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表示，我国出口竞争力出现了一些趋势性变化。“随着研发能力、品牌竞争力、成本管理能力的集聚和人工素质的提高，我国出口竞争新优势从无到有缓慢成长，并将迎来由弱转稳的拐点。”他预计，我国2015年的出口增速达到7%，并支持实体经济持续向好。
目前，一轮新的贸易和投资规则正在形成，在传统货物贸易发展空间已经很成熟的情况下，投资和服务贸易正在兴起。这是一个新的世界经济格局，我国外贸的新增长点，在主动参与新格局的机会中。
全球经济构建新常态
“世界经济的旧常态已经不能维持了。”吴敬琏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逐渐形成了一种世界经济的态势，这种态势，我把它叫做竞相互补。就是在两类国家之间――一类是发达国家，另一类是新兴的工业经济国家，各自都有经济失衡，这两类失衡正好是相反的。”
就发达国家而言，其国内经济的失衡主要表现为，在高消费高福利的引导下形成的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巨大缺口；对新兴工业化国家来说，失衡是在一个高投资高储蓄的引导下形成的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巨大剩余。这两类失衡国家通过国际贸易维持经济运转。
“特别是对于我们这样的新兴经济体来说，正是这样一种机制促成了我们经济的高速增长。也许是从日本开始，我国是到了20世纪后期才加入了这个行列，但是很快就受益于这样一套机制，使得经济很快崛起。”吴敬琏说。
这样一种态势，一方面促成了这些国家的经济稳定发展甚至是高速度发展，另一方面也逐渐积累起一些严重的问题。“对这两类经济体来说，都发生了一个突出问题：就是货币超发、债务积累，以至于到了20世纪后期这两类国家都出现资产负债表的巨大缺陷。当这个缺陷、这个负债积累到一定程度，往往就会爆发系统性的危机。”吴敬琏分析道，最早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发生了金融危机，接下来发生了包括东南亚金融危机在内的一系列的危机；再到2008年、2009年，出现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这些金融危机的发生，证明这个旧的常态已经不能维持了，它要寻求一个新的常态。”吴敬琏说。
吴敬琏认为，新常态不会是像2009年太平洋资产管理公司的两位负责人最先提出的那种。2009年，这两位负责人提出世界经济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将要处于长时期的萧条。“事实证明这两位先生在2009年所预示的状况并没有出现，美国的经济就很快调整过来达到了复苏。”
这个新常态也不会像有些人所希望的从全球化倒退，走向“分裂的两个市场”甚至更多的互相隔绝的世界经济体系。吴敬琏认为，新常态会进一步推进全球化。“一个很明显的迹象就是现在正在酝酿着贸易和投资规则新的进步。如果说过去是世贸组织为代表的贸易便利化为主的全球化，那么进一步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可能不在（货物）贸易上了，比如日渐兴起的服务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这样将会出现一个新的世界经济格局、新的更高水平的全球化经济格局。”
我国正在通过适应这种进步的变化，来安排国内经济和对外经济关系的改革，比如上海自贸试验区正在进行的探索。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这方面的努力和世界经济体系中贸易、投资规则的进一步改善和提高是完全合拍的，是一个推进世界经济进一步朝更高水平发展的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力量，因为中国现在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吴敬琏说，“当然，对外经济关系上的改革和进步需要国内经济的配合。”
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国内经济改革的核心是建立一个统一开放的、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显然这样一个市场体系是跟新的全球经济新规则、新进步完全衔接的，这两方面是互相配合的。”吴敬琏说，以贸易和投资谈判中提出的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要求为例，这不但在对外投资谈判中已成为共识，而且在国内也要对投资实施负面清单制度。
亚太地区的重要性
根据商务部研究院发布的2014秋季贸易报告，全球经济缓慢复苏，分化态势仍将持续。世界经济复苏力度弱于预期，美国经济复苏势头较好，欧洲和日本表现不佳，新兴经济体增长动力有所削弱，全球地缘政治风险突出。
“亚太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商务部部长助理王受文说。
“近年来，亚太地区快速发展，成为无论在贸易还是经济上均占世界总量半壁江山的重要地区。本地区的合作对区域内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很重要，对世界经济的增长也起到决定性作用。”商务部部长高虎城说。
亚太地区21个APEC成员的对外贸易总额和经济总量，分别占全球的48%和57%。
现阶段，我国正力促建立亚太自贸区，并提出全面落实巴厘岛会议成果抓紧制定“后巴厘”工作计划，在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周期间，批准《亚太经合组织促进全球价值链发展合作战略蓝图》以及《亚太经合组织贸易增加值核算战略框架》等合作框架和倡议，深掘亚太地区的增长潜力。
亚太地区对中国贸易和投资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