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主义视野
职业教育自产生之日起就与社会经济发展紧密相连，它在开发人力资源、促进就业、满足多元化教育需求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成为一个任何民族和国家都不敢忽视的力量。发展职业教育已经普遍成为世界各国政府的政策重点所在，更是被发展中国家视为赶超发达国家的关键途径。然而，在大多数国人的心目中，职业教育的二流教育形象仍然根深蒂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分离、抵触甚至走向对立，并造成了内在的关系紧张，职业教育招生仍然是高考最后批次录取，成为学生不得已的选择。为何中国政府发展职业教育热情高涨，然而社会民众却并不热衷，并斥之为二流教育? 职业教育吸引力不足的问题成为教育研究者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新制度主义认为，各种社会和政治制度具有其不同的文化基础，文化基础下的路径依赖适用于解释任何一种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为此， 本文选择新制度主义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剖析，以期对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出路有所启示。
一、新制度主义观点与评述
(一)新制度主义分析范式：整体和有机的方法
新制度主义的研究是在以前基于个人理性、行为主义、功能主义等一般制度研究的反思与批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它采用整体和有机的方法，认为个人的信仰、价值和行动内含于文化之中，其核心是理解制度变迁和调整的过程。它强调权力关系、法律体系和技术在制度的形成中是关键的解释因子。而之所以称之为新制度主义，仅仅因为在这些领域的许多学者都怀疑对社会过程的原子论的解释，而都赞成制度安排和社会过程的重要性。新制度主义对教育者的重要性在于它提醒人们教育改革必须涉及学校组织的深层结构问题和学校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深层结构问题，教育制度的形成是改革目标、社会文化、价值与行为方式共同作用的结果。
(二)社会文化、价值观念与制度相互作用
新制度主义认为制度由规制、规范和文化认知构成，与其相关的各种因素共存于组织的环境中。新制度主义把文化与价值观念等因素引入了研究对象的范畴，将文化、行为规范和各种法规制度各自赋予其制度含义，这种界定打破了制度与文化概念之间的界限。人类行为、社会环境和制度之间以各种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而文化被作为社会发展与教育制度之间沟通理解的桥梁。基于这一思想，制度的含义得到了扩展，不仅包含了一般意义上的正式制度，也包含习惯习俗等组成的非正式制度。二者的相互作用关系体现在：在正式制度的主导下，作为文化、观念或传统的非正式制度在各个层次上制约着正式制度的实施推行。因此，能够被社会文化接纳与认可的正式制度可以得到顺利推行，而与社会传统、文化背景相冲突的制度则难以推行。因此，文化认知是制度实施的基础，制度变迁必然以文化的转型作为先导，只有制度安排，却缺乏文化基础和制度实施机制，再好的制度也是一纸空文。
(三)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的特性
制度变迁是新制度主义理论提出的又一核心概念，它是指制度的替代、转换、交易与创新的过程。制度变迁分为两种：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前者具有渐进性、自发性、自主性的特征，常常表现为制度的完善;后者则是由政府法令强制推行的变迁，常常表现为制度改革或创新。之所以出现这种区分，则是由于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的特性。正是由于路径依赖这一特性，制度变迁有可能正确而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也可能失误而陷入恶性循环之中，需要强大的外力作用或者政权更替才能够改变制度的无效率状态。制度变迁的过程与结果受以下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制度变迁的起点历史社会环境，即人们过去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因此现有的制度多是由原有制度变体和进化而来，正如诺斯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的观点，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二是制度变迁的环境文化传统、信仰体系等观念因素，制度变迁的方向和可能出现的制度形式与此关系密切。正是由于在不同社会中存在历史社会起点、文化传统和信仰体系等方面的不同，不同国家和地区实施制度变迁过程和结果存在巨大的差异。
二、新制度主义视角下中国职业教育吸引力不足的文化成因
在新制度主义视野下，任何国家的教育制度与发展路径都基于本国独特的历史传统与文化基础，对社会文化、观念、规范等历史形成的规则存在着路径依赖。因此，职业教育发展在不同国家的发展路径取决于本国的历史沿革、文化传统等因素的作用，不同的职业教育制度与发展模式就在这一过程中形成。历史起点、民族文化、社会观念成为理解不同国家职业教育发展模式的关键背景，也成为解释不同国家职业教育发展模式形成的关键因素。在这一视角下分析造成中国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隔离、人文割裂、企业缺位等问题，可以得出以下观点：中国传统文化重伦理、轻技术的伦理理念，工业文明价值观的缺失及其由此导致的技术技能人才地位低下等不良的发展环境是职业教育吸引力不足的根本原因。
(一)重伦理轻技术的传统文化
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吸引力不足的原因深刻而多元，但重伦理轻技术的传统文化观念根深蒂固地影响着人们对职业教育的认知：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传统观念中充斥着对劳动的轻视，读书的目的就在于摆脱这种地位低下劳动者的角色。这种传统文化价值观与职业教育培养技术技能型劳动者、重应用、重实践的目的观和价值观是冲突的，这种价值观导致了人们在思想观念上轻视职业教育，进而影响了人们对职业教育的看法。现实中人们往往把高职教育看成是一个专科层次的短期教育，而非一个实用型教育类型;在招生制度安排上，优先普教、冷落职教，高职院校招生按批次排在普通高校之后招生，这使得社会普遍认为，只有成绩差、报考普通院校无望的学生才能无奈地选择职业学校。这些观念和制度安排都产生了教育内部歧视性的效果，产生高职院校低人一等的选择结果。
(二)工业文明价值观的缺失
随着工业社会的到来，大机器工业生产的发展催生了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西方社会产生了重视技术、技能的工业文明。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揭示了自助者天助之，倡导恪尽职守、努力工作的敬业精神的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工业萌发的决定性作用，这就是工业革命之所以发生在西方国家的关键原因所在。但长期以来，中国传统文化所存在的社会基础依存于小农经济的农业社会，历代封建社会都是重农抑商;即使经过了西学东渐、五四运动、改革开放等多次思想解放运动， 也经历了追赶先进工业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但其社会观念仍处于较低阶段，目前也还没有系统形成尊重劳动、崇尚技能、恪尽职守的工业社会价值体系。
很多研究者在分析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在中国受到阻碍的原因时，都会有共识地论及中国传统的教育观念：读书做官，轻视商业和实用技术，重视知识灌输等，但却常常忽视了中国工业文明缺失这一事实。时至今日，虽然落后的传统观念正在转变，但新的工业文明还远未形成，新的价值体系还有待建立。新制度主义视野下，职业教育发展存在着文化依赖，如尊重社会分工带来不同职业差异、发展技术专长、技术创新精神等，中国社会亟需补上工业文明这一课。历史上，中国从不乏个性鲜明的地域商业文明，然而在它们还未来得及融会并成就中国工业文明，尚在襁褓中的中国工业革命由于外来者的入侵而断层。而如今，省略了西方社会经历过的工业革命阶段，中国直接进入一个以全球化为标志的经济体系中。中国在短暂的工业化过程中，缺乏像西方一样对工业文化长久的吸收和积淀，未能形成被普罗大众认可并信赖的工业社会的共同理念与价值观。社会缺乏对社会竞争和创造的保护与激励，行业协会变为企业俱乐部从而失去了有效监督、领导与公信力，普通的工商业从业者难以进入社会主流或上流，有被边缘化的倾向。以上种种，均为中国缺乏工业文明之外象。中国最优秀的人才绝不是在工业、企业，而在企业工作的人才也得不到在工业文明中应有的社会地位。这是我国职业教育长期得不到甚至现在也未得到重视的深层次的原因。
(三)技术技能型人才社会地位低下
中国技术技能型人才地位低下，学历社会的特征依然明显。在中国短暂的工业文明史中，价值体系未能经过历史的沉淀形成与完善，靠技术劳动工作创造产品的技工、技师等生产者得不到应有的社会地位。接受了职业教育的学生其将来的工作岗位和薪酬水平没有显著提升， 在工资分配制度上，技能型人才的工资福利待遇一般不如智力型人才高，同时工作条件差，劳动强度大，技能型人才的劳动价值与社会地位也未获得广泛认可与肯定。由此导致中国最优秀的人才在职业选择中都去考公务员、进国家机关，而不是去企业从事技术从事生产。在以上社会背景下，职业教育低人一等的地位仍没改变，大多数毕业生就业层次低、稳定性不高、可迁移能力差仍是不争的事实。高职低人一等的看法不仅在学生中，而且在家长和教师中亦十分普遍。许多学生报考职业院校是不得已的选择，许多考生宁愿以高成本的多次高复来争取就读本科的机会，而不愿去读已考上的高职院校;许多家长不愿意让子女选择职业教育，因为这意味着没有一个好的前途。
三、新制度主义对提高中国职业教育吸引力的启示
在新制度主义视野下，正式制约( 例如政策等)、非正式制约(例如习俗等)以及它们的实施，是制度变迁的两条基本路径，基于此，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应是提升职业教育吸引力需要关注的两个维度。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和职业教育发展时日尚短，职业教育吸引力提升除了需要从增强职业教育的社会文化认同和完善国家制度两个维度努力外，同时需要关注职业教育发展外部环境的改善，即改善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发展环境和社会地位。
(一)增强职业教育的社会文化认同
新制度主义认为，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中国悠久的历史和传统文化一方面造就了这个伟大的民族，但另一方面也可能成为发展的包袱和桎梏，职业教育的发展正是在这种包袱和桎梏中艰难前行。作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的中国一直在借鉴、引进国外职业教育模式用于自己的发展，但常常只学到皮毛或形式，而难以得到彻底的实施。其根本原因在于，任何行之有效的发展模式都与本国政治、经济背景、文化传统以及高等教育系统的变化密切相关，是社会土壤和文化环境的孕育。中国职业教育要得到更多的社会文化认同，不仅要从形式上借鉴他国，还有待于重建中国的职教文化内涵，增补职业技术教育的文化基因。历史表明，任何社会理想和目标的实现都需要群众的觉悟和参与，由此必须运用多种手段和形式广泛、深入宣传职业教育的价值，如动员中小学生观摩全国、各省市举办的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让其从小树立强化劳动光荣、技术工人伟大等意识;设置法定的职业教育节、技工节等，褒奖通过职业教育而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人士;学校与企事业单位在相关节日开展活动、举办一定仪式，在全社会形成重视职业教育的氛围和习俗。
(二)职业教育国家制度的设计与推行
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存在社会层面、经济层面、体系层面以及财政投入四个层面影响职业教育吸引力的制度性障碍[8]。而从本质而言，制度性问题是职业教育吸引力缺乏的根本问题。由于我国职业教育的办学体制， 制度问题主要指向政府与政策，政府赋予了职业教育的合法性，在合法性的基础上的制度供给和资源供给成为高职教育存在与发展的动力源。为提高职业教育吸引力，应在国家制度设计和推行上着力完善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完善现代职教体系，打通职业教育人才层次提升通道。作为高等教育的一种重要类型，高职教育应当具有完整的体系，然而由于高职举办时间相对较短，加之国情的特殊性，使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长期局限于专科层次，体现终身教育理念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远未形成。虽然国家提出应用型本科转型为高职本科，但并未有制度设计使其与占半壁江山的专科高职相衔接，致使高职专科学生仍然缺乏学历上升通道。这局限了高职学生的发展，极大地降低了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因此构建中、高、本衔接的终身职业教育体系，是提升职业教育吸引力制度设计的根本。
二是加大对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政策鼓励和财政补贴力度。中国职业教育落后于企业实践、教育质量提升困难的根本原因在于，职业院校与行业、企业的合作既缺乏文化传统，也缺乏利益机制。因此，应从国家层面上出台制度政策，鼓励企业多方面参与职业教育，如对企业捐赠仪器、设备给予更多政策鼓励，对接受学生实习实训，给予鼓励和补贴，这也是国际上鼓励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通常做法。
三是要改革职业教育的办学体制和管理体制。制度设计上可以探索企业、学校双主体办学体制，引入企业深入参与职业教育，只有当企业成为办学主体时，职业教育才可能更具有质量、效率和活力。甚至可以考虑给目前各个行业领域的民营领军企业参与甚至开办职业教育的权利，让更多的企业除了纳税意外，有更多的方式对职业教育进行教育输出和资本投入，为企业提供一线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储备、岗前培训和职工培训等，深切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管理体制上，最主要是加大职业教育财政投入力度，建立健全职业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加大职业院校资源供给， 加强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改善职业院校办学条件。
(三)改善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发展环境和社会地位
导致职业教育社会认同度不高的根本原因在于重理论、轻技术的人才观念，和技术技能人才地位低下的不良发展环境。报考职业院校成为很多高考学生的不得已选择，学生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子女成为白领坐办公室，而不愿意他们成为蓝领技术工人。其根本原因在于，靠技术、手艺立足的职业岗位工作辛苦、环境差，而工资福利待遇还偏低，社会认可度不高，这些社会现实是影响人们文化选择的基本因素。什么时候，中国能够如德国一样，无论是面包师、鞋匠、泥瓦匠，还是近代的修鞋匠、邮递员，都是令人尊敬的职业，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就真正具备了大众文化基础。因此，为提高中国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必须着力提高一线技术工人的待遇，改善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发展环境和通道， 用较高收入水平、稳定和高质量的就业等市场机制作用，努力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引导全社会重视职业教育、青年人选择职业教育。
