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卖方市场」还是「免费搭车」，似乎都在印证中国流行的「民主政治是昂贵的奢侈品」、「十三亿人搞选举的制度成本太高」的说法。其实不然。
麦克弗森和克鲁格曼决不认为议会主义是得不偿失，更不认为买票行为是无可救药。何况在考虑制度成本时，还应该把专制政体下权力被滥用的代价（包括所谓「学费」、国有资产的流失、冤狱赔偿、公民在日常生活中所受到的无以估计权益侵害、社会发展的停滞、民族创造力的压抑等等）加以计算和比较。
另外，有必要强调的是在现阶段，「信息技术革命」已经使降低投票成本、提高选民兴趣的反馈机制的形成和发展变得更有希望了。例如，电子信函、互联网的出现，必然会大大改善职业政治家与人民之间的思想沟通，有些国家和地区还导入了全民投票的电子系统设备，可以省略开票、监票以及统计选举结果的中间环节。
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考察民主政治，除了制度成本的忧虑之外，还有两个涉及效益的问题对于中国似乎具有特别的意义。一个是当下的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孰先孰后的问题，另一个是长远来看民主程序与国家机关的效率能否协调的问题。
关于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关系的处理，迄今为止在中国似乎已经形成了三点共识：第
一、在经济发展的层面，不管手段如何先把馅饼做大一些，然后再来考虑馅饼的公平分配问题。用汪康懋的话来说，就是敛财型（raise financial resource）改革无疑应该优先于分财型（allocate financial resource）改革。
第
二、在权力结构的层面，由于采取社会主义体制的各国面临着既要经济改革又要政治改革的双重任务，孰先孰后的决定就显得尤其重要；为了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打破既存的利益分配格局，国家必须拥有极强的决断力，而政治改革应该往后推。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把这个观点表述得很简洁明确，他说：「威权政府可能比民主政府能够更好地推行经济改革。
它们可能会更有能力抵制住公众的压力和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反对。」第
三、在意识形态的层面，强调市场主义，认为市场机制可以自然而然地导致理想的社会秩序。其具体表现是：哈耶克（Friedrich A.von Hayek）的脱离政治的自由理论在中国理论界备受注目，而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侧重自由与政治相结合的理论则近乎默默无闻；目前中国一些颇有影响力的学者都认为，新的政治游戏规则都可以从讨价还价、利益妥协的过程中形成。
我完全理解上述思想倾向的时代背景及其特定的实践意义，但是，不得不指出：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由于缺乏公平竞争和公平分配的制度条件，在「敛财型」改革中出现了有权有势的极少数人横征暴敛、中产阶层也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政治权力的现象，结果形成了暴发集团与下岗职工、破产农户之间的两极分化，以及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
新的既得利益者几乎垄断了所有资源，其能量之大使得触及他们切身利益的任何重大改革措施都难以付诸实施。在这种状况下，如果再不及时推行政治改革，那么国家合法性的基础就会分崩离析，社会转型就会功亏一篑。
至于对市场能自动提出并解决政治改革的期盼，更是一种历史浪漫主义的表现。因为市场是一种基于契约关系的调整机制，所以就认为市场的普遍化会导致对权力的限制──这种推论的最大误区在于忽视了经济性权力的存在和作用。
何况市场虽然可以创造财富并进行资源分配，但却无从实现再分配以节制贫富分化；发挥再分配功能的是国家，如果在这个方面出现了功能失调，那么政治改革就在所难免。 现在让我们再来讨论另一个问题，即怎样理解民主与政府效率的关系。
的确，「一言堂」在作出决定方面比「群言堂」更为快捷，而按照民主程序来协调不同利益集团的要求、争取多数同意，需要经过辩论、审议、妥协和表决等法定步骤，有时是会贻误机遇的。但是，在一般情形下，以长远的眼光来看，民主政治在增强效率方面至少有四大优点：
（1）经过民主程序的决定与当权者的专断相比失误的可能性较小，即使有失误也不会一错到底，比较容易得到纠正。显然，失误的减少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决策效率的相对提高；
（2）效率的基础在于公共事务的具体承担者的积极性和创意，而民主程序为职员个人的主体性参加和自我实现提供了更大的余地；
（3）民主程序的开放性使得决策机关变成「智能的竞技场」，使得政府以及政党必须而且也能够不断从民间吸收最优秀的人才和最新颖的建议。在美国，这种容许政府与民间自由沟通、出出进进的「旋转门」（revolving door）就是它发扬国力的凯旋门；
（4）作为民主程序重要组成部分的各种监督机制，特别是司法审查制度以及大众传媒的大胆揭露和批评也不断地刺激政府的进取心，不断地改善决策的透明度和质量。可见，关于民主会妨碍效率的命题只在非常有限的条件下才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