，但我只知道猎杀野生动物违法，但用试剂烧伤动物园里的动物是不是违法就不清楚了……”从这段心语中，也许会让我们得到比“事件”本身更富有检讨意义的启示，我国高校的法制教育模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
也正是基于诸类现实而重大问题的近忧和远虑，笔者将进一步谈谈几点近期形成的关于“法制教育”合理性改革的思想积淀。 第
一、法制教育的认识定位要变革。 根据我国官方的有关文件精神及实践做法，学校的“法制教育”从属于“德育教育”，并没有自身独立的地位。
“法制教育”次第于“道德教育”的认识及定位是不大合理的，把法制教育视同为道德教育，事实上按照道德教育的套路来开展法制教育课，不仅难以达到法制教育的教育性，由此还将至使“法制教育”遭受埋没。正是受这种不合理认识因素的影响，长期以来，大大小小的高等学府里，很难看到独立的法律教研室，取而代之的是千篇一律的德育教研室，其结果是法制教育工作很难得到切切实实的开展。
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均系属于社会价值教育范畴，它们既有区别也有联系，从联系上讲，两者的目的同一的，都是为了培养适宜社会需求的“合格公民”；从区别上讲，道德教育重在净化人的内心世界，法制教育重在规范人的外在行为。我们说提升人的品质，应从思想和行为两方面塑造，益于采用法制教育与道德教育的结合，但不存在法制教育从属于道德教育或道德教育从属于法制教育的问题。
所以，法制教育的教育性发挥，需要建构一个属于法制教育本身的体系完整且地位独立的法制教育安排。 第
二、法制教育的师资队伍要优化。 法制教育是一项政治性、理论性、知识性、实践性很强的综合性教育，不仅要有明确的目标、规范的内容和相对稳定的教育渠道，而且必须有受过正规培训、具有一定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的法律教师队伍。
现行的所谓“法律教师”，不少为“半路出家”，甚至是从未接受过法律专业教育的政工干部，此番情景下“出炉”的“弟子”会有多少法律素养也就可想而知了。 高等学校的法律教师不仅要深谙学校教育规律和青年学生成长规律，而且要具备比较系统的法律学科知识和较高的法律素质。
不同的学校应根据自身条件，通过专、兼、聘等多种形式，形成一支具有相当水平的精干的专职教师为主体，同时聘请部分长期从事司法实务或法学教育工作的兼职教师为补充，整合组建地道、高质的法制教育师资队伍。 第
三、法制教育的内容设置要调整。 高等学校的“法制教育”是为了培养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法律信仰）和法律知识（法律技能），主要应包括法学基础理论、基本法律知识和法制观念教育。
通过法学理论教育，让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观点，在思想上树立起法律权威；要通过讲解和介绍宪法，使学生了解宪法是民主制度的产物，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念，树立国家主人翁意识；结合不同专业，有选择地向学生介绍一些部门法，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用法的知识技能和自觉意识。 目前，不同类别的所有高校，强行划一地以开设一门《法律基础》来应付“法制教育”，由于课时少，内容庞杂繁多，教授者，犹如蜻蜓点水，匆忙赶进度，只能是简单地进行一系列知识罗列和堆积；学习者，往往疲于应付，死记硬背，应付过关考试，师生都苦不堪言。
这显然有悖于“法制教育”的真实目的。法制教育的内容选择上，比较合适的做法是在不同类别的学校开设不同层次的法制教育课。
根据学生所在的学校类别、所学的专业及各校的侧重点需要，除进行宪法、刑法、民法等大法的一般性普及外，还开设一些与各校专业（行业）相关、与各类学生受体相通的法律课程，使“法制教育”贴近大学生的生活，融入大学生的内在性需要。 第
四、法制教育的实施方式要要改进。 高校法制教育，首先要遵循法制教育的特有规律。
法制教育是“认同”规范、“接受”规范和“消化”规范的教育，是培养自觉、自愿的守法精神和塑造体现民主、正义、效率、公平等现代法治理念的教育，依靠传统的枯燥无味的“课堂说教”事实上很难奏效，较适宜的是让学生在生动、直观的实践活动中感受为什么要遵守及如何遵守这些规范。法律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没有经过法律实践是无法真正学好法律的，适当沿用英美法系国家的“实践性法律教育模式”也无不可。
比如：运用启发式教学，让学生成为课程的主体，鼓励学生通过自己的思考和分析得出最佳的答案，老师不断提出问题，引出各种可能性，引导学生发现有关的法律规范、事实材料、及其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引导学生自己开动脑筋思索，这样学生掌握的知识就会更为牢靠、更加深入；又比如运用角色扮演、模拟案件等多样化安排，对真实或模拟的案例进行课堂分析和讨论，让更多的同学通过观察、评论、角色转换和辩论等方式，从中学到有用的知识，其优点是能让更多的同学参与案件的分析，容易从群策群力的多种方案中，鉴别、筛选、产生最佳方案，这种方法不仅能够使课堂的案例分析深入、实用，而且使学生之间的关系以及学生和老师之间的关系更加融洽，老师不再是单纯教育者和大案提供者，而是平等的案件参与者和学生的帮助人；再如打破课上与课下的界限，书本与现实的分割，开辟第二课堂教学，经常性参观监狱，旁听有关刑事、民事、经济、行政案件的审判活动，让学生在面对面的亲临感受和事实分析中自觉获得价值判断，以此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形成待人的态度和处理有关问题的方法……，等等。 另外，法律意识的自觉养成和法律技能的娴熟掌握，不是通过学一门《法律基础》课所能及的，也不是凭给某年级的某部分人上某门课程能做到的，对大学生的法制教育应贯穿于整个学习期间，不能断线，并且在不同年级要有不同的任务和重点。
当然，这要遵循一般的学校教育规律，不可能大学几年都开法律课，而要充分利用校园这一特定的文化传递空间，发挥各有关专业课程在进行法制教育方面的作用和功能，使学生在学习文化知识的过程中受到比较系统的法制教育。事实上，专业教育与法制教育的有机结合，更有利于学生“内在性”地消化与专业知识密切关联的、在学生的学习及今后的工作中真正用得上的法律知识，进而增加学生学法的实效性。
参考文献： 刘旺洪，《法律意识论》，[M]，法律出版社，北京，2002年版第49页。 黄松有，梁玉霞：《司法相关职务责任研究》，[M]，法律出版社，北京，2001年版63页。
韩世强，《资源再造：法治与德治及“第三力”》，[J]，宁波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
（3）：72-75. 资料均来自新闻报道。 王琳，《法眼看天下、杜绝“高学历法盲”》，南国都市报，[N]，200
2、
3、4. 浙江纺织服装学院职业法制教育研究中心·韩世强 陈秀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