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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调查数据显示：目前罚金刑的适用问题多，隐患多，执行难且缺少监督和制约。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由于长期受我国传统的重自由刑、生命刑、轻财产刑的刑罚观念的影响以及受原刑法的立法限制，在刑事诉讼中并没有对生效的判决、裁定中确定的罚金刑的执行进行应有的监督，使之成为法律监督的盲区，与已渐趋规范化、制度化的自由刑、生命刑的执行极不相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法律监督的完整性。
一、罚金刑适用存在的问题
(一)判前商议，先缴后判，程序倒置
刑事审判中，法院为保障罚金刑的执行，通常会与被告人或其辩护人协商，甚至在庭审过程中询问被告人能否缴纳罚金，待被告人缴纳或承诺缴纳后，法院才进行判决。这种做法既违背了先判决后执行的诉讼程序，也违背了法治国家对法官中立性的要求，是对刑事诉讼程序正义的直接破坏。
(二)判决、执行随意性大，缺乏统一透明标准
罚金刑的规定大多没有具体金额标准，伸缩性强，弹性大。刑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有些地区虽然规定有参考指数，但也定的比较宽松，这种金额上的伸缩性很容易造成法院在办理案件时，凭借主观判断、随意甚至滥用罚金刑。突出表现为部分被告人犯罪情节相似主刑一致，所判罚金金额悬殊，多者上万，少则一千。在罚金刑执行过程中，法院减免罚金刑数额随意性大，透明度低，影响法律的严肃性和公平公正。
(三)缴纳罚金作为量刑的从轻情节，罚金刑异化为赎刑
罚金在我国刑罚体系中虽然是附加刑，自由刑与罚金刑之间也并不存在折抵关系。但是，刑事审判中，某些法院受利益驱动，把部门利益与罚金挂钩，往往将罚金的缴纳视为自由刑从轻处罚的情节。同样的犯罪，类似的情节，因缴纳罚金情况不同，而导致自由刑轻重有别。共同犯罪，同案犯也因罚金缴纳有别而导致自由刑各异。这种做法事实上是改变了罚金的性质，把罚金的有无、多少当成量刑幅度的依据，成为犯罪分子被判处人身刑刑期长短的一种前提条件。这样一来，刑罚不但不能起到惩罚和教育的目的，而且还会给犯罪分子及其家属和社会造成有钱可以买刑，可以开脱罪责的不良影响。
(四)执行流于形式，执行难问题突出，有失法律尊严
在判处罚金的案件中，法院仅依据法律的规定，对被告人并处或单处了罚金，而往往忽略了被告人的经济承担能力。在实际工作中，罚金刑的执行存在很大难度，一般情况是除了先期缴纳的罚金外，其余的大都是有名无实，或罚金缴纳数额严重不足，或隐匿财产拒不缴纳，致使罚金刑得不到执行，流于形式，也有失法律的严肃性。据调查，该基层法院2005年5月至2009年5月判处罚金的案件，有80%以上的并处罚金未能执行。
二、存在问题的原因
(一)部门利益驱动是导致罚金刑过多过滥关键原因
据了解，目前人民法院收取的诉讼费、罚金等，地方财政大多返还归其使用，用于法院基础设施建设、办公条件改善等，一些基层法院受经济利益的驱动，不惜以牺牲法制环境为代价，随意适用罚金刑，或给刑事审判庭下达罚金指标，对单处或并处罚金的案件听之任之，应该说这是适用罚金刑过滥、过多、适用不当的主要原因。部分案件承办人受人之托，办理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本着花人钱财、给人消灾的思想，利用手中的权利，减免被告人人身刑的处罚，这是罚金刑适用过滥过多的又一重要原因。
(二)自由裁量缺少监督及关系人情等因素的存在导致罚金随意性大，透明度不高
关于罚金刑的适用，我国采用的是普通罚金制、倍比罚金制和无限额罚金制三种方法。这三种方法在案件的具体操作中，法官拥有很大的裁量权，罚金数额可高可低，甚至高低之间相差悬殊很大。这样，由于法官的素质以及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再加上缺少应有的监督，罚金刑的适用很容易出现畸轻畸重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