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频发的食品安全事故不仅使人的生命、健康受到威胁，而且给国家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安定带来干扰和威胁，在食品安全保障事业中推行行政问责制势在必行。阐释了行政问责制在食品安全保障事业中的现实意义，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措施。
论文关键词：食品安全；行政问责制；现实意义；完善 1 行政问责制在我国的发展状况 食品安全问题的频发，已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食品安全问题引发的行政问责风暴，有理由使我们更多的深入思考食品安全中的行政问责问题。
“三鹿问题奶粉”的问题，全国刮起问责风暴，大批官员因重大事故被免职。重大安全事故连续发生，问责风暴相继刮起；辞职、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面对问责风暴，问责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免职之后的官员究竟该何去何从?面对免了的领导，却免不了的事故，行政问责又该如何能有更好的效果? 温家宝指出，一些地方连续发生食品安全事件和生产安全事故，严重损害人民生命健康，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教训十分深刻。
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把食品安全和安全生产工作摆到重要的日程上来，任何时候都不能松懈，这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绝不能以损害人民生命健康来换取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
要强化行政问责制，出了问题必须严格追究领导责任。要加强公民道德、职业道德、企业道德、社会道德建设，在全社会形成诚信守法的良好环境。
要切实加强对食品研发、生产、流通、消费各个环节的监管，大力整顿食品行业市场秩序，坚决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确保食品质量安全，让群众屹得放心。 2 食品安全行政问责制的原因分析 2.1 体制障碍 社会主义市场机制不完善，造成政府无法及时的获得有效的监管信息。
(1)信息不对称是食品市场失灵的主要原因。市场主体——生产者、消费者、政府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由于食品与工业品不同，食品的质量具有隐匿性，其内在质量，如有无农药残留、有无违禁添加剂等有害物质，消费者单凭直观是无法判断的。
同时食品的伤害具有滞后性，一般来讲，消费者受到食品伤害后，其伤害症状不是马上表现出来的。而消费者受时间、精力和能力的限制，一般只能接受企业的声明、广告和宣传。
消费者与生产者相比，在食品质量信息方面处于劣势地位。
(2)政府与生产者之间的信息也不对称。从理论上讲。
政府作为监管者有能力检测食品质量状况，但是要检测获取食品质量信息需要成本。尤其是目前我国的食品生产企业小而多，据统计，全国共有食品生产加工企业44.8万家，其中10人以下小企业小作坊35.3万家。
在这样情况下，要获取完备的信息，需要高昂的成本。
(3)消费者与政府之间也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由于各种原因，政府一般不会把食品的质量安全信息迅速、有效地传递给消费者，消费者无法获取足够信息。
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生产者难以从改善产品质量中获益，因违反质量安全法规而受罚的机率又很小，作为经济人的生产者必然利用其信息优势地位，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这样的结果是食品质量难以保证，政府难以实施有效的监管。
2.2 我国行政体制中职、权、责不清 政府职能定位不准。目前，我国还没有从国家的层面制定较为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机制。
食品安全监管体制运行中存在明显的政出多门、职能交叉重叠、权责不明等问题，同时叉缺乏一个权威主体负责所有的食品安全执法。部门众多、分段执法的监管权分配的行政体制，不仅增加了食品监管执法成本，而且容易导致明显的执法漏洞，大大削弱了食品监管的有效性。
(1)党政之间的权责不清在党政官员之间，责任如何分配，带有一定的不可预期性。这种不可预期性与党政之间的权责不清相连。
(2)上下级行政机关之间权责不清如果需政府承担责任，到底是问到哪一级?需要几级政府来承担责任?在食品安全行政执法领域，上级部门委托下级部门行政执法的现象很普遍，上级食品安全部门能否因委托而免责?基层食品安全部门对辖区内中央直属企业、省属企业的监管责任到底有多大不明晰。
(3)食品安全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问的权责不清。目前的食品安全管理模式是分割的，由于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到位，部门之间权力的划分存在很多交叉、重叠之处，有利可图时积极行使权力，争夺权力，出了问题则互相指责，推卸责任。
3 完善食品安全行政问责的运行机制 3.1 健全食品安全管理行政问责的法律体系 行政问责是建设责任政府和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也是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需要依法实施。在什么情况下应当追究行政官员的责任，问责如何启动、由何人依何程序认定官员失职、官员究竟应当承担什么责任等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法律明确加以规定。
问责的依据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的相关规定。此外还有一些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
这些规范性文件不仅存在着法律位阶低、问责标准不明确等问题，而且在问责的主体、对象、范围、步骤以及责任形式和惩处力度等方面都不尽相同，缺乏统一性和科学性。 实践证明，为了使行政问责制成为一种长效机制，使行政问责制从行政性问责切实转变到法律性问责，应该在整合现有的法律、法规和条例的基础上，制定和颁布专门的行政问责法规，以法律的方式来使问责制法律化、制度化，真正使问责有制可守、有章可循。
加快推进行政问责制度的法制化进程，本文认为主要从两方面来推进：
(1)通过整合形成包括问责标准、问责程序、问责范围、问责主体、问责救济在内的，全国统一的，结合实际的问责法律法规。规范问责主体及其权力，确定行政问责客体，规定行政问责事由，明确行政问责方式，界定责任体系等。
(2)在追究公务员违法行政或不作为的法律责任时，必须经过具有法定事由并经过法定程序。这就要求问责主体在行使职权时，既要依据实体法，也要遵循程序法。
在行政问责过程中，一旦违反法定程序就会影响问责结果的公正，并损害责任人的程序权利。为了保障问责对象的程序权利，必须改变以往那种“重实体轻程序”的做法，依照法定程序实施问责。
3.2 培育食品安全行政问责文化 营造行政问责文化的核心是破除“官本位”思想，建立以“民为本”思想为核心的新政治道德。欧文·E·休斯指出：“公共行政无论在总体上还是在行政人员个体那里，都应当把维护公共利益作为不可移易的目标，任何脱离这一目标的行为都是对其责任的背离，而且应当承担其后果和责任。
即使得不到法律的惩罚也应当受到道德的谴责。”因此。
在保障全体国民食品安全这一伟大事业中，各级政府及其监管部门应树立“有权必有责”的行政责任意识，真正履行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行政问责文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作为“行政”文化，它包括行政思想、行政理想、行政道德、行政观念、行政传统、行政习惯等等，促使政府及公务员尽职尽责；另一方面作为“问责”文化，它通过问责主体对问责客体的监督、质询等活动，促使政府及公务员积极回应社会诉求，主动承担责任。
行政问责文化作为柔性机制，对于强化官员的责任感和自律意识、弥补刚性问责制度的“盲区”、造就公民意识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1)行政问责文化有助于强化官员的责任感和自律意识，它给官员产生强大而无形的压力，大大地提升官员的责任感，使其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2)行政问责文化为保证行政权力的有效、合法运行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3)行政问责文化具有对于法律责任的补位功能。在行政领域中，法律规范在实践中与具体行政行为的责任需求很难实现完全的相符，因此而导致责任的“盲区”，限制其功能的发挥。
所以，行政问责文化的补位功能发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3.3 建立食品安全行政问责层级体系 应对突发食品安全事件预案中对食品安全事件分级，食品安全行政问责也应当分级。
根据食品安全事件危害大小、影响程序、责任机关及责任人的级别等对食品安全行政问责进行分级，进而对各级别问责进行相应的规范，建立食品安全行政问责层级体系。 在民主政治下，国家的一切权力来自于人民，政府通过授权获得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力。
政府作为食品安全监管的主导性主体，对于分散在其他综合监管部门的监管权，应该进行调整、清理和回收，最大程度上解决多头执法问题，保证监管机构监管权的统一。在配置监管权的时候我们要遵循统一指挥原则、控制适度原则、权责对等原则。
为了完成监管总体目标，需要把监管工作任务分解，然后委托一定数量的管理者负责，并授予一定的权力，以保证监管目标的实现。这里的权力配置主要包括创制权、决定权、命令权、执法权、强制权、处罚权、监督权。
权力分配的结果形成横向和纵向两种组织结构形式，纵向结构设计的结果是产生了决策的层级化，确定了由上到下的指挥链以及链上每一级的权责关系，具有明确的方向性和连续性。横向结构设计的结果是形成监管组织的部门化和相互之间的关系，确定了监管部门的基本职能、监管部门负责人的控制幅度、内设部门的划分标准以及监管部门之间的工作关系。
纵向职权配置与横向职权配置应相互结合，横向和纵向监管权的重叠和交叉，促进监管权的相对集中。 在宏观层面，国家的食品药品监督局具有指导和协调相关部门的权力，具有制定监管法律、标准的权力，同时相对应其承担的食品安全责任也比较大；在中观层面，省(自治区)直辖市、地级的体制基础是尊重现行架构以分为主，食品药品监管联席会议是具有独立法律人格主要起协调作用的行政主体，基于其功能定位是协调作用，敌职权范围应该相对狭小；在微观层面，县级行政主体的职权也应该相对集中到一到两个部门，目前存在的基层权力过于分散情形应该改变。
因此，建议基层执法权集中，利于监管工作统一展开，提高监管效率。 监管权的配置必须在两个方面进行权衡：其一，职权范围扩大将带来监管和协调成本的增加，但是信息的沟通和传递速度比较快；其二，监管任务完成效率具有递减性，监管层级增加将影响信息的传递速度，信息失真度加大，但有利于工作任务的衔接与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