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四个全面”的提出更加全面的展现出新一轮改革的战略部署。如何在十二五规划的收官阶段顺利承上启下考验着改革的持续性与科学性。在当前形势下，兴起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的新公共行政学所倡导的对社会公平与民主行政价值的呼吁及对政府公共性热枕的关注对我国目前行政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基于当下国情政情社情，本文将探讨新公共行政学对当前我国行政改革的借鉴和启发。
关键词：行政改革；新公共行政学；启示
一、引言
当前消费主义与成功学盛行，种种社会矛盾接踵而至，旧的改革红利即将告罄。国家及社会需要新的动力去激发新的改革红利。十八大闭幕至今，中央政府一系列的改革举措彰显出变则通，通则达的决心。持久强硬的反腐、养老金并轨、户口迁移政策的进一步调整、公务员薪酬制度改革等政策的出台赢得民众阵阵叫好。而这些政策的设计宗旨都围绕着社会公平，这也与“四个全面”的战略部署以及相得益彰。
实践发展需要理论的启示与引导。在公共行政理论发展过程中，兴起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的新公共行政学所倡导的对社会公平与民主行政价值的呼吁及对政府公共性热枕的关注对我国目前行政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相比较与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新公共行政学将社会公平纳入其理论目标与进本原理之中。它倡导减少层级节制、分权、参与、民主行政、对社会民众的需求作出积极回应以及面对面的沟通等主张。这些观念对当前中国行政改革与社会转型具有关键性的借鉴意义。
二、新公共行政学的产生及理论主张
（一）新公共行政学的产生
新公共行政学源起于1968年召开的第一届明诺布鲁克会议，之后又经过两次明诺布鲁克会议而延续，尽管三次明诺布鲁克会议的缘起、经过和会议主题各不相同，但对于公共行政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均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影响。
（二）理论主张
1、社会公平价值观
效率与经济是传统公共行政学所倡导公共行政的两个基本原则。对效率与经济的过分关注使得人与人之间变成了工具般地相互操纵，以追求有效率地完成组织目标，而个人则失去了自我反思和自我了解意识，缺乏创造精神和人格的健康发展。对此，新公共行政学便将社会公平纳入公共行政的原则体系内，进而弥补传统公共行政学的不足。
新公共行政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弗雷德里克森在《迈向新公共行政》一书中表示：“新公共行政，是在传统关切的效率与经济取向外，再增加一项社会公平的价值考量。”他还认为，对社会公平涵义的讨论首先应当在伦理学范畴内展开，然后才是一个法律问题。新公共行政学派学者直接从美国当代著名真哲学家和伦理学家约翰・罗尔斯的“作为公平的正义”思想体系中获取坚实的理论依据。公平的自由处于高于一切的地位，理想的“正义”社会应拥有最大的公平自由，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该享有公平的自由，包括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等。另外，公平不仅指的是法律上的公平，还应当包括结果与事实的公平，应当最大化最不利群体。在第一届明诺布鲁克会议上，学者拉波特就指出公共组织的目的就在于最大限度化解社会中人所遭受的物质与精神方面的痛苦，提高他们更多的生存机会。新公共行政学者还提出社会公平应当时行政人员的理论原则。政策制定的原则便是适用于每一个个体，不同的个体有不同的偏好与诉求，政府的政策应就不同的需求而区别对待。
虽然新公共行政学派批判传统传统公共学理论过分迷信效率，但是这不意味着要完全抛弃效率。新公共行政学派批判的重点在于效率的方向性问题，并不是效率本身，他们认为不能为了单纯追求效率而牺牲社会公平，效率与公平是相互关联的，效率的追求是保障社会公平的前提，如果缺乏效率，资源便会闲置甚至是浪费，那么社会公平的实现就更加困难。
2、公民精神与公民参与
对公民精神与公民参与的倡导也是新公共行政学的核心内容。他们主张高效的公共行政不仅仅是依靠政治精英与专才便能够实现与维持的，这需要全体公民的共同参与，建言献策。公共组织的目的在于实现公众利益最大化，政策设计也应以此为核心。而维护公民权益最为妥当的做法就是增加政策的透明度，即让公民参与到政策制定的过程中。
当然，并不是所有公民都能够且也不可能参与其中。政策参与需要谙熟宪法、热心社会公共事务、见多识广的积极性公民积极参与到公共事务的治理过程中，即具有公共精神的公民。
3、动态、开放的组织观
新公共行政学派认为传统公共行政学所强调的官僚层级体系及制度规范过于僵化、闭塞且缺乏弹性，这样的组织结构在激荡的社会变革中难以适应变化。对此，新公共行政学派的学者提出应当以公众各方面的诉求为行为导向，增加政府组织的弹性与回应性，构建动态性强、透明开放的组织结构以便及时调整应对公众需求的变化。
依据上述考虑，新公共行政推出五种组织设计模型，对科层制组织体系，尤其是组织结构进行了改造。
三、新公共行政学对我国行政改革的启示
（一）缩小收入差距，凸显社会公平
对此，政府必须高度重视社会公平，科学的制定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合理分配资源。明晰产权，合理征税，利用税收杠杆及转移支付调节收入分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最小化最不利群体。
（二）切实保证公民参与，提升政府回应能力
基于社会公平原则，新公共行政学提出了参与，对社会民众的需求做出积极回应的理念。这对中国的行政管理实践具有相当高的借鉴价值。
各级政府应当切实保障公民参与，尤其是基层民主。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经常出现村民通过金钱、暴力等非法手段为选举拉票，大搞形式民主。针对此现象必须立即彻底制止。通过宣传向村民灌输民主参与的意识，通过教育提升他们的政治素养与能力，通过制度设计监督民主选举，保障村民的合法权益。但是，由于村民文化水平相对较低，思维守旧僵化，因此，变这一现状的改变这需要几代人共同努力。
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化，国民整体素质较之建国初期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改善与提升，公民参政议政的数量及能力也在逐步发生质变，民主发展有了丰沃的政治土壤。作为公民参与时政的平台之一非政府组织应当得到各级政府的关注，非政府组织在弥补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缓和政府与群众关系等方面具有关键性的作用，政府应赋予他们更多的自主权。
此外，政府必须审时度势，在大数据背景下，利用电子信息技术时刻关注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诉求的变化，切实关注、分析公众的需求，结合形式制定满足公众需求的政策，接着要保证政策能够落实到基层并得到执行，同时要加强过程的监督与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