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是一个由中国倡导的、用于支持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开发机构，它的成立对中国来说，既是一个机遇，又是一个挑战。一方面，它可以解决产能过剩和外汇储备过剩的问题，使人民币走向国际化，使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另一方面，又会带来一定的投资风险和管理风险。面对亚投行的双面性，中国需要冷静的加以思考。
关键词：亚投行;机遇;挑战;基础设施建设
一、亚投行概述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是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总部设在北京。亚投行的建立是中国倡导的，按照多边开发银行的模式和原则运营，专为亚洲量身打造的基础设施开发性机构。亚投行的运营也将采取多样化立体式的现代金融手段，初期提供主权贷款，之后建立信托基金，并且引入了PPP模式，甚至将鼓励主权财富基金、养老基金等其他资本投资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
亚投行的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中国初始认缴资本目标为500亿美元左右，中国出资50%，为最大的股东。各意向创始成员同意，各国将国内生产总值（GDP）衡量的经济权重作为股份分配的基础。
现有的章程规定，亚投行作为“多边开发银行”治理最核心问题的投票权实际上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亚洲区域内的国家和地区所占有的75%，另一部分是区域以外非亚洲的国家和地区占有的25%。亚洲区域内的75%的投票权再根据各个国家和地区的GDP、人口等一系列的指标决定。这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根据出资占股比例决定投票权截然不同。
二、亚投行的发展历程
三、亚投行的发展背景
另一方面，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在基础设施设备制造方面已经形成了相当完整的产业链，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关产业期望能够更快地走向国际。但是亚洲经济体之间很难利用各自所具备的高额资本存量优势，缺乏有效的多边合作机制，缺乏把资本转化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
金融危机后确定的国际治理改革阻碍重重，美国不仅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加以阻止，而且通过其主导的TPP谈判来压制中国在亚太地区的贸易竞争力，更希望通过辅以TTIP谈判，来绕开WTO多边机制，重新获得国际贸易规则制定权。亚投行的建立，将提升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以此改变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在发达国家主导下制定国际信贷标准的旧有格局。
四、亚投行给中国带来的机遇
第一，有助于解决中国经济中存在的“两个过剩”问题，即外汇储备过剩和生产能力过剩。中国能够输出的主要是“铁公基”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相应配套的人力、物力和技术支持，来解决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根据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字，中国目前持有1万亿美元以上的美国财政部债权和1万亿美元以上美国公司债权。这两万多亿美元的美元资产，构成了中国外汇储备的大部分，中国通过倡导建立亚投行，可以通过投资将过量的外汇储备以高效的方式转移出去。并在中国制造和中国建筑走向海外的同时，将中国的基础设施标准加以推广，从而使中国基础建设和装备制造业拥有更加持久的竞争力。
第二，加速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在亚投行业务开展后，中国可以以亚投行信贷为先导，在地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通过促进直接对外投资来带动人民币走出去。资本走出国门，必然带动人民币国际化，会逐渐清除美元和日元的影响，亚投行的成员国会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市场，加速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第三，带动中国企业走向海外。中国企业可以积极利用亚投行这个良好的平台，推动对外投资的进程。亚投行由于其国际性，当被投资国是亚投行成员国时，中国企业在当地的海外投资将会受到较好地保护和支持，这使得亚投行能够降低中国企业在参与国投资的成本和风险。同时，亚投行不仅仅青睐创建型的绿地投资，还会包括跨境并购，参与一些前景看好的现有项目改造。总之，亚投行一定程度上能成为支持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并购的资金和信息平台。
五、亚投行给中国带来的挑战
第一，商业原则运行与基础设施建设短期盈利之间的矛盾。亚投行的主要投资领域为基础设施融资。众所周知，基础设施的建设往往具有周期长、难度大的特点，因此投资风险非常高，亚投行可能面临的投资风险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投资项目本身的财务风险，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断、项目借款方乃至贷款国政府清偿能力不足等等;另一类则是由政治、军事、安全等非经济因素所导致的投资风险。对亚投行而言，第二类风险尤其需要引起重视。长期以来，中亚和南亚各国的政治和制度环境不够稳定，大国利益的介入也使得地缘政治关系较为复杂，民族和宗教信仰冲突不断，恐怖主义活动较为频繁，从而使亚投行在该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
第二，如何更好的保护中国资本的问题。中国对亚投行建立的投入是非常大的，而且其中一部分还是国有资本。国家资本有好的地方，也有坏的地方，好的地方是中国可以让国有企业去走出去;坏的地方在于，一旦出现纷争，就很容易被看成是政府行为，被上升到外交和政治层面。因而，资本走出去后，还需要更多的权益来进行保护。例如，中国在墨西哥投资的高铁项目、在缅甸的多笔投资等，都遭遇了问题，并且目前仍然没有很好的解决方式。中国作为最大的股东，保护好中国资本就是亟需解决的问题。
第三，高标准与高效率之间的博弈。美国已经多次公开对亚投行的标准规则提出质疑，要求亚投行提高标准。从某种程度上说标准高就意味着低效率。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在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的低效，高标准是主要因素。但同时，较高的治理标准和较严格的监管会帮助亚投行获得更高的国际评级，这对于亚投行的声誉和募资都是有利的。因此，亚投行必须在高标准和高效率上掌握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