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权力与责任的平衡。实行间接民主是现代宪政的基本制度形式。
现代宪政之所以未选择直接民主，是因为“它不仅面临规模难题，而且蕴含着暴政倾向”〔34〕（3页）。而间接民主意味着，“由人民的代表而不是全体人民自己亲自参加政治权力机构、管理公共事务，在人民的代表与全体人民之间就有了一个授权与被授权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存在使民主政治表现出责任政治的属性”〔34〕（4页）。
有权力就必然有责任，责任与权力是同一事物之一体的两面〔35〕（265页），任何权力都不能脱离责任而单独存在。要实现权力的清正廉洁，就必须建立起科学、完备的责任制度。
制约权力是责任的应有功能，实现责任与权力的平衡是宪政的重要目标之一。察各国宪政实践，责任与权力的平衡主要以如下方式实现：第一，法律赋予一项权力，必然同时设定相应的责任，确立责任法定原则。
第二，责任的轻重与权力的大小相适应，有多大的权力就须承担多大的责任，确保权责一致。第三，规定严格、高效的程序及时追究违法行使权力的责任，做到责任必究。
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责任追究的及时性，既实现了法律的正义，对受害者进行相应的补偿，又能有效阻却权力的违法行使，并真正实现责任与权力的平衡。
（3）权利的内在平衡。权利的内在平衡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权利与权利之间的平衡，二是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平衡。
关于权利与权利之间的平衡。实现权利与权利之间的平衡，主要通过如下方式：第一，确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严格说来，平等主要是一种程序性权利，表明任何人“都可从进入法庭、议会、公共机关和私营会社的公开论坛”〔30〕（13页），它不像自由权、人身权那样具有实体内容，而是权利主体享有同等实体权利的保障手段。平等甚至不能算是一项法律权利，更像是一项道德要求。
平等意味着，地位和资格大体相当，各权利主体享有的权利也应大体相当。而且正是平等，不断地维护各权利主体享有权利的“大体相当”，换句话说，正是平等不断地实现不同权利主体之间权利的平衡，平等是权利与权利之间的平衡器。
第二，对权利行使的理性约束。这种约束一般表现为权利的行使不得超越法律的规定，且以不损害国家、社会的利益和不妨碍他人行使同样的权利为限。
如我国宪法第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这又被称为对权利滥用的禁止。
对权利行使的理性约束，保证了公民各自享有权利在空间上的同时有效性，维持了一个国家范围内公民之间享有权利的整体平衡。第三，对弱势群体的特别保护。
托马斯·雅诺斯认为，“有一些人要求得到公民权利，他们组成各种社会运动和利益集团，因为他们往往被排斥于正式的民事活动和政治活动之外”〔30〕（57页）。这些要求公民权利的人实际上可被称之为弱势群体，他们在社会中居于少数地位，常常不能如正常人享有完全的公民权利，他们包括妇女、儿童、老人、残疾人等。
对弱势群体的特别保护一般是赋予弱势群体特别的权利或者对其原有权利进行更有效的保障，如制定妇女权益保障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残疾人权益保护法及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对于一般公民而言，这是只有弱势群体及成员才能享有的特权。
然而，正是这些特权使弱势群体得以与正常公民相抗衡，从而实现弱势群体的权利与正常公民权利之间的平衡。关于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平衡。
无论在西方国家还是东方国家的宪政制度中，“权利和义务的平衡完全受到忽视”〔30〕（6页）。强调权利而忽视义务，这导致在各国宪法学学术研究中“涉及基本权利的论述和诠释便大有汗牛充栋之观；相反，有关基本义务的理论研究，则相对受到偏废乃至冷落”〔36〕（236页）。
然而，“权利与义务是紧密相连的。权利的存在以义务的同时存在为前提。
社会若忽视义务，许多权利就决不会实现”〔30〕（93页）。实现权利与义务的平衡，理应成为宪政核心目标之一。
宪政制度下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平衡大体上通过以下方式实现：第一，法律设定权利的同时创设相应的义务，使义务具有法定性，同时使权利与义务具有同构性，在规范的层面上禁止只享有权利不承担义务或者只承担义务不享有权利现象的存在。这是具体的权利和义务在微观上的平衡。
但这并不意味着权利与义务的一一对应，而仅仅表征权利与义务之间存在着逻辑上的关联性，即“赋予一个人的权利在逻辑上至少需要有一个对他负有义务的他人存在”〔37〕（87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个人的权利必须以履行他本人的义务为条件，而只得说，他的权利必须与别人的应尽的义务相关联”〔37〕（89页）。第二，确立真正意义上的公民身份，实现权利、义务的普遍化。
在一般的意义上，除了前述对特殊群体赋予特权进行特别保护外，法律应以普遍的、不特定的、可辩认的个体作为主体来配置权利、义务，使权利、义务具有普遍的价值。这是在全社会范围内权利义务主体之间实现的宏观平衡。
第三，通过制定公正、有效的程序追究违背法定义务的法律责任，使相应权利得到补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