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过上田园般的生活，漂亮的绿化带点缀着低矮的小房子，宽阔的马路穿梭其中……这大概是多数城市人的梦想。可最新一期《经济学家》却打破了这一遐想，它在封面文章《城市与空间》及研究文章《土地的悖论》中，提出了一个基本与“绿色城市”相违背的观点：现在大部分大城市的规划，人为地导致了土地资源稀缺、土地利用水平低，从而带来巨大的经济代价，因此建议各国决策者征收高额土地税，并实行自上而下的城市规划，让大城市的房子盖得更高更密、城市交通更快。而这似乎从侧面为中国“土地财政”正了名：如果人口聚集城市产生经济价值，那么以出卖土地来发展城市的方式就是正当的。
沉重的土地代价
《经济学家》的文章从最基本的供需关系出发，探析土地稀缺背后的原因。哈佛大学教授爱德华・格雷瑟和巴塞罗那研究机构CREI的研究员贾科莫・彭泽图（Giacomo Ponzetto）认为，信息技术革命使知识密集型产业利润可观，也使知识密集的大城市像磁铁一样，吸引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城市重新成为全球经济的核心。爱德华・格雷瑟和他的同事马修・莱森哲还发现，在创意聚集的大城市，劳动力积累知识的速度更快。也就是说，大城市通过聚集知识和创意创造财富，吸引人口聚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北上广的人口越来越膨胀。
人口聚集就必然导致城市土地稀缺？事实并非如此。如果每户家庭按占地1英亩计算，一个得克萨斯州就足以容下整个美国。这就引出了当前大城市土地稀缺的第二个原因：城市规划导致土地供应少，利用水平低。
19世纪末城市毫无节制地发展，引发贫民窟、犯罪率上升等一系列问题。城市规划是决策者对城市无节制发展的矫正措施。近100年来，各国政府对城市土地规划的规定越来越严格，现在看来似乎有些矫枉过正了。
例如，谷歌公司原计划在硅谷的山景城建居住区，但因居民的宠物可能威胁当地的猫头鹰种群，该计划遭到抗议。山景城的圣克拉拉是许多世界一流信息技术公司的总部，人口本应十分密集，可由于城市规划，这里的房屋大都是独门独院，人口密度仅为每平方千米2300人，比人口密度本就不高的旧金山还要低3倍。
这种土地现象，造成了大卫・李嘉图所说的因资源稀缺获得“意外之财”的现象。早在19世纪，李嘉图就观察到，粮食供应趋紧抬高粮价，拥有良田的地主突然发现自己的财富膨胀，可财富的获得不是依靠创新，而是因为他碰巧拥有一种稀缺资源。现在世界的土地情况也是如此，拥有土地就能轻而易举获得“意外之财”。 大城市通过聚集知识和创意创造财富，吸引人口聚集。
更高、更快、更密集
对于如何破解大城市土地稀缺的难题，《经济学家》给出的答案很简单：征高额土地税，以增加土地使用成本，让开发商把建筑物建得更高;实行自上而下的城市规划，让城市交通更快，建筑物建得更密集。
在许多富裕的国家，土地增值税只占总税收很小的部分，但地税是一个很有效的手段，因为房产所有者很难逃税。尽管高额地税会打击投资的积极性，可它会鼓励开发商对土地竭尽其能地开发，将楼房建得尽可能高，从而提升土地利用率。
也许有人会说，放松城市规划，难道又要走19世纪城市无节制发展的老路吗？《经济学家》认为，就像放松移民政策会给国内就业带来负面冲击、放松全球贸易政策会给国内产业带来负面冲击一样，放松城市规划可能带来贫民窟增加、犯罪率上升等问题，但这些负面效应是可以克服的。
不过，这两项简单的建议执行起来都不简单。现在的城市土地政策对拥有土地的人群有利，征收高额土地税将打击富裕阶层，他们的反对是显而易见的。反对放松城市规划的人群更加广泛，从关心动物的环保人士到希望得到天价赔偿的钉子户。可城市土地稀缺问题必须解决，因为没有任何政策能让世界产生10万亿美元左右的GDP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