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中的“中国制造2025”越来越热。从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部署，到工信部近日的规划预热，再到媒体上的高频出现，以及资本市场的热捧，人们对中国制造的关注日益升温。
产业转型升级，尤其是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并不是一个新的提法，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以珠三角代工企业集群遭遇的外贸生存危机为起点，如何提高中国制造的附加值，摆脱处于“微笑曲线”低谷的命运，一直是中国制造思索与探寻的命题。但此后的两三年，中国制造的转型危机被高投资带来的经济繁荣所掩盖，中国制造升级的路径与长期目标也未成型。
危机终究是掩盖不过去，经济进入新常态后，淘汰落后产能、产业转型升级迫在眉睫。金融危机初期的转型之急，是解决产品附加值低、品牌缺乏的问题，平衡外需与内需的关系。而当下的转型升级，已不再是简单的内外需求市场难题，而是国内生产要素环境的剧变与国外竞争格局的叠加所迫，比如国内人力成本等攀升使得“洼地”优势不再明显，美德日等传统制造业强国从危机中走出来重新强化其制造业地位。
在此条件下，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的目标与路径尤为重要，我们固然有各种劣势，但“中国制造2025”的实施，可能是中国经济第二次腾飞的良机：一方面，中国具备制造业的良好基础，即便整体基础处于中低端，但齐全的工业门类，庞大的研发队伍，都是质变的条件;另一方面，中国的互联网行业发展已经走在世界的前列，“互联网思维”已经深入到各行各业，“中国制造2025”与“互联网+”两大战略叠加，更具想象空间。
但中国经济发展的脉络表明，政府推动的产业发展规划与实施步骤往往是双刃剑，既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点，也有办过头造成产能过剩之虞。“中国制造2025”给出的升级转型路径已经突破了传统制造业的范畴，需要新的转型思维。
其一，需要调节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避免形成新的产能过剩，避免再走全国一拥而上发展重点产业的老路。
2009年后，以光伏为代表的新能源产业产能迅速扩张，地方政府争上各种战略新兴产业项目，各种产业园趁势而起，部分企业甚至借机圈地。政策对资本的引领作用往往超出企业对市场的理性判断，光伏、风电此后陷入产能严重过剩窘况，同时面临西方反倾销。
由于“中国制造2025”的正式规划文本尚未出台，地方政府的相关动作还没有摆上台面，但不能不警惕地方政府紧抱政策大腿的规划惯性。上一轮四万亿投资砸出来的过剩产能尚在消化中，这种消化并非简单的做减法，消化所付出的社会成本可能超出其本身的价值。
其二，大力推动国企与民企的合作发展，既发挥国企的资金、技术优势，又为中小企业的创造性提供机会。
公开信息显示，部分国企已经在积极响应“中国制造2025”，如已有企业负责人表态在为智能制造做准备。对于处于转型中的中小企业来说，要参与进来并不 容易，转型本身就会带来痛苦，而新的转型瞄准的是所谓“工业4.0”，这对于刚刚进入“工业3.0”的大多数中国制造企业来说，无疑是艰难的。更为现实的 问题在于，谁来为跨越式转型埋单？通俗的说，转型需要资本，资本是各种要素的粘合剂，没有资本，转型所需要的技术、人才都无从谈起。
钱从哪里来？李克强总理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或许能激发更多的民间资本参与到产业转型中来，形成全社会参与、分担、共享的升级转型大舞台。但对于多数企业来说，资金问题的解决还得依靠政府与金融机构，政策向来是资本的向导，相伴随的还有财税、金融政策的倾斜。
其三，中国企业需要更加关心知识产权，不仅是单项技术，应该更积极布局集成知识产权。“走出去”的中国企业需要将购买的重点从重资产转向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轻资产转移。
“中国制造2025”提出重点发展的十大领域，其中信息技术与机器人代表着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的大趋势，这也是德国“工业4.0”的核心所在。现有的概 念与理论都表明未来的智能制造是一个融合的产业，更是智慧的集合，没有知识产权，中国制造可能还会沦为西方制造的工厂。
目前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经处于全球首位，但依然面临转化率低的窘境，一方面是部分专利落地难，产学研协调欠佳，另一方面，中国在专利布局方面已经落后于美国、欧洲、日本，单个的专利无法突破西方的专利“包围圈”，这造成中国手机制造企业集体为高通打工的现象。
其四，“中国制造2025”很美，但再美也不是中国经济的全部，甚至不是中国制造的全部。中国工业囊括了全球所有的工业门类，这非推行“工业4.0”的德国所能比，但正是这些一个不漏的门类，从所谓的1.0至3.0均有分布，因此，我们难以指望整个中国制造业全部一蹴而就靓丽升级。
无论智能制造未来会怎样改变我们的生活和经济，摆在面前的一个紧迫问题仍是“稳增长和保就业”。在考虑中国制造进入第一阵营的同时，还得处理好化解过剩产能与“稳增长”的现实矛盾。
所以，考虑“中国制造2025”时，还要理性，切忌重走“一哄而上”的老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